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中日战争后，中国历史进入了自春秋战国以来的第二大混乱期，先后经历了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辛亥革命、北洋军阀论战、国民党中原大战、国共两次内战、抗日战争等，而此时西方国家虽然也有战乱，但总体上处于如火如荼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第二次工业革命这30多年是世界经济发展最快的30多年，石油工业、化学工业、飞机工业、汽车工业均诞生于这一时期，军事上的坦克、航空母舰等也都诞生于这一时期。如果说洋务运动时期我国的工业水平与日本不相上下，甚至略强于日本的话，而在这几十年里中国与日本的差距是彻底的拉开了、拉大了，已经不具备与日本交手的能力，等日本侵略中国时中国连件像样的武器都没有，连年的战乱使中国彻底失去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良机，这几十年是中国历史上最让人痛心疾首的几十年。
蒋介石统治中国时有过10年左右的和平发展期，但是这10年却实行买办经济路线，导致中国工业十分落后。
蒋介石的10年和斯大林的10年——再看“黄金10年”
1927年到1937年，是国民党政府在大陆执政比较稳定的时期，后来有人称之为“黄金10年”。
抗战中，国民党军工，特别是工业的基础——钢铁虚弱得可笑。这是国民党在抗战前对重工业的发展，尤其是钢铁工业的发展极端不重视造成的直接后果。
中国近代钢铁工业，是从1890年创办汉阳钢铁厂开始。从那时起，到1948年，50多年时间，中国生产了760多万吨钢。而新中国前7年就生产了1433万吨钢。实际上，旧中国生产的760多万吨钢，倒有600多万吨钢是日本侵占中国期间，日本在鞍山、本溪、唐山、大连和上海建立的工厂生产的。
国民党登台的1927年，全国钢产量是3万吨，到1935年才达到5万吨，也就是国民党所吹嘘的黄金10年中的黄金8年钢产量只增加了2万吨。与印度相比人均钢材是印度的1/27。
这期间唯一建成的大型钢铁企业，还是山西军阀建立的西北实业公司。而在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兵工署第二十四工厂则是四川军阀刘湘亲手建立，于抗战后交于国民党中央的。而国民党先是实业部1928年要在南京附近地区建炼钢，后是资源委员会1935年要在湖南湘潭建中央炼钢厂，但都只是纸上谈兵。
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汉阳钢铁厂在北洋军阀时期年钢产量就达到5万吨。汉阳钢铁厂于1925年停止炼钢，国民党统治十多年竟然没有恢复炼钢，到1938年10月21日武汉失守前夕，只将汉阳钢铁厂30吨马丁炉2座，35吨及50吨高架起重机2部及铸锭用模等附属品拆走，运入四川。更令人发指的是汉冶萍自己不产钢，但挖出的铁砂，炼出的生铁居然大部运往日本八藩钢铁厂又铸成武器，用来对付中国人。1935年以后，日本在鞍山等地建设的钢铁厂陆续投入生产，旧中国“名义上”的钢产量（因为大部分在东北，掌握在日本手里）才逐渐提高。
国民党统治中国的“黄金10年”基本都从外国买钢铁，经手人得百分之二三十的回扣，皆大欢喜。结果到1937年抗战爆发，北洋军阀时期能造的炮钢，枪管钢，反而全不能造了。
1943年，国统区大后方经历战时工业危机。1943年重庆18家铁厂14家倒闭，4家钢厂也倒了1家。按1944年4月2日《中央日报》（当时国民党机关报）的说法：机器厂维持经常开工者，不及十分之一，停用的工机具约占总数的40％。如果按1944年7月9日《新华日报》的文章《贵州企业公司四川参观团的报告》：四川工业50％到70％的生产能力处于闲置状态。这一方面缺枪缺炮，另一方面一不缺原料，二不缺工人，钢铁厂、机器加工厂却大批倒闭，这可称得上各国战时所未有的“奇迹”。国民党政府买办思想太浓厚，不扎扎实实办工业。
当时右派帮闲文人，鼓吹中国人低劣，不能独立自主建设自己的国家，恶毒咒骂中国五千年的文化和价值观，鼓吹全盘西化。然而买办们在这10年里却大发横财，从1928年建立中央银行开始，到1937年，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已经垄断了中国的金融业。至今还有人怀念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滩，怀念黄浦江里的外国兵舰，怀念租界里手持棍棒的红头阿三和安南巡捕。这些人就是买办和租界文人，那是他们淘金的10年。
买办没有祖国
买办一面把中国当成淘金场，一面把自己的根扎在大洋彼岸，一有风吹草动，只要拿上一本护照，再记住瑞士银行的密码，就可以一走了之。在美国居住多年的宋美龄，她豪华别墅的每一块砖都浸透了南京30万中国人的血，她余生中的每一天都在向人们证明这样一个道理——买办没有祖国。
因为买办没有祖国，所以买办不需要国防。国民党时代对海军的投资还比不上满清，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军的炮兵实力甚至比不上北洋军。买办经济只偏重于列强需要的轻工业，而所有和国防有关的航空、化学、钢铁等重工业都不能使买办获利。宋子文有句名言：“外国进口的盘尼西林（青霉素）用都用不完，中国何必要自己生产？”
在“黄金10年”里，一次次外敌入侵，一年年国土沦丧，中国仍然不能独立设计和制造国防需要的飞机、坦克、重炮。“黄金10年”竟是以1937年的南京大屠杀为结局的。
苏联的“黄金10年”
几乎与蒋介石的“黄金10年”同期，斯大林展开了一五计划和二五计划，大力发展国民经济。
其实当时斯大林接手的摊子并没有比蒋介石好多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俄国就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在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到高潮时期的1913年，俄国当时仍然属于欧洲最大的农业国。农业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的54％，工业收入仅占29％。
1927年10月1日，斯大林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在苏联开始实行。“一五”计划的基本任务是在短时间内建立国民经济技术改造的基础，把苏联由一个农业国变成工业国。1933年1月，斯大林宣布“一五”计划提前完成。在“一五”计划期间，苏联共建成1500家大企业，建立了机床、汽车、拖拉机、发动机、化学、飞机等工业部门；工业产量、工业在工农业产值中的比重、重工业在工业中的比重都大大提高。苏联由一个进口机器装备的国家变成生产机器装备的国家，由一个农业国变成工业国。同时，工业中的社会主义成份占了99.3%，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得到初步改善。
为了顺利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和加强国防能力，苏联提出了“技术决定一切”的口号。斯大林说：“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了50甚至100年。我们应当在10年以内跑完这个距离。否则我们就会被人打倒。”
为了尽快地解决技术问题，国家和工厂兴办了许多高等和中等的技术学校。到1933年，约有20万学生在高等技术院校攻读，90万学生在中等技术学校学习，同时工厂办的学校和专业训练班每年训练100万工人。这些学校和训练班，缓和了工程师和熟练工人短缺的矛盾。俄国革命前的现代化进程仅仅是注重经济的增长。苏联时期的现代化与之不一样，在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的同时，也创建了新的社会体制。国家保证了有计划地发展经济、科学和文化，实行了普遍就业、免费教育、免费医疗以及实际上的免费住宅、休假制及其他社会保障。
职工的技术进步了，生产效率提高了，成本降低了，苏联的第一个和第二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了。苏联由从前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世界上发展较快的工业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仅用4年零3个月的时间就于1932年完成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产业工人的数量增加了1倍，生产量也增加了1倍。苏联从前没有钢铁工业，现在有了；从前没有拖拉机工业，现在有了；从前没有机床制造工业，现在有了；从前没有汽车制造工业，现在有了。航空工业、农业机器制造业、化学工业以及其他行业，苏联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不仅创立了这些工业部门，而且它们的规模使欧洲工业相形见绌。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末，苏联工业总产值已经占据世界第二位、欧洲第一位。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末，苏联工业生产水平较之1913年增长了8.2倍。革命前的俄国工业产值仅占世界份额的2.6％，而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末苏联工业产值已经达到全世界的13.7％，1937年工业产值已经占到整个国民经济的77.4％。这些数字确切证明了国家的社会经济结构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确切证明了俄罗斯在通向现代化的道路上，在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道路上迈出了巨大的一步。
同样是10年，苏联在这10年参与了第二次世界工业革命，而中国在买办路线的误导下，却更加落后。一个国家如果不与世界工业大革命的大潮流保持同步是不可能有大的发展的。
文化决定论和制度决定论的式微
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帮助中国摆脱文化决定论
文化决定论和制度决定论是对中国影响最大的两个思潮，信奉文化决定论的人，一切问题都要从文化和价值观那里找答案，认为只有文化和价值观的改变才可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中国“打倒孔家店”、“废除汉字”等都是按照文化决定论的原则进行的。而20世纪七八十年代，“亚洲四小龙”的崛起才让中国人彻底认识清楚了“文化决定论”的错误。韩国被称为儒家国家的活化石，台湾、香港地区也非常重视儒家文化，这些经济体保存儒家文化都比我们更多，但都崛起为发达国家或地区，说明中国的儒家文化并非阻碍中国进步的因素。当然汉字更非阻碍中国进步的因素。也是从这时起中国才从文化决定论的泥沼中走出来。
民主和新自由主义的失败帮助中国摆脱制度决定论
制度决定论在现今社会也广泛流行。许多学者都认为，一个国家的根本出路在于建立先进的政治制度。这一理论在我国各时期都发生过重大影响。20世纪50年代的国有化、公社化政策，90年代的私有化政策，都是很好的例子。而让制度决定论在中国的影响渐渐式微的是，世界上采用西方政治制度的国家都不同程度陷入了政治混乱中，政治制度成为国家发展的阻碍性因素；而照搬西方经济制度的经济体也都最终以经济大崩溃和长期的经济停滞、倒退结束。这些都坚定了中国人走自己道路的信心，现在虽然也有极少数人顽固坚持制度决定论，并一直想将中国拉到改旗易帜的邪路上去，但这些人已经不是主流。
生产力决定论并不过时
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生产力决定论。马克思主义虽然没有诞生在中国，但却是中国将其发扬光大。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并没有扎下根。
文化决定论和制度决定论都属于“傻瓜理论”，可以非常容易地了解和掌握，这两个理论是从表面层次解释问题，也更容易让人接受。而马克思的生产力决定论运用得非常少，笔者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马克思主义是从根本上解释问题，人们接受起来不如文化决定论和制度决定论那么简单；其次马克思主义对人的要求比较高，背诵马克思主义的几条理论不难，但将马克思主义学深、学透并且活学活用，非常难，因此在中国真正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精髓的人非常少。
文化决定论和制度决定论虽然可以针对问题给出解释，但这些解释大多流于表面，因此对解决问题没有什么帮助，而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决定论并没有过时，在现实中也有这非常大的用武之地，我们不能将其完全抛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