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喜欢按历史事件划分国家发展阶段，而经济学者则根据国家发展战略划分国家发展阶段，按这一标准，我国自洋务运动至今，可以非常明确地划分为五大发展阶段，既洋务运动时代、革命与战乱时代、赶超战略时代、比较优势战略时代、自主创新时代。
人类进入工业时代以来，无疑，工业大革命成为时代的大潮流，而且这个大潮流是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任何国家的发展都必须紧跟这一潮流，而由于对这一大潮流认识不清，我们在发展过程中走了太多的弯路。本章就从世界工业革命大潮流的角度来讲述中国的近现代强国之路。
近代国家史其实就是工业革命发展史，如果错过了工业革命，国家必然走向落后，赶上了工业革命，国家就可以强盛。洋务运动时期，中国正处于世界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后期，在这一时期诞生了采煤、炼钢、铁路、火车、轮船、纺织等产业。虽然工业革命没有最先发生在中国，但洋务运动（指1861年至1894年）以“自强”、“求富”为旗号，采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创办了一批近代工业，在各个方面基本上赶上了西方国家。
总理衙门是当时推动洋务运动的中央机构。但洋务势力主要不在清朝中央，而在地方的总督和巡抚。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慈禧明白，要保持清朝的统治地位，必须依靠洋务派，所以她暂时采取了支持洋务派运动的策略。
在洋务运动期间，中国有了自己的煤矿、钢厂，可以自己制造轮船、枪炮，有了现代化的铁路。民用工业的兴办，部分地抵制了外国势力的扩张。如1872年李鸿章创办轮船招商局，使“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尽占”，3年多时间，“外轮损失一千三百多万两，美国旗昌行因不堪赔累，被招商局收购”。湖北织布局成立后，“江汉关进口洋布每年减少十万多匹。”中国资本挫败洋商，这在当时被视为“创见之事”。另外汉阳铁厂的钢铁还曾远销日本、美国、澳大利亚等地，其采用的“煤铁联营”模式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
洋务派还翻译了不少外国科技书籍，派遣了不少留学生，培养了一批外交和科技人才，又开现代教育的先河，创办了新式学校，培育了一批新人才，这对中国以后的发展有很大的帮助。
孙中山曾对洋务运动评价道：“比见国家奋筹富强之术，月异日新，不遗余力，乎将与欧洲并驾矣”，并认为“快舰、飞车、电邮、火械，昔日西人之所恃以凌我者，我今亦已有之，其他新法亦接踵举行。则凡所以安内攘外之大经，富国强兵之远略，在当局诸公已筹之稔矣”。
我能自强，则可以彼此相安
洋务运动期间，国内无大乱，国际环境缓和，中国与西方各国都处于和平状态，主要表现在：左宗棠收复新疆；冯子材大败法军；日本在朝鲜制造政变遭到失败等。当时中国的国势要强于日本。英国人评论说：“亚洲现在是在三大强国的手中——俄国、英国和中国。19世纪下半叶中国共进行了5次对外战争，《中法和约》是唯一没有割地赔款的和约，这一切其实都是洋务运动的成功所致。洋务运动基本上达到了“我能自强，则可以彼此相安”的目的。
近年，战争题材电视剧热播，在这些电视剧中有一个词出现的频率非常高，那就是“汉阳造”。从1895年开始，湖北枪炮厂开始生产一种型号的步枪，一直到1944年，该步枪在中国前后生产了将近50年。主要生产者为汉阳兵工厂，因此一般称之为”汉阳造“。这只小小的步枪虽然落后，但在中国的抗日战争中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甚至一度成为中国军队使用的主要武器。这些小细节足可以看出洋务运动对中国影响之深远。
辛亥革命以来，中国连年战乱，国民党在短暂的统一期内，实行买办经济路线，不注重民族工业，结果第二次工业革命在中国基本上没有发生。到解放时，我国的工业基础仍然是洋务运动留下的老底，解放后洋务派兴办的这些企业都收归国有，成为建设新中国的宝贵基础，比如1872年，李鸿章在上海开办的轮船招商局，是中国第一家轮船公司，并作为中国最久的航运企业一直存在至今，并已经形成了跨陆港两地及众多行业的综合性大型国企，拥有资产近千亿，而且名称沿用至今，也可算是洋务运动仅存的硕果。
附录
洋务运动前期，洋务派创办的一些具体企业。
1861年，曾国藩创办安庆军械所，任用中国工匠，仿制西式枪炮，是中国最早的近代军事工业。从1862年起，用3年时间研制成功我国第一艘轮船“黄鹄”号。
1861年，清政府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是清政府新设立的外交机构。
1862年，清政府在北京设立专门培养翻译人员的“同文馆”，这是清代最早的“洋务学堂”（1902年并入京师大学堂）。
1863年，在上海设立“广方言馆”；第二年又在广州设立一个“广方言馆”。“广方言馆”的主要目的，就是在于培养通晓外语的人才。
1865年，在上海建立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内设翻译馆；同年，又在南京建立金陵机器制造局。
1866年，在福州建立马尾船政局。
1870年，在天津建立军火机器总局（后改名为北洋机器制造局）。
1872年，在上海建立轮船招商局；中国第一批官派留学生出洋，由容闳指导选派。创办《申报》。
1875年，建议在各省设立洋学堂；创立科举考试中“洋务进取”一项。
1878年，在兰州建立兰州织呢局，这是中国最早的一家机器毛纺织厂。
1880年，在上海建立机器织布局，这是中国最早的机器棉纺织厂；同年，在天津设立京师学堂，购置军舰；设立南北电报局。
1881年，设立开平矿务局。
1882年，建立旅顺军港。
1885年，清政府新设立了海军衙门；在天津设陆军武备学堂。
1890年，在汉阳建立湖北枪炮厂；在湖北、江西设立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
以上这些当然不是完整的洋务运动内容，而仅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部分，实际上当时小一点的厂矿企业还有不少。
甲午战败谁的失败？
甲午战争的胜利，使日本一跃成为亚洲强国，完全摆脱了半殖民地地位。而中国的国际地位则一落千丈，财富大量流出，国势日渐颓微。甲午战败，对中国社会的震动之大，前所未有。一向被中国看不起的“倭寇”竟全歼北洋水师，索得巨款，割走国土。朝野上下，自信心丧失殆尽。清政府的独立财政也自此破产，开始靠向西方大国举债度日。
甲午一战，日本获得战争赔款二亿三千万两白银；舰艇等战利品价值也有一亿多日元。而当时日本的财政收入只有八千万日元。当时的日本外务大臣高兴地说：“一想到现在有三亿五千万元滚滚而来，无论政府还是私人都顿觉无比的富裕。日本第一次尝到了侵略的甜头，极大地刺激了其扩张领土的欲望。
历史学家往往将甲午战败看做是将洋务运动失败的标志，笔者对此有不同意见，我认为甲午战败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清政府的轻敌及武器装备的落后。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得到较快发展，封建武士道精神逐渐演变为军国主义，极具扩张性和掠夺性，侵略中国成为日本的国策。早在1855年，日本政治家就主张：“一旦军舰大炮稍微充实，便当开拓虾夷，晓喻琉球，使之会同朝觐；责难朝鲜，使之纳币进贡；割南满之地，收台湾、吕宋之岛，占领整个中国，君临印度。”这一思想，对后来的伊藤博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成为日本政治的主流思想。
明治维新初期，日本奠定了大陆政策，大臣田中义一在奏折中说：“明治大帝遗策是第一期征服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第三期征服满蒙，第四期征服中国，第五期征服世界。”如果说这些议论还是一个蓝图，到了1887年就非常具体了。日本政府制定了《清国征讨方略》，决定在1892年前完成对华作战准备，进攻的方向是朝鲜、辽东半岛、山东半岛、澎湖列岛、台湾、舟山群岛。7年后，日本正是按照这个时间表和路线图发动侵略战争，并几乎达到了全部目的。
军力不敌日本
清政府看到经过数十年的洋务运动，军力已经不像鸦片战争时，洋人几艘炮舰就都应付不了，所以不免有些飘飘然。又在与西方打交道的过程中，意识到西方人并无意吞并国土，只是想在贸易上占些便宜而已，于是就更加放松了军备意识，北洋海军自1888年正式建军后，就再没有增添任何舰只，舰龄渐渐老化，与日本新添的战舰相比，火力弱，行动迟缓。1891以后，连枪炮弹药都停止购买了，而此时的日本举国上下士气高昂，以赶超中国为奋斗目标，准备进行一场以“国运相赌”的战争。日本在几十年中，前后实施了8次扩军。甲午战前的几年，平均军费高达总收入的31%。1887年日本天皇从皇室经费中挤出30万日元作为海军补助费，在天皇的感召下，全国富豪纷纷捐款，一年就达100多万日元。日本就像一架战争机器，时刻不停地运转着，一旦时机成熟，便会毫不犹豫地诉诸武力。与之相比，清政府对国家安全形势的判断就显得很不到位，对遭受侵略缺乏应有的预见和警惕。一些有识之士，如两江总督沈葆祯，台湾巡抚刘铭传等看出“倭人不可轻视”，但朝廷和大部分政要对日本的认识还停留在弹丸小国的阶段，不以战争为意。
笔者认为，甲午中日战争不是洋务运动的失败，是洋务运动阻挠者的失败。如果海军的军费用来添置或更新武器设备，中国在军事上怎么可能与日本有那么大的差距？！可惜日本在发展军备的同时，中国的统治者却在修建皇家园林和忙着为自己做寿。同样是皇帝，做人的差距真够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