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一二年春节前夕,我到中日友好医院看望吴象先生。他当时已九十二岁,离休前是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直到二〇一一年,他还在写文章。
我和吴老相识于四十年前。当时我是北京到山西插队的知青,因为能写点文章,被选调到省里的政策研究部门工作,吴象是我参加工作后的第一个领导。那时不兴称官道衔。虽然他年过五旬,是十一级高干,“文革”前已是《山西日报》总编辑,而当时我才二十出头,是个二十五级小干部,但见面却只是称呼他“老吴”。听说我们报到之前,老吴还亲自为我们准备的集体宿舍打扫卫生。后来在他领导下工作多年,也从来没见他摆过架子。他提倡读书,鼓励思考,平易近人,与人为善。我和周围的工作人员对他都很尊敬。
“文革”后期,他私下经常流露出对江青的不满。一九七五年中央在昔阳县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邓小平、江青都参加了。山西省委书记王谦在讲话中没有提江青的名字。吴象出于善意,私下提醒王谦,你没提她的名字,小心她记恨你。王谦说,我故意不提她。吴象后来向研究室的副主任透露了这个意思,本意是暗示要与江青保持距离,不知被谁传了出去,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成了王谦的把柄。粉碎“四人帮”以后,省里就有高官公开批判吴象在王谦背后捅了一刀,省委把吴象打成“‘四人帮’帮派体系在山西篡党夺权的代理人”,连他一九七六年上了一次华山也被说成是策划武装政变,他领导的研究室还被打成了“裴多菲俱乐部”。吴象被隔离审查了将近一年,后来发配到地处交城的省直城机关五七干校监督劳动,精神上受到的打压一言难尽。
直到一九七八年夏天,省里才允许吴象参观毛主席纪念堂。到北京以后,他就和抗战期间在太行山共事过的老领导安岗、李庄联系,寻求解脱之道。又到同仁医院看病,一个老朋友安排他住进了这家医院。
这时,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正要率团到美国访问。吴象认识万里,一九六六年六月,他在《北京日报》担任副总编辑,参加过市委常委会,经常见到万里。当时《北京日报》发了一个小豆腐块大的消息,报道北京市副市长万里检查卫生。第二天,新华社的“大参考”上就登出了好几条外电。万里就找吴象说:你知道不知道,这个“大参考”闹翻天了,拜托你一定要把我的名字勾掉。我这个名字绝对不能见报,不管什么东西,一定要撤掉,我就这一个要求。
万里一九七八年到安徽主政,“文革”中形成的两派闹得不可开交。于是省委决定,找原籍安徽、多年在外地工作而和两派没关系的干部回来工作。吴象原籍是安徽休宁,也在考虑之列。他见到万里后,万里说,我要出国,不能跟你谈了。你找赵守一,他是我们第三把手。
吴象就到宾馆找到安徽省委书记赵守一。赵守一说:我们的一致意见是,你不要再回太原了。回太原不知道王谦放不放你走。不放你走,硬扣着你,比较麻烦。你赶快走,就有办法。吴象说,党的介绍信都没有。赵守一说,你真是个书呆子,山西是共产党,安徽就不是共产党了?我们省委组织部给你发调令。吴象说,保险柜的钥匙还在我手里,我还要去拿几件衣服。赵守一说,你悄悄去,悄悄走。千万不要再和王谦纠缠了,你纠缠不过他。你是一个党员,山西省委是一个党的高级组织,完全有权力处理你。你在山西,把你摁到那里,没人救你,救不了。你到安徽,我们给你任命了,你就是我们的干部了。你的问题,就变成两个省委对一个干部的不同看法,我们就有发言权了,你怎么这么傻?
吴象回到山西,还是忍不住去找王谦,问他:我到底算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王谦说,当然算人民内部矛盾。吴象说,人民内部矛盾为什么定成“‘四人帮’帮派体系在山西反党、篡党夺权的代理人”?赵守一果然言中,吴象被扣着不让走。
万里看到调吴象有阻力,就找了胡耀邦。胡耀邦开会时亲自找王谦说,让这个人到安徽去。王谦说,他有很严重的问题,现在还弄不清楚。胡耀邦说,那好,你把材料交给中组部,中组部负责审查他的问题。王谦这才松了口。
于是,山西省委组织部长对吴象说,现在中央组织部催得不行,你赶快写个东西,写一两句检讨的话,赶快签个名走吧。这样,吴象悄悄离开了太原。
安徽省委原来要安排吴象当宣传部长。吴象说,我不想干那个了,还干原来的研究室。万里同意了。安徽省委任命吴象为省委副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这时吴象听说万里要回中央工作,就说,你将来回北京,我也要去北京,我在合肥一个人都不认得。
一九八〇年,万里出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主管农业。吴象也随之调到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作为万里的助手,参与调查研究,起草文件和讲话。当时,围绕是否允许农村包产到户发生了一场大辩论,在中央召开的座谈会上,争论的双方虽然是黑龙江省委书记杨易辰和贵州省委书记池必卿,但背后的支持者却牵动了中央最高层的诸多要人。一方主张农业集体化是不能动摇的金科玉律,必须坚持农业学大寨;一方认为包产到户增产增收的效果立竿见影,让农民吃饱饭更重要。在这场“阳关道与独木桥”的大辩论中,吴象追随万里,为推动农村改革殚精竭虑,摇旗呐喊,写下了他笔墨生涯中最有光彩的篇章。历史已经证明,人民公社不是阳关道,包产到户也不是独木桥,它不仅是农民填饱肚子的权宜之计,而且是把生产经营权利归还农民的根本性变革,是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重要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