2013年5月1日 星期三
今天一早离开纽约去波士顿。
因为怕我行李多，朋友开车送我，他说，要用四个小时，所以我们早早就上路了。
开始不知道为啥一路上心情舒畅，突然想明白了，这是因为天气。
瓦蓝瓦蓝的天空，没有一丝云彩，间或有喷气飞机在蓝色的天空画上一道白色的痕迹，像初学写字的孩儿在涂鸦。路两旁是茂密的树林，不像是有计划种植的，更像是随性而生，但又像是被控制在同一块画布上的颜料，舒服地生长在一起。
路上车不多，而路边的房子也不算多，而且都是非常普通的屋宇，以至于我有时会突然困惑一下，这和中国似乎差别不大啊！直到看到了那蓝天，我才醒了。
我开玩笑说，美国鬼子太坏了，把制造业转移到了中国，把中国污染了，给自己留了一片蓝天。当然是玩笑，曾经，中国还在以是制造业大国而荣耀。也许，这也是国家发展的必然吧。
终于到了哈佛。
在我的第一印象里，这是一座静谧的小城，似乎和波士顿没什么关系，房屋都不宏伟，似乎都有了些年头。很多小楼不是砖砌的，而是木头的，显得很单薄，但是，应当是造价低廉，工期很短的那种工程。
其实这也是美国文化的体现，崇尚实用，不那么讲形式。
说到这里，想起几位美国学者都向我提到的这样观点，中国领导人提出新型大国关系，美国人为什么兴趣不大呢？是因为这是一个形式的东西，不知道里面会装进什么东西。他们更习惯直来直去的实际内容，而不习惯把旗帜举得很高。
午饭后，拜访柯伟林。他是哈佛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也是曾经的哈佛文理学院院长，还是哈佛中国基金会主席和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总之，一堆头衔。
柯伟林去过中国很多次，也曾经参加过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那时，我们叫他科比，改叫柯伟林还有点不习惯，文绉绉的。不过，谐音是“可为邻”，倒是平添出几分亲切来。
洋人起中文名字其实是很有学问的。我在路上聊天时就说，现在傅高义比麦克法夸尔名气大多了，因素之一是麦氏名字不好记，后来起了中国名字马若德也不响亮，你看，傅高义，多响亮好记！说着，路边急匆匆走过一位长者，陪同我们的南希女士介绍说，这位就是马若德。他是《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的作者，现在已经83岁了，南希告诉我们，他去年才下了讲台，现在在研究中国和印度的古代关系，因为他出生在印度，对印度有感情。
因为约的是明天上午正式拜会这位勤奋老人，所以匆匆握别。
老人走在我们前面，比我们走得快，一会儿就消失了。
回到柯伟林。美国人有个特点，就是幽默。柯伟林说，哈佛校园有一条河，文理学院在河的那边，商学院和法学院在河的这边，所以，也有两岸关系。但是我们有两座桥，不像你们的两岸关系，没有桥。我说，桥也是有的，不过我们看不到而已。
柯伟林告诉我们，他对中国的教育改革有兴趣，正在做这方面的研究。他说，其实美国的教育也有问题，例如哈佛，有十个学院，就是十个哈佛，因为是各自为政的，院长都是土皇帝。我调侃他说，那你就是曾经的土皇帝了。
柯伟林叫来了另外一位老教授，沃伦，麦克法兰，拿过来一本书稿，书名是《Can china lead》，他说，希望《领导者》杂志能够刊登部分章节。
三年前，《领导者》杂志曾经采访过他，对此柯伟林很有印象，他说，他的那本杂志被人抢走了，希望我们再送给他一本。
柯伟林刚刚从北京回来，他去参加一个启动仪式，就是每年派出一些优秀的大学本科生到中国学习，这会对中美两国的未来产生深远的意义。我们关切地问他，这些美国学生愿意到中国学习吗？他毫不犹豫地回答，那是当然的。
我认为这不是虚妄之词。中美关系如此重要，做一个中国通，对这些莘莘学子来说，意味着大把的机会。
希望有这样一个转变，从大批的中国学生甚至官员到美国读书，转变到美国的学生甚至官员也到中国去读书，这样的交融才是双向的，最密切的。
从柯伟林的办公室出来，顺便逛逛哈佛校园。尽管柯伟林说，你们可以到哈佛做个访问学者，但是我知道，这辈子我是进不了哈佛校园读书了，期待下一代吧。
我们看了哈佛的教堂，哈佛庭院，就是最早的哈佛校园，看了哈佛的一个体育馆。对我来说，印象最深的，是说哈佛本科一年级的学生会受到特殊的待遇，例如在哈佛庭院里上学，在专门的餐厅吃饭，还可以请自己的父母在这个餐厅吃饭，上了二年级之后就没有了这个待遇。这是从开始培养学生对哈佛的亲近、自豪的情感，也算是对新来者的一种优待。
我没上过大学，但是当过兵。新兵到了部队后，一般来说受到的是老兵的欺负，要给老兵打饭，打洗脸水甚至洗衣服，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样的新兵期，能对部队有感情吗？
阳光明媚，绿草茵茵。草坪上，很多学生在读书，读累了，男女学生就拥抱轻吻；有的在晒太阳，晒舒服了，就脱成了一个比基尼；有的在画画，画累了，就躺下歇着。
那条河水波光粼粼，平静的很，突然波涛小涌，原来是学生们的划艇训练打搅了这平静。一切是那么的自由、自然、自在，难怪学子们趋之若鹜。
有一站安排是去哈佛费正清中心的图书馆。馆长南希是老朋友，我们《领导者》杂志的英文摘要就是南希翻译的。在这个图书馆里，看到了不少与我有关的东西。进门时，看到了一个小海报，是说明天我在这里演讲的主题——“中国改革十字路口的左右之争”；图书馆的杂志架上，摆着我们的《领导者》杂志。南希说，这是最受欢迎的杂志之一，甚至有时被偷走；书架上，摆着《我的父亲邓小平》，20年前，我是这本书的责任编辑；我还看到了《刘少奇年谱》，这本书的第一个章节是我写的；还有一本杂志《党的文献》，我在中央文献出版社当副社长时，曾经分管过这本杂志。
远在万里之外的哈佛，在世界顶级的学府，看到了我的几个脚印，不禁感慨。
晚上，南希请我们吃海鲜，波士顿的龙虾据说有名，我毫不客气地点了龙虾。果真美味！
饭后，漫步在哈佛校园的路上，微风掠过我的脸，一阵清爽。我不禁羡慕起在这里的学生和教授们，有这样好的环境，有这样好的清风！而引申来想，良好的教育，就是清风，而且是伴随终身的清风。
这清风，我们有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