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研究
罗必良
中央电视台评选的“2001中国经济年度十大人物”颁奖词，可以说对吴先生的评价是再恰当不过了：“他是一位无私的、具有深刻忧患意识的社会贤达，一个纯粹的人，一个特立独行的智者，一个把中国老百姓的疾苦当做自己疾苦的经济学家，一个睿智和良知兼备的中国学者。他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贵品质，是年过七旬仍然能坚持童真直率的经济学家。”
有人曾这样形象地描绘吴敬琏：“他的嘴对着国家领导人的耳朵，但他的双脚却牢牢地站在老百姓中间；他大半辈子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度过的，但满脑子是市场经济的思想。”
由山西经济出版社日前出版的《吴敬琏自选集（1980—2003）》，既是对这位著名经济学家良知和睿智的真实记录，也是这位被称为“中国改革理论先驱”用良知和睿智对中国改革历程的真实记录。
本书收录了吴先生1980～2003年24年中较有代表性的文章共59篇，包括9个部分：市场化改革的基本理论、改革战略和方案设计、发展战略和宏观经济管理、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国有企业的公司化改革、金融体系的改革和发展、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论社会政治问题以及思想文论。
作为晚辈，尽管曾与吴先生相处过数十天，多少感受过他老人家的风范，但却无力评价其深厚而广博的学术思想，仅就《吴敬琏自选集（1980—2003）》前面5个部分文章的主要内容做些提要性的介绍。
一、市场化改革的基本理论
这一部分收录了6篇文章。
第一篇《论作为资源配置方式的计划与市场》（1991年），集中讨论了社会主义条件下资源配置方式的传统理解及其现代发展，总结了“行政（计划）配置论”、“市场配置论”之间的分歧及争论的现实意义，深刻描述了“市场整合解决法”。认为经过近10年的改革，中国的改革不可能回到集中计划体制，面对已经变化了的经济环境，根本无法用指令性计划体制或以指令性计划为主的体制有效地加以管理，所以主张推行市场取向改革（包括价格改革、企业改革、流通体制改革、财税改革、金融改革、外贸改革、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等），把已经被切割得十分零碎、价格信号又严重扭曲的市场，比较快地整合为竞争性的国内大市场，在此基础上加强国家的宏观管理和行政指导，靠平等竞争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增强活力，改善结构，提高效率。
第二篇《建议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1992年）是作者在中共十四大前提交给江泽民总书记的建议书。此文可以看做上一篇文章的浓缩与提升。作者在简要回顾10多年来关于计划与市场的争论后，明确阐述了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法的建议。
第三篇《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1992年）节选于作者1993年出版的《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一书。它从交易费用经济学的角度说明了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性。
第四篇《把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关于社会主义的再定义问题》（1997年）是作者提交给江泽民总书记和朱镕基总理的一份意见书，目的是为中共十五大政治报告的写作提出建议。文中指出：①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我国改革的重点和难点集中在国有经济的改革方面，认为加快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已经成为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症结。②一个国家是否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并不是由国有经济所占份额的多寡决定的，认为贯彻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思想，把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特征规定为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的市场经济。③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当建立在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础之上。④增加国有经济的比重，并不能保证社会主义社会的巩固。它既不是社会主义的目的，也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石，更不能保证政权的巩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不是一种权宜性政策，也不只适用于生产力还不发达的经济条件，而应该是长期的战略方针。
第五篇《从计划到市场——20年经济改革的艰辛曲折》（1999年）。中国经济改革的基本线索是实现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作者回顾了近20年历程中，关于改革经济模式的早期探索、理论上的回顾和实践中的进展、理论上的第一次重大突破（1984年中央第一次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改革取向的大论战（1988—1991年），以及对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确定。
第六篇《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2001年）是作者向江泽民总书记主持召开的理论座谈会提交的书面发言。主张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系统化，据此推进各方面进一步的改革。文章特别强调了3个理论观点：①社会主义经济是建立在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基础之上的市场经济；②它是追求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的市场经济；③它是法治的市场经济。
二、改革战略和方案设计
此部分收录了10篇文章。
第一篇《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1980年）深入研究了经济体制与经济结构、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之间的关系。指出体制弊病是造成结构缺陷的一个重要原因，必须通过体制改革促进国民经济调整。
第二至四篇分别是《转向全面改革的时机》（1982年）、《单项改革，还是配套改革》（1985年）、《以改善宏观控制为目标，进行三个基本环节的配套》（1986年），依次指出：国民经济的调整必须从单纯的行政性调整转向用经济改革来促进，表明了在当时的背景条件下加快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并进入全面改革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强调经济体制的改革仅仅依靠“简政放权”的单项改革来搞活企业是不可能的，主张必须进行3个方面的配套改革：一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二是竞争性的市场，三是以间接调节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并就3个环节的配套改革提出了基本的改革内容。
第五篇《中国工业中的双重价格体系问题》（1986年）基于工业产品价格“双轨制”由来的说明，分析了其利弊，对各种解决办法进行了比较并澄清了主要的分歧，主张通过配套改革来推进“双轨制”向新体制的过渡。
第六篇《控制需求，疏导货币，改革价格》（1988年）针对当时的价格上涨问题，批驳了“放开货币，管住价格”等主张，提出了采取控制和疏导并举的方针，并进一步阐明了价格改革的基本步骤及其配套思想。
第七篇《中国经济改革战略的分歧与选择》（1988年）首先基于中外经济改革的经验与教训，提出了中国改革的“十项原则”或者说十大方面的注意点。并通过中国改革历程的回顾与清理，揭示了两种不同改革战略选择的分歧，从而再次重申了以建立市场制度为目标、同步配套推进的改革战略。
第八篇《从“增量改革”到“整体推进”的改革战略》（1994年）首先否定了“渐进改革论”的观点，主张从增量改革过渡到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整体推进的战略上来。
第九至十篇集中于国有经济改革的方案设计。《从战略上改组国有经济》（1998年）强调必须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重组，主动收缩国有经济的范围，实现国有资本从一般性竞争部门向在当前条件下国家必须控制的战略部门集中，并主张通过资本市场改组国有企业。《国资委成立后的国有经济改革》（2003年）界定了国资委的基本职能，强调进一步推进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调整，切实加快国有企业的公司化改制。并就国资委在已改制公司中如何依法行使所有者权利、国资委在行使职能中应处理好的几个问题等进行了说明。
三、发展战略和宏观经济管理
此部分收录了7篇文章。
第一篇《当前货币流通形势和对策》（1984年）针对1984年货币流通量急剧增加的情况，指出必须认真对待。认为，工资性现金支出迅猛增加、行政费用控制不严、基本建设规模过大、粮棉超购占款增加等造成的货币投放过多是不正常的，并提出了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加强银行信贷资金管理等10个方面的对策。
第二至三篇讨论改革环境。《经济改革初战阶段的发展方针和宏观调控问题》（1985年）针对我国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的背景，指出经济改革需要有良好的经济环境。由于改革需要成本，所以初战阶段的基本方针是在其他方面尽可能紧缩的前提下，全力保证经济改革的资金需要，从而为改革创造宽松的环境。文章进一步强调了体制转型过程中加强宏观调控的必要性。《再论保持经济改革的良好经济环境》（1985年）阐明了改革为什么需要一个宽松的经济环境，强调改革的初战阶段尤为如此。为了创造改革的宽松环境，主张必须把经济增长速度控制在适当的范围内，改善双重体制并存状况下的宏观调控，并对改革目标和实施步骤做出总体规划。
第四篇《试析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阶段及其基本矛盾》（1986年）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特性的几种不同判断（一是“双重模式转换论”，二是“经济发展典型化”，三是“以结构变革为中心的新成长阶段”）进行了说明，认为我国国民经济正在进入从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并存的“二元经济”向现代经济增长加速转变的新时期，才是事情的本质。文章阐述了“双重模式转换论”的启发以及深化认识的必要，分析了钱纳里“常态样式”的意义及其局限，重点就“二元经济”理论与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及与新成长阶段相关的体制改革、劳动力转移、改革与人民生活的关系、地区发展问题、对外经济关系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提出了与“二元经济”转化要求相适应的“推进配套改革，建立新经济机制”的改革战略。
第五篇《关于“经济增长方式”及其转变》（1995年）说明了转变增长方式问题的由来，总结了20世纪60～80年代中国经济界关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讨论，认为经济结构的改善、经济效率的提高和增长方式的转变依存于经济体制的转变，因此出路在于认真推进改革。
第六篇《用“向供应方面倾斜”的政策治理通货紧缩》（1999年）主张，为了扭转当前通货紧缩的形势，除了继续采取扩张性的需求政策外，应当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到“供给方面”去，实施“向供应方面倾斜”的政策，从而形成供给扩张与需求增大之间的良性循环。
第七篇《中国经济走势与可选政策》（2001年）认为从2000年年初开始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得到遏制，经济走势出现转变，关键的原因是需求方面和供给方面双管齐下的“两手政策”发挥了作用。并据此阐述了保持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所必须采取的方针和政策，特别强调进一步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和启动民间投资。
四、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
此部分收录了7篇文章。
第一至二篇是针对小企业改革问题的。《放开放活小型国有企业》（1995年）在阐明放开放活小型国有企业的意义的基础上，总结分析了国有小企业改制的具体形式，并就国有小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中的若干实际问题进行了讨论。《对诸城小企业各个经验的看法》（1996年）强调在推进小企业改革时必须坚持分类指导的原则，指出了股份合作制的制度缺陷，并就如何完善企业的治理结构，以及政企分离、债权债务的处理等问题发表了意见。
第三篇《关于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再就业问题的几点意见》（1998年）分析了国企职工下岗分流所面临的宏观背景，认为再就业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整个社会就业情况的改善。强调：多做“加法”，千方百计地增加就业门路；发展中小企业是开辟新的就业门路的工作重点；切实为中小企业营造良好的经验环境；政府的一切举措都应当有利于解决就业问题。
第四篇《对经济形势的估量和对策建议》（1998年）是作者在浙江考察中小企业情况后给国务院领导写的调查报告。报告针对当时的经济形势，强调在采取通过政府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扩大需求的措施外，还要在激发企业的活力、启动民间投资上多下工夫。只要采取措施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并加以引导，就能形成供给与需求相互拉动的良性循环的局面。
第五篇《发展中小企业》（1999年）是本书讨论中小企业问题最为系统的文章。文章认为发展中小企业具有深远意义，它远不止解决下岗职工分流问题，而是支持整个产业发展的基础，对于保持经济活力、提高效益、促进创造发明、增强竞争力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重点强调从3个方面创建适合中小企业发展的环境：一是克服片面追求企业规模、轻视中小企业的观点；二是消除对非公有制中小企业的政治歧视；三是改善中小企业经营的经济环境（包括改善企业的融资环境、切实减轻企业负担、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改进对中小企业的服务）。
第六篇《解决“三农”问题的中心环节》（2001年）是向江泽民总书记主持召开的讨论“三农”问题的座谈会提交的书面讲话稿。认为“三农”问题的根源在于农村人口过多，资源匮乏，指出大力发展中小企业是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必备前提。并就通过发展中小企业来解决“三农”问题提出了若干配套措施。其中，主张将一定时限内的土地承包制度改为农民拥有永久的土地使用权的产权制度，具有重要的创新价值。
第七篇《建设民间商会》阐明了民间商会对于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分析了商会的性质和定位，认为商会就是代表企业家总体利益的自治组织，强调了法人治理对商会建设的重要性。
五、国有企业的公司化改革
此部分收录了5篇文章。
第一篇《关于公司化》（1993年）对于什么是公司制度、应当如何建立公司制度以及工作的重点等问题进行了阐述。文章特别强调了公司治理结构在公司化中的核心作用，阐明了公司化在国有企业改革中的重要作用。
第二篇《改进党组织在企业中的工作方式》针对国有企业改革对党组织提出的新要求，对如何界定党组织在企业中的地位与作用进行了分析，主张要充分发挥党组织在企业中的保证监督作用。
第三篇《我国大公司治理结构存在的问题和改善的途径》（2000年）在评述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基本类型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国有企业改制所建立的公司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改善途径。
第四篇《关于企业组织的“多级法人制”》（2001年）认为“多级法人制”是一种弊多利少的制度安排。文章在分析比较企业层级制组织的3种基本形式的基础上，重点解析了M型公司内部财务控制的组织形式，从而揭示了“多级法人制”的制度缺陷。
第五篇《现代大型公司的经营战略与组织结构》（2003年）针对如何提高大型企业的国际竞争力，阐述了企业经营战略与组织结构选择的基本经验，分别介绍了钱德勒和威廉姆森对企业组织结构所做的理论贡献，并基于“不完全合同”理论阐明了企业总部所应该具备的功能。文章隐含的一个重要命题是：企业战略组织结构选择的关键是产权安排问题，并受到历史文化背景和现实环境的约束。
六、其他
第六部分“金融体系的改革和发展”收录了5篇文章。早在1993年，吴先生便针对我国证券市场过度投机、房地产奇热等现象，告诫政府、企业：“大好经济形势面前要好自为之，不要落入金融和‘金钱游戏’的陷阱。”他十分清醒地指出，“泡沫经济”对中国是灾难性的。这里的文章分别阐明了“泡沫经济”的危害性，分析了在规范证券市场构架中政府的作用，强调了加强证券市场监管的必要性，并就作为中国金融改革重中之重的银行改革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第七部分“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收录了6篇文章。文章分别阐明了“制度重于技术”的重要观点，批评了股市泡沫有利于高技术产业发展的论调，强调发展高技术产业，必须为人力资本创造性的发挥建立起必要的组织制度和其他社会文化条件。此外还讨论了“硅谷”、信息化与电子政务等问题。
第八部分“论社会政治问题”收录了6篇文章。分别讨论了寻租、腐败、政府职能与政府体制改革等问题。提出要建设一个公开、透明和可问责的服务型政府。
第九部分“思想文论”收录了5篇文章。这些文章或以纪念的方式，或以致辞演讲的形式，表达了作者为人为学的价值取向、偏好及情怀，从中可以感受到作者强烈的使命感与责任感。
七、结束语
我们知道，吴先生是一位敢于直言又备受争议的学者。然而多数争议过后，事实证明吴先生是正确的，这更凸现了他作为知识分子的尊严，作为经济学家经邦济国的职守，显示出不同凡响的人格魅力与震撼力量。这里我们摘录吴先生在本书前言中的两段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对过去的经历进行反思的时候，我就曾下决心吸取自己以前的由于“唯上”、“唯书”竟至违背科学良知的教训：一方面要从善如流，知错即改；另一方面，当还没有证明自己的认识是错误的时候，也不因“上”面讲过或“书”上讲过或者某种流行的观点的压力而轻易改变。所以我总是本着这种理念提出自己的主张。哪怕它不被认可和接受，也决不轻易放弃。
——我认为，经济学家的职业身份和写作方式并不是对他的社会作用做出评价的尺度，只要坚持作为知识分子天生具有的独立立场和批评态度，无论身在“体制内”还是“体制外”，表达形式是学术论文还是政策建议，都能够对推动社会进步起一份作用。身处多元化的社会，应该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气魄。
（原载《南方经济》，2004年第6期。
作者单位是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