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第三次，也许是第四次接到山姆·郭凯的电话，对方怯怯地问娜拉回来了没有时，墨菲立刻把电话挂了，开始想其他的事情。他是一个习惯于控制自己情绪的人。
自从那天晚上与维姬·罗麦特奇怪的约谈之后，两周来，他已经不再悲伤、不再流泪了。也不再吃抗抑郁药，同时也几乎不再喝酒了。
当意识到自己的性格容易受伤的时候，他就开始有意识地摆脱酗酒，同时也尽量控制自己不出门，尤其是不去找那些比他还生活无节制的人。
关于娜拉的那段痛苦的经历已经过去，他进入了“后伤痛时代“。身心疲惫的他开始自我恢复——这需要吃点兴奋剂，在公园中跑步，还要边跑边呼吸那些清晨湿润的新鲜空气。
今天早上他跑了半个小时，之后还毅然穿过两个街区去市游泳馆游泳——为了锻炼体形，增加肌肉。
九点的时候，墨菲洗了个澡，穿上了衬衣，还有阿玛尼西服套装——金融交易操作员的标志。坐了十几站地铁后，他也刚好看完了手里的报纸，对世界局势和动态也有了新的思考和总结。进入公司时，他一脸的活力和朝气，准备在金融市场的迷雾中大显身手。
宽敞的透明电梯停在了十楼，墨菲·布隆代尔拿着胸牌紧跟着同事的脚步。他们在走到工作岗位前都不会相互提问题。这种情况就像是他们都被某种神秘的力量武装了起来，尽管没有意识到，但是个个都戴着面具般，雄赳赳地往前走——其实也是因为怕万一听到身后传来安德森小姐那带有威胁性的脚步声。
公司的工作大厅连接着入口处的前厅，里面总是显得有点灰暗，相衬托的是墙上电子屏幕上那些显示股票市场信息的蓝色数字。
三十几个员工都既是信息技术高手，又是金融行家。他们都在这种平淡无奇的气氛中工作，不论是做信息分析，还是金融投资，这里都像是个实验室——政治冲动和生活情感都已经被屏蔽。
每个小工作室都经过了隔音处理，还被有机玻璃隔开——目的是为了工作室里的主人尽量不干扰旁边的同事。
这会儿，墨菲所有的心思都集中在了自己的顶头上司——引人注目的安德森小姐身上。这位红棕色头发的小姐身高足有一米八。她在过道尽头有一个很小的透明办公室。在那里她必须时时小心——以防撞到什么办公用具。
老实说，这位让墨菲充满畏惧的安德森小姐并不是什么坏人，只是性格有点急躁——以至于当她宣布要进行什么市场操作时，绝对没有商量、延迟的余地：她的决定就意味着必须执行，而且是马上。
不知道为什么——也许弗洛伊德才能搞清楚，安德森小姐从一开始就对墨菲很奇怪地怀有恶意，而且从不加掩饰，从不浪费任何机会来指责他。今天亦然。趁他现在更容易受伤，安德森小姐却故意在同事面前挑他的毛病。
同事们虽然看上去对她的这种举动很吃惊，但是墨菲知道这个行业的潜规则，当然也明白他跟上司的这种紧张关系还是让几个人暗暗高兴的。最明显的就是外汇经纪人麦克和彼得。他俩总是形影不离，但是一碰到墨菲就会很恶意的走开。仿佛墨菲除了是美国人、天主教徒，还是一个有偷窃癖的人。
在五个小时不间断的工作后，随便吃了个快餐，墨菲想去咖啡室休息调整一会儿。咖啡室还要再上六层楼，是一个单色的很宽敞的大房间，一个落地窗朝着泰晤士河。他喜欢来这里喝一瓶汽水，一边喝一边观察着他的同事——就像人类学家研究一个社会群体的习惯一样。
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观察者可能会引起注意，他尽量使自己站在最不起眼的地方。这样即使有同事打招呼，他也可以做个微小的手势以致意，以防给人以装腔作势的感觉。
实际上，在观察同事的时候，他自己也不清楚到底是什么让他最灰心丧气。有人似乎永远年轻，也有人快速变老——也许是过度劳累所致，也有可能是快速持续增长的饮酒次数。
正在他观察的时候，老板约翰·保罗维茨突然出现在他面前，这让他很诧异。因为老板除了穿着朴素，以至于显得老套之外，还是一个低调得有点沉默寡言，又严肃得让人害怕的人。如果将戴高乐将军的形象定格为一个有着几缕发白的褐色头发的男人的话，那么可以说老板就是一个小号的戴高乐。
“您感觉好点了没有？“老板问墨菲，口气是那种习惯性的友好，还有一点老哈佛学生关照师弟的样子——他们都是波士顿人，也都是哈佛毕业，“您知道，我对您可是一直有很大的期望的。“轻轻说完这句，他就端着咖啡悄悄走了。
现在咖啡室基本上空了。露台上遮阳篷投下的阴凉里两个女孩正在抽烟，突然尖叫了一声——风把她们的衣服吹开了。以前这时候，墨菲就会心灵感应一样地给娜拉通电话。他知道她正手里拿着一本书，乖乖地坐在咖啡馆里，或者是在格林公园里散步。
“你绝对想不到我买了什么！“以前她经常一边对他喊，一边挥舞着手里的大纸袋。
一个谜语就意味着二三百英镑。
今天，他尽管闭上了眼睛，试图回味以前，但是那种心灵感应的感觉再也没有了。
他知道她已经在远方，生活在一个陌生的城市——很可能是巴黎；他还知道她已经不再想他。但是嫉妒就像是一个望远镜，似乎让他看到了几百公里之外的娜拉——正在床上为一个陌生人的激情动作而热烈响应。
一想到娜拉将来会为一个陌生人怀孕——墨菲这时是那么怀旧——他不得不立刻躲进卫生间，任由泪水夺眶而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