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那套服装和揣在胸袋里的那个证儿可管事了。跨过海峡后，我就像吃四方的云游僧，哪个部队都有专门接待记者的联络官，吃、住之外，交通工具也便当。当我搭那条空军营救艇横渡英吉利海峡时，联络官问我会不会泅水，我说不会。这下他为难了。问我可不可以当晚去海滨突击一下，他保教。我告诉他说，我学了足有二十年，多少名师也没教会。他带着一种十分钦佩的神情朝我连连咂了几声，第二天还是让我上去了。怎么好意思不让伟大盟邦在西欧战场上唯一的记者上艇呢！
其实，战地记者离前沿总有好几英里，只能依稀昕到隆隆炮声，踩上地雷的可能性要比被俘的可能性大多了。我不懂军事，一个东方记者也没有钻进司令部的门路。我只不过是去体验一下现代战争的气氛罢了。当时又不能从前线直接往重庆发电报，得由伦敦办事处转。记得第一次电讯次序在伦敦弄颠倒了，我深深同情渝馆翻译电报的同事。而且怎样从海外用英文打新闻电报，又便于译成中文，当时我也还在摸索阶段。
美国联络官在应付新闻记者上有一套十分高明的办法。除了实质性的消息之外，他们什么都肯提供。一次为了让我及时抵达一个地方，他们甚至为我开过一趟专机。那天我可有点泄气，因为原定飞机八点从慕尼黑开来，九点也没到。后来听说飞机摔到黑森林里了。又派来一架。上飞机之前我去同驾驶员握了握手，意思是关照他别把我摔到黑森林里去喂狼。握手时，我闻到了强烈的威士忌味。他帽子歪戴，两眼通红，爬上飞机时，我的腿真有点颤抖。
关于进入刚解放了的柏林，一九四七年编《人生采访》时没来得及补写，现在记忆已淡薄了，也不想再去尝试。有些情景至今仍留有深刻印象，特别是我踏着威廉街的废墟去看希特勒的元首府那次。这个当年向大半个欧洲发号施令的魔窟，却成了搜集战利品的所在。我去迟了些，黑十字勋章已被捷足先登者拿光了，还是一个站岗的红军哨兵塞给了我几枚。不知什么人喜欢恶作剧，在希特勒办公桌上拉了一摊屎！另一情景是看到德意志这个民族复兴的劲头之大。在柏林市的废墟上，妇女——甚至儿童们都排成大队，传递着烧得焦黑的砖瓦。
波茨坦会议我也算是去采访了，并且和其他记者一样，跟三巨头同在无忧宫里住了几天。联络官每天都举行新闻发布会，但“透露”的都是些花絮，诸如三巨头午餐席上的菜谱。对纽伦堡战犯，在开庭之前，同样让记者摸不到任何底细。倘若在西战场上我略有所获，那还多亏战后穿过美、法两个占领区做的那次旅行，这就是《南德的暮秋》那一组报告。
西欧战场，正如一切战场，表现了一个仿佛自相矛盾的道理：一方面，武器不精良必吃大亏；坦克装甲薄了一公分，就只好被打穿，不存在任何侥幸。另一方面，希特勒败于把宝押在那两件“秘密武器”上这一事实，也生动地证明了唯武器论的破产。战争归根结底比的是意志——不是司令官的意志，而是民众的意志；不是占上风时的意志，而是居于劣势——甚至处境危急时刻的意志。理不直，气就不壮；气不壮，则士气必不振。到了一定时刻，民众的意志就像决了口的堤坝，因为他们根本不晓得为什么而战。
在柏林，我那一组的记者们是被安置在汪希湖畔一位画家的别墅里。乘我去厕所的时刻，那位画家悄悄地走到我这黄皮肤记者身旁，腰弯着，头垂着，想用壁上一张水彩画同我换几包香烟。我问了他一声：你们为什么打这场仗？他显然给我问怔了。他若有所思地偏过头去，然后耸了耸肩头，茫然地把双手摊开，用沮丧的神情回答了我：不知道。
对于把不把《美国散记》收进去，我一直犹豫不决。这篇写得特别草率。用一个月的时间跑遍美国那么大一个国家，走马看花，只觉眼花缭乱，什么也没看到。我终于还是把它收进去了，因为在文末向四十年代读者讲的那段话，在七十年代依旧是值得重复的：不要只看到美国人的生活享受，更要看到他们的实干精神。
英国小说和戏剧里一个经常出现的主题就是门第和遗产。弃儿汤姆·琼斯的出身原来并不寒微，连牛奶场的女工苔丝姑娘也要摆摆家谱，同显贵攀攀亲族关系。也许哪一代远房叔祖给国王立下一笔战功，封了爵位，于是一门九族世世代代就都沾起光。《傲慢与偏见》以及复辟时期大量戏剧里的少爷小姐们，每人头上仿佛都有个标签，上面写明每年凭遗产可以不劳而获的数目。
一九四二年在剑桥正式入学那天，我和其他也披了黑道袍的同学一道走进大学注册部，在那里把自己的名字写入一个厚大的牛皮校友册里。头天晚上同学们说，明天你就将和英国大文豪密尔顿和拜伦同一名册了，我也挺兴奋。可是在填写那个校友册时，发现后边还有这么一项：“家族有何显贵人物。”我很想填上：“父亲看城门，舅舅卖白薯，姨父搬运工。”又怕人家以为我是在恶作剧，大煞风景，只好让它空白着。
相反，美国人心目中的英雄总是个白手起家、裹着报纸在街头露宿的穷小子，凭着个人奋斗（公式是：坚忍不拔加发明创造）而出人头地：不是变成百万富翁，就是当上名流巨子。在他们大量的传记文学中，从十八世纪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十九世纪的发明家爱迪生到本世纪的汽车大王亨利·福特以至红极一时的基辛格，突出的总是个人奋斗的过程。“个人”固是糟粕，“奋斗”毕竟还是值得一学的。倘若学美国的豪奢，再学英国的讲求出身门第，双料糟粕，那将是不折不扣的民族自尽。
一九四七年深秋，我在家庭生活上遭到了不幸，那对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以致我急于离开上海。剑桥要我回去当讲师，但我不想再出国。于是，我慌忙在国内另找起栖所。在那方寸俱乱的时刻，我这个未带地图的旅人步子就更瞎了。
这时，杨刚从美国回来了。在她的指引和支持下，我参加了《大公报》的起义，从而在一九四八年也参加了党的对外宣传工作——编译英文《中国文摘》。这就导致我在开国后最初几年同国内读者几乎完全失掉了联系。由于编的是一个英文月刊《人民中国》，又兼任它的社会组组长，我曾为它写过相当数量的特写，然而都是面向国外读者的。土改运动在全国展开之前的一年，我就去了湖南。那里，在省、县、乡同志们的协助下，赶出一本描写土改过程的大型特写。我还参加并报导了妓女、旧警察以至乞儿流氓的改造，兴奋地看到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人确实是最为宝贵的，不会轻易被当作垃圾或渣滓抛弃。在坚决铲除了特务间谍和南北霸天之后，党对人民内部做的工作既细致而又耐心。我们那个刊物着重向世界展示的是：社会主义天地有多么广阔，让巴西的知识分子，泰国的民族资本家和肯尼亚的小生产者看到：在这个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国家里，除了敌人，谁都会有前途。
为了填补集子中开国初期那几年的空白，我曾考虑过选那段时期为对外宣传所写的一些特写，其中个别篇也曾译成中文发表过，如登在《新观察》上的《费尔顿夫人体验了中国人民的和平生活》。但是以外国读者为对象写成的东西再搬回来，总归不会顺眼。那本关于土改过程的书出版后，曾立即被译成十一种文字。然而当它在上海《大公报》连载时，首先我就看不下去。味道也许有点像让一个英国人去读《灵格风》。
一九五三年我被调回文艺队伍时，我是极为兴奋的。一九三八年在昆明草草补写了《梦之谷》下半部之后，我就再也没摸文艺创作了。我渴望放下打字机能有机会拾起荒疏了十几年的那支秃笔。可是回到文艺队伍后，仍旧是编刊物，而且仍旧是同外文打交道。于是，个人的愿望同组织上的安排发生了矛盾，我苦闷起来。又是杨刚，她在漪澜堂茶座上指点我：在党为你安排的岗位上，一定要安心。我按捺下来。
一九五五年郭小川同志代表党组织找我深谈过一次。我还是把自己那个愿望向他透露了。一九五六年春，组织上批准我的计划：去开滦三年，准备写那个煤矿的工人在二十年代进行的反英斗争。但是我并没能去成。集子里解放后的那几篇东西，主要是一九五六年“专业创作”那几个月里写的，而且大部分是同年九月那趟内蒙之行的产物。我是一个完全汉化了的蒙古人，能看到自己祖先栖居过的草原，看到本来只有一座破喇嘛庙的荒原上兴建起现代化的崭新城市，我的喜悦是难以描绘的。
一九七七年秋，姜德明同志一天把他中学时代省吃俭用购藏并保存完好的几本我的旧作带来，要我替他题跋。我在《人生采访》后面是这么写的：
写这些通讯时，我还不曾受过一天党的教育，因此，必然有错误。唯一想替自己辩护的是：对那段黑暗的日子我从不曾粉饰过、歌颂过。主观上，我一直是站在受苦受难者一边，用文字把他们的苦难如实地记录下来。然而我没看到一个不会有苦难的新天地。因此，充其量这只不过是一片哀吟而已。
解放后，除了一九五七年经反复动员写过批评性的文章之外，对新社会我一直是歌颂的。由于我目睹了也经历过旧社会的腐败和悲惨，我只能歌颂。
后来，我丧失了歌颂的权利。
最近有朋友惋惜说，不然的话，这二十二年你可以写出多少东西。我不这么认为。不管我这支笔多么拙笨，所有我的歌颂都是由衷的，也都是用我自己喜欢的形式和语言写成的。倘若我没有可能那样做的时候，我宁愿当一只寒蝉。
动手编这个集子时，我曾试图把散文同特写分开。我发现至少我个人写的这些是不好分的。后来我才改用年代来分，这样，读者既可看到我学习写作的过程，也可从年代了解写作的时代背景。
区分诗歌同散文还是比较容易的。从形式来说，一个分行，另一个不分；一个讲求音节格律，一个不。但它们之间主要的区别要比形式来得深刻多了，重要多了。十九世纪英国湖畔诗人之一柯勒律治认为散文是文字中的精华，而诗歌是精华中之精华。差不多同时期的另一诗人则认为两者在内容上是无从截然区分的。在一定场合，散文可以含有大量的诗意；反之，诗歌倘若渗进散文气味，也会下沉并且化为白开水。这两种说法有一个共同点：诗歌是比散文更为崇高的。
我对新旧诗体都一窍不通，并且很庆幸一直有点自知之明，生平从没写过一行诗，但我懂得尊崇诗歌。也正因为这样，每逢看到那种除了分行和押韵之外，在辞藻意境上同散文没什么区别的诗时，我就益发难以容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