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8月，朱振祥自告奋勇到黄浦区北京东路街道友谊金属表带厂当厂长，经上级主管部门同意，与港商签订了补偿贸易合同，引进了一条表带生产流水线和二十七台冲床，改变了只加工不生产的状况。为了按时偿还港商的投资，朱振祥制定了“短线产品抓产量，长线产品抓质量，降低产品抓成本，新型产品抓销路”的办厂方针，只用了两年多时间，就全部还清了港商的投资。
接着，朱振祥又改革了分配方法，对部分工人实行定额超产计件工资制，超产不封顶，欠产扣工资，对无法实行计件工资制的工人，每月奖金按产量、质量、贡献大小进行分配。贡献特别大的人，经厂领导集体讨论从优奖励。分配办法的改革，使劳动生产率比同行业提高了三至五倍。
朱振祥注意起用有组织能力、肯钻研、又有实干精神的年轻人，徐国伟和赵秉晋就是其中的两人。他们分别负责生产计划组和业务经营组。一个五百多人的工厂，主要靠厂长和这两个组指挥，企业管理得井井有条，这样一个锐意进取、勇于开拓的改革者，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但也有一些人抓住他改革中的一些缺点大作文章，甚至把一些莫须有的罪名加到他的头上。说他“改革方向不对头”，影响了工人的内部团结；说他“重用坏人”、“违反财经制度。”他在厂里拼命干，有人却说他“经济上肯定有问题”。
改革的方向错在何处？有人说他实行定额超产计件工资制未经批准。其实朱振祥曾向街道党委写过报告，区集管局和街道也曾派人去工厂内察看过，在口头上表示同意。
朱振祥重用了什么坏人呢？前面提到的生产计划组负责人徐国伟在生产上肯动脑筋，肯钻研业务，在设计表带模具和六条机械表生产线方面作出了显著成绩。他在1981年一度有过赌博行为。但后来就改了。
1983年春节，新厂房竣工了，如果请专业队搬迁，要花两万多元，而且一个多月才能搬好。朱振祥决定发动厂里青工利用春节假期自己动手搬迁。每天供应一些点心和香烟，共用去六百多元，由朱振祥签字报销了。有人说他这是违反了财经制度。
街道党委和区委先后三次派调查组到该厂调查，没有发现贪污、行贿等问题，却发现五年的改革成绩：朱振祥刚上任时，四百平方米的厂房分在十几处，混杂在居民住宅之中，如今已盖起了一座二千八百平方米的六层厂房，还更新了所有的设备，能生产二十多种款式的表带；全年产值由1978年的38万元增加到650万元，利润由十一万五千元增加到一百五十三万六千元，而全厂职工只增加了四十六人。友谊厂生产的菊花牌表带荣获1982年、1983年市优质产品奖和“一厂一品”证书。最后区委作出了结论：朱振祥敢于改革，有显著成绩。不久被提升为区工业公司副经理。
人才是需要爱惜和保护的。常常有这样的情况，一个人无所作为的时候，不会受到别人的注意和非议；一旦有所作为，各种非议就会接踵而来，特别是深化改革，涉及到利益的调整，一些吃惯了“大锅饭”的人受到触动后会给改革者枉加不实之词。对此我们领导机关的态度应当实事求是。对于一些人的反映，不要听风就是雨；对来信来访不必每事必查，要做具体分析，看其动机和目的，分析其有没有调查的必要。对于动机不纯，诬陷诽谤，要弃如草芥，不屑一顾。这样才能更好地保护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