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槐聚诗存》中的《答叔子》诗二首，编年在1950年，里面有这样的一联：“惯看浮云知世事，懒从今雨数交游。”所谓“懒从今雨数交游”，即是说钱锺书在北京新结交的那些朋辈间是提不起精神来的。那么，他当时愿与之交游的，是怎样一些人呢？想来，还是那些海上旧雨罢。从目前留存的钱氏诗作、信札以及其友人的诗文集、年谱来看，1949年8月24日钱锺书北来后的近十年间，他唱酬、通信的对象多是在上海的朋辈，如冒效鲁、苏仲翔、龙榆生、刘大杰、黄裳等。钱锺书似乎并不很能适应新的环境，对旧日诗酒清谈的生活倒颇有些追怀之意。
前些时，香港的王锴先生拿来钱锺书写给李释戡的两封信的影印件，第一封信的内容刚好可以印证上面的看法。
蔬畦诗老吟几：
秋杪匆匆北来，未暇叩辞，而怀想甚殷。前致书拔翁，曾托寄声，比奉手肃，并重九唱和之什，如适越者重睹章甫，喜可知也。此间稍讲旧学之人，皆明人院本所谓“作文成七股，吟诗得八言”者。晚亦习而与化，安能追步诸公乎？自诗窖子中来，投苦海中去，不如藏拙，幸许免役。为宾萌已三月，观感颇多，如是我闻，此中人语，何时得抵掌快谈耶？《诗录》诸作，公与拔丈最擅胜场。“诗是吾家事”，为公兄弟吟。病树及王彦行亦一时之选。至于江郎之笔，潘郎之鬓，两郎太郎当耳。一笑。即颂
道安！
后学钱锺书再拜 十二月十九日
据“秋杪匆匆北来”“为宾萌已三月”诸语判断，这封信写于1949年12月19日，其时，钱锺书来京已三个多月。《管锥编》里有这样的话：“……明单本《蕉帕记》嘲文理不通，至托为胡连其人者，自白云：‘作文只是七股，吟诗偏爱八言。’”（P.1308）信中“作文成七股，吟诗得八言”云云，想是一时误记，不过嘲讽仍是辛辣的，可见钱锺书对周围学人的态度。至于这些“稍讲旧学之人”指的究竟是不是吴晗、浦江清之属，就不得而知了。尤为可惜的是，钱锺书于“苦海中”“观感颇多”，然终未在信中泄露一二消息，这或许就是钱氏外狂狷而内谨饬的本色了。
在所有老辈中，李拔可（宣龚）没准儿是钱锺书最尊重的一位。钱先生评《硕果亭诗·诗续》的文章匿名发表在《中法汉学研究所图书馆馆刊》第一号（1945年3月）上，略云：“作者，字拔可，闽县人，于现存福建诗人中最为耆硕，陈衍《石遗室诗话》称为‘最早为海藏体者’……今按所作，瘦硬苍坚，幽意渺指；与孝胥之高腔亮节，殊不相似。石遗之说，颇为贻误。亦不襞积堆垛，蹈近世所谓学人之诗结习。李氏辛亥以后，绝意仕进，三十年来，赞画商务印书馆事；文物流通，厥功甚巨。诗中于老辈诗人习气，刮磨净尽；凡遗老忠君复辟、失志官僚叹老嗟卑等套语，丝毫不滓笔端。盖识足达变，才能施设，有物之言，斯无须出位之思自张门面也。”可谓推崇备至。写于1945年的《拔丈七十》诗云：“推排耆硕巍然在，名德无须畏画描。”亦可见一斑。然该诗中所谓“老去松心见后雕，危时出处故超超”实有微意——李拔可在沦陷时期洁身自好，而他的从弟李释戡却出任汪精卫政府的伪职了。钱锺书在与李释戡交往的过程中，是否能全无芥蒂，恐怕要费些思量。“怀想甚殷”云云，似宜作寻常酬酢语看待。
李释戡（1883—1961），名宣倜，又字太疏、汰书，号蔬畦，晚号苏堂。1949年（己丑）重九，诗人李拔可、李释戡、江庸、潘伯鹰、王彦行、陈伯冶及画家糜耕云、谢稚柳在女画家顾景梅的醉叶楼中雅集，当时写下不少诗作。其后，李释戡等广泛征集和作，一时南北诗人唱和者达五十六人之多，分别为章士钊、林志钧、林讱盫、方策六、吴眉孙、戴克宽、陈季鸣、吴夔盫、陈颂洛、瞿兑之、陈方恪、陈泽锽、陈声聪、徐曙岑、靳仲云、陈器伯、薛兼到、冒效鲁、曹靖陶、钱仲联、陈病树、杨祗庵、曾克耑、王孟邻、李小山、汪辟疆、黄公渚、徐南屏、杨鉴资、林洞省、沈剑知、郑屯盫、刘放园、江南萍、郑翼谋、吕贞白、朱大可、陈蒙庵、王欣夫、蒋苏盫、严昌堉、王巨川、郑雪耘、林岩、史次雅、郭枫谷、李太闲、龙榆生、沈无梦、林守素、柳诒徵、程寙堪、林向欣、陈虚谷、郭叔伦、周炼霞。这些诗词均收入《己丑重九诗录》，我手边的一本原是李释戡赠严昌堉的，扉页上有“载如先生汰书”的题字，下钤“蔬畦”印；载如，是严昌堉的字。不过，这本《己丑重九诗录》与钱锺书信中提及的《诗录》恐怕有些差异，因为前者收入了作于庚寅年，也就是1950年的诗，钱锺书是无法提前看到的。可能《己丑重九诗录》另有刊行较早、录诗较少的版本，也可能钱锺书读到的《诗录》只是手抄的，并非后来的铅印本。
既然重九唱和征集的范围如此之广，李释戡想到远在北京的钱锺书，就是很自然的了。但钱锺书说“不如藏拙，幸许免役”，不肯参加和诗，也许真的是因为当时“诗情文思，皆如废井”（见1950年1月31日与黄裳书）。自然，不愿加入耆宿俊彦的行列，凑一回热闹，也不是不可能的。
钱锺书在信中盛赞了李拔可、李释戡兄弟的诗，这里且抄录两首，窥豹一斑：
九日醉叶楼夜饮看画 李墨巢
无蟹吾所甘，无酒吾亦可。
独怀人与菊，不共羲皇老（谓苍虬）。
今朝天始霜，愈觉重阳好。
叩门必吾党，争忍径不扫。
谁知我为客，非复旧东道。
楼头醉叶招，俊语各惊坐。
有枫生堂上，粲若始然火。
何待赤城霞，衰颜起枯槁。
九日游某氏园遂集醉叶楼作 李蔬畦
朝从童丱躤林阿，暮醉霜红锦绣窠。
为口持螯无菊可，有肠消酒奈诗何。
已判失路登临废，且共为欢语笑多。
一事今年堪记取，重阳白发映青蛾。
李拔可的五古颇似宛陵，然平淡无回味。李释戡生平七律最多，中间两联往往有俊句，通篇则未必佳。钱锺书用杜少陵的“诗是吾家事”揄扬二兄弟，得体是很得体的，是否确当，就见仁见智了。值得留意的，倒是后面两句。盛赞二李，多少有“面谀”之嫌，“病树及王彦行亦一时之选”却可能真心话。陈病树的名字，在《槐聚诗存》里出现过两回，这里不准备多谈，而王彦行先生知者尚少，理当多讲两句。
王彦行，号澹庼，2002年其后人整理的《澹庼诗录》出版。《己丑重九诗录》的第一首即是王彦行的诗，该诗亦见《澹庼诗录》，惟有数字改易，现据《己丑重九诗录》重录如下：
己丑重九耕云招集醉叶楼主客凡九人 赋纪
向来悴节属吾徒，
狎主诗盟兴不孤（近岁重九墨巢辄觞客赋诗，余与赵亭咸预酬唱）。
一呷可容奇把盏（蔬畦近句“年来一醉成奇事”），
七言莫遣恼催租（伯鹰同集）。
比量醉叶殊膏馥（景梅女史为欧湘馆高足，写枫独绝，遂以名），
取次寒花补画图（今秋无菊；稚柳、耕云并工画）。
准拟明年重作健，
霜风迅为扫菰芦（翊云新自京师南归）。
王彦行先生诗功甚深，得力宋人尤多，《澹庼诗录》里有一首《太闲谓予论诗主后山简斋不尽然也》，虽谓“不尽然”，但实际上还是很容易看出王彦行先生的诗是受了陈后山、陈简斋的影响的。钱锺书自己的诗也是走宋人一路，他欣赏王彦行先生的作品，也就不足怪了。惟此重九诗，客座酬答，未臻上乘，较之《澹庼诗录》中牢愁深挚之作，殊觉逊色。
王锴先生，为王则潞先生哲嗣，称王彦行先生为伯父，因王则潞、王彦行两位曾结拜兄弟。这两封钱锺书信札影印件是他多年前从糜耕云处取得的。糜耕云以信中谈及王彦行先生，故交王锴先生存念。据王锴先生讲，糜耕云与李释戡过从甚密，李释戡身后所遗名流书札皆存糜耕云处，钱锺书的这两封信就在其中。
信的末尾，并不是在开江淹、潘岳两位古人的玩笑，这里的“江郎”“潘郎”其实指的是江庸与潘伯鹰。宋杨亿《傀儡诗》云：“鲍老当筵笑郭郎，笑他舞袖太郎当。若教鲍老当筵舞，转更郎当舞袖长。”所谓“两郎太郎当”，指江潘互谑，实际上是五十步笑百步。“潘鬓”则是一个“今典”，李释戡此前有句云“顾眉轻扫长如黛，潘鬓犹玄老却诗”，“顾眉”指顾景梅，“潘鬓”则指潘伯鹰，江庸在重九和诗中遂有“最羡潘郎鬓未霜”之句。潘伯鹰答诗云：“一事输公惭绿鬓，却无闲眼伺妆台。”江庸接着连续写了几首诗，至云“近市岂无山，不如妆阁好。皓腕偶轻舒，黛眉何待扫”；又云“得醉红裙诗便好，不妨白发镜添多”，语涉轻薄，难怪钱锺书要讽为“太郎当”了。江翊云、潘伯鹰在近人中颇以诗名，然不乏游戏笔墨，钱锺书的批评还是公允的。
1956年，李释戡将自己历年所为诗交陈声聪、王彦行删定，后油印成《苏堂诗拾》。1957年，李释戡再成一集，曰《苏堂诗续》。《诗续》有陈声聪序，已收入陈著《兼于阁杂著》，序称：“蔬畦翁既选定其集，越一年又得诗若干首，谋续付写印。”钱锺书与李释戡的第二通书札就与这《诗续》有关。
蔬翁吟几：
两月前，冒郎转致《苏堂诗续》，适遭大故，未及遄复为罪。稍间，曾属冒郎代谢，并道倾倒之忱。忆有云“老树著花，秋山点翠，未足喻其苍坚芳润”。又微恨陈君序中谓《观剧绝句》略似昔贤论诗论画之体，似不知金桧门诗集后附《观剧三十绝句》，尔后附庸蔚为大国者。顷得贻先先生书，乃晓冒郎初未奉告，亦见渠侬深于世故，不肯杀风景也。有迻译拙著之日本学人，遗书询散原翁生卒年月，自惭寡陋，乞邻而与，重劳长者，悚惶之至。后承龙忍寒丈相示，已复之矣。大集中有《酬梦苕》一绝，当是吾家萼孙。比睹所笺韩诗，精详致密，可谓毫发无遗憾者。并承采及旧作，尤惭。使晤，烦代致候。晚九年前重温《昌黎集》，稍有论列。今读此笺，怵我先者，十得其九，尚余二三，则拟得间寄出版社转与之，供裁择也。专肃，即颂冬安！
晚钱锺书再拜 十九日
“适遭大故”指钱子泉先生1957年11月30日在武昌病逝，依此推算，此信当写于1958年2月19日。
“微恨陈君序中谓《观剧绝句》略似昔贤论诗论画之体，似不知金桧门诗集后附《观剧三十绝句》，尔后附庸蔚为大国者”是认为陈声聪序言里的说法不贴切。按，陈序略云：“翁羸病简澹，惟眷恋乐府不衰。近顷南北诸剧繁兴，有佳制必扶杖往观，归则纪以绝句。此卷风月酬唱以外，咏剧为多。……翁沉酣鞠部数十年，金台话旧，樊易山邱，襟上酒痕，宛然犹在。然翁审音评技，确论真知，不独存艺林本事，亦足以津逮曲海，有异乎徒矜铅粉，妃青俪白为工也。其诗体略似昔贤论诗、论书、论金石诸作，而瑰谲温黁，弦越唱叹，风人之旨，又不仅学人之诗也。故翁之论剧，自成一格。殆曾子固所谓‘骚人所不及，近世所未有’者矣。”在钱锺书看来，陈声聪没读过清人金德瑛《桧门诗存》里的《观剧绝句》，也不知道这些绝句后被刻入《双梅影闇丛书》，王先谦、皮锡瑞、叶德辉诸家皆有唱和，是“附庸蔚为大国”了。
然而，陈声聪真的不晓得金桧门其人吗？恐怕未必。陈声聪的《兼于阁诗话》将李释戡的《梨园谈往》绝句三十首尽数录入，最后评价道：“厉樊榭之清音，樊桧门之本事，风流雅致，亦擅一时。”“樊桧门”当为手民误植，应作“金桧门”。也即是说，至少在写《兼于阁诗话》的时候，陈声聪是熟悉金桧门《观剧绝句》的。实际上，1956年的《苏堂诗拾》有一篇黄裳先生的文言跋，当中就讲过：“以诗评剧，曾一见之清乾隆时金桧门。”《苏堂诗拾》既经陈声聪参与删定，又由他撰序，他断无读不到黄裳跋文之理。这就意味着，即便陈声聪之前不晓得金桧门其人，1956年《苏堂诗拾》印成后，他也该知道了。《苏堂诗续》的刊印既在《苏堂诗拾》之后，再次写序的陈声聪会对金桧门的《观剧绝句》懵然无知吗？因此，我觉得钱锺书此番“微恨”是“恨”错了地方的。
我以前曾提出：“钱锺书先生于书札往来中摇笔即来写下的那些赞语，恐怕算不上正经的批评，也禁不起严格的推敲。”（见《“公真顽皮”——钱锺书近人诗评二则》，刊《万象》2005年4月号，已收入本书）他对李释戡诗集的品评“老树著花，秋山点翠，未足喻其苍坚芳润”恐怕也要作如是观。古诗文的评点一向纠缠于似是而非的片言只语，本来就难得贴切，钱锺书的这一句殊觉空泛，不必当真。
“冒郎”谓冒效鲁，其时，似尚未因言贾祸，获谴徙皖。钱锺书、冒效鲁之间谑而虐的例子，刘永翔先生的《钱通》一文中记述了不少。“渠侬深于世故，不肯杀风景”之类的话，或许算是一种微讽罢。“贻先先生”指陈苍虬的弟弟陈诒先，“贻”与“诒”通。《己丑重九诗录》中有陈病树的《己丑九日与贻先询先同拜苍虬葬所枨触前游怆然赋此似墨巢蔬畦》诗。诒先、询先都是陈仁先的弟弟。陈曾则《苍虬阁诗续集序》云：“自兄之来，日有佳客……病树则几无日不至，诙谐谈笑。诒、询公毕必来夜话。”讲的刚好是陈病树、陈诒先、陈询先这三个人。从钱锺书信里的话来看，他与陈诒先是有书札往还的。
钱锺书在《〈围城〉日译本序》中说：“大约在1956年冬天，荒井健先生首次和我通信，我模糊记得信上谈到清末民初的一两位诗人。他在以后的信里，讲起读过《围城》，愿意译成日语。”眼下这封信里提及的“迻译拙著之日本学人”，无疑就是荒井健了。现在，我们也知道了，那“清末民初的一两位诗人”里是有陈散原的。
龙忍寒，即龙榆生，上世纪50年代，他与钱锺书信札往来甚夥，这方面的情形可以参考张晖先生的《龙榆生先生年谱》一书。顺便说一句，年谱采择极广，不过《己丑重九诗录》所收龙榆生诗词各一，年谱失载。
至于钱仲联与钱锺书之间的恩怨嫌隙，范旭仑先生已在《容安馆品藻录·钱仲联》（刊《万象》2004年6月号）长文中论之甚详。1957年11月，钱仲联的《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出版，看来钱锺书很快就读到了，在《容安馆札记》里写下的几乎都是贬词，而在与李释戡书中却颇赞了两句，说是“精详致密，可谓毫发无遗憾者”。可既然“毫发无遗憾”，为什么又“十得其九，尚余二三”呢？岂非自相矛盾？读钱锺书的书札，可悟语言之艺术，此等处尤不可放过。观辞气，钱锺书似乎是要将增补的意见写下来，交给古典文学出版社，请他们转给钱仲联“供裁择”。可是，为何他后来改了主意，写了一篇皮里阳秋、语多讥刺的书评交由《文学研究》杂志于1958年6月刊出，就不得而知了。假若李释戡真将话儿传到了，那么得到赞扬、满心欢喜的钱仲联，读了《文学研究》上的书评，恐怕更要老羞成怒了。钱锺书说自己“九年前重温《昌黎集》，稍有论列”，当指已写进《谈艺录》的那些见解，钱仲联起初也在《集释》里采辑了三处，后来该书再版，据范旭仑先生说，“钱仲联不犹豫、不客气地把原引的《谈艺录》删个干净”。这种反应，虽有些幼稚，但也不难理解。我觉得不可解的，倒是钱锺书曲折地向钱仲联示好，请人代致问候，先奉蜜糖，后施大棒。一番周折，又何苦来哉？
《龙榆生先生年谱》1961年编年词中有这样一阕——《减字木兰花·辛丑中秋后一日过建国西路视李太疏（宣倜）叩其门则已易主太疏下世且三月矣为泫然者久之》。看来李释戡是在1961年夏季去世的，晚境似颇凄凉。
王锴先生年轻时曾亲炙李释戡、龙榆生、冒效鲁、钱锺书诸先生，因此他对这两封信的内容尤感兴趣，他嘱我对有关背景稍加申说，让更多的人了解钱锺书与海上老辈的交谊情形。尽管我对钱李之间的交情到底有多深还拿不太准，但我有一个朦胧的感觉，那就是，钱锺书是很留恋上海这个“诗窖子”的，尽管契合的程度不尽相同，但他真正愿与之交游的仍是这批旧式文人。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讲，钱锺书终其一生都是一个“旧式文人”。回过头来看“诗是吾家事”这五个字，我们或许可以说，诗不仅仅是李家的事，也是钱家、冒家、龙家、陈家、王家的事，是他们这整整一批人的事。
（原刊于《万象》2005年12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