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站附近原有一些居住了多年的老市民们，因为车站广场屡屡扩建的缘故搬迁出去，此处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空洞。我指的是午夜时分，这里寥落的情境让人觉得可怖，似乎有置身蛮荒时空中的嫌疑。但是这样的时分又极其少，所以这空洞只是一个巨大的幻觉罢了。可假如我们是从半空里向下俯视，除了多数时候熙熙攘攘的人头，我们还看到了什么？栏杆、电线、拥挤的车辆和破碎的心情？这都是真实的，因为我曾经多次看到了惆怅的远行人在车站前方的空间里抽泣。在太原、南昌、广州、宜春，甚至匆匆而过的阜阳，这种情形都见证了火车站的特异功能。它输送着一种古怪的情绪离开此地，但哪里才是这些远行客的终点站？没有一个人可以完全弄明白。有一天，我试图对此做出解释，但结果证明这只是一个狂妄的想法罢了。因为作为一个明显的例证，我自己就曾经在很短暂的时间里决定过自己的去向。这是在最为炎热的八月。杂乱的广州车站。表姐夫让我立刻确定去深圳，或者就待在此地（广州）。毋庸置疑，对于此地的陌生感让我产生了一种畏怯心理，于是我宁愿做一个抽签式的茫然选择。作为异地的深圳是一个遥远的年轻的城市，对于当时的我而言，它的距离感可以对我的心理形成一个缓冲。是在旅途中我才建立起对南方的适应性，这是六年前，南方酷热的气候把我带向了一段崭新的旅途。
火车站开敞的空间似乎是一个巨大的诱因。我们是在这种诱因里抵达一个新城市的。无论在多少年后，这个城市变得有多旧，那最初的部分都足以支撑我们对这个地方的全部记忆。到了后来，我们逐步对这个新的目的地熟悉起来了，往事历历，才产生了许多新的疑问。譬如对于广场的探索就时时萦绕在脑海里。这里聚集的人群是从哪里来的？这里根深蒂固的居住者都到哪里去了？当然我们后来只是在发问罢了，求解的欲望泯灭在一次次无果的探访中。有一年的秋季，我站在太原火车站南部的一座校园里，稍一仰头就可以看到火车站那巨大的烟囱。再登到高处，还能够看到列车的轨道，它们或平行或交叉地矗立在我的视野中，是被“观察”到的。似乎有些错乱。但平静而固执。我曾经以为自己的骄傲也来源于一次次从此地始发的远行。在那时我同这座城市的关系非常疏离，不，甚至可以说是毫无关系可言。我从这里出发的时候天降小雨，好几次都是，仿佛是为了安慰我低沉的情绪似的。在候车大厅里看不到前程。更加明确地说，我不知道我远行的意义何在。如果说对于家乡的厌倦也可以算作解释的话，那在几年后我甚至准备辗转回乡的想法就有些矛盾百出了。我在否定之否定中看到了我的出路。火车站记载了我的心理变迁。
但每个城市都是不同的。这是二〇〇七年，我已经在太原蜗居多年后的直接感受。也许是在此地居留过久，我觉得自己就要成为一个老居民了。我可以走到这个城市的任何一条小巷子里都不迷路，这简直难以设想。十年前，我连在老家县城转一阵子都会找不到出口，因此我一直觉得那个小城的格局酷似迷宫。当然，我在那里居住了四年，直到像个老熟客似的可以自在地出没于任何一家高档消费场所。但是，我把这种心理移植到了省城后发现自己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那种自足的、封闭式的感觉消失了很久，我以为它们永不会再来了。因为我在这里发现了自己无论怎么努力都难以征服它。是的，那时我确实想到了“征服”这个词。的确是这个巨大而妄想的词语救了我，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我才没有被混沌而喧哗的城市浪潮淹没掉。但就在这种浪潮中，我同时发现了自己的另一面。谨言慎行、小心翼翼，像一个内心的暴徒似的，我以一种克制的力量维护了自己在日常交际中的尊严。可是，这同整个城市有什么关系呢？它依旧那么庞大，尽管我们时时都以嘲讽它为能事，可作为被淹没的对象的，只会是我们。而这里同南部城市有什么不同？这已经成为一个城市发展史的辩证，被一再地提出来。
是火车站以它的发散式思维来告诉我们。
那些风尘仆仆的远行人带来南来北往的消息。这消息在不同的车站之间流传，像被携带的旅行包似的。作为聆听者，我们从他们的方言中获得一种新奇的快感。如果是简短的等候，这种快感甚至可以延续整个过程。一直等到上车，在列车轰隆轰隆开启的刹那，我们都可以沉浸在这种难得的情绪里。对于那些远方的城市，我们所产生的念想非常明显。但这种念想显然是被束缚和压制的，因为过多的情绪流露会带来旁观者的注目，我们的快乐有可能被这注目消解掉。那么，就在我们悄悄地独享这一切的同时，见多识广的人们谈论他们刚刚经过甚至逗留的这个城市。作为“老居民”，我们细心地琢磨着这些谈论中的各种意味。赞赏的、鄙夷的，都与我们密切相关，又似乎完全没有关系。火车站已经不是单独的一地，它连接起我们所要抵达的一个个高傲之地。如果是目的清晰的旅行，我们的心情也会与将要抵达的城市达成高度一致，这种一致性已经把曾经的居留地排除在外了。似乎是，我们在将要抵达的某地所展开的哪怕是一小段生活才是最真实的，而我们行将离开的城市，晨钟暮鼓，已成虚幻。这种心理使我们无时无刻不在为自己流浪者的身份感叹，因为“老居民”的确定性，不属于朝秦暮楚的我们。
当然，屡屡行经异地升华了我们的生活，火车站开启了美好生活之一端。无限的憧憬是火车站赐予我们的。站在车站广场那无限开阔的空间里去观望远方，尽管我们的视野尚且不及，可心灵的触角已经先行抵达了。因此我看到了那一对携带着臃肿的行李的夫妻，他们的脸上带着笑，他们怀抱中的孩子离我很近，他以自己未经世事的眼睛看着我。看了很久，他忽然说话了：“叔叔，你要去哪里？”我抚摩着他吹弹得破的脸部肌肤，微微笑了笑，并没有直接对他的疑问做出回答。他的提问没有解除，于是继续：“叔叔，你要去哪里？我在问你话呢！”这次我有点难以招架了。继续微笑着，但仍然不准备回答。最后是他的母亲出来打圆场：“叔叔要出去赚钱啊。和爸爸妈妈一样。”他带着天真的神情疑惑地追问：“叔叔，你是要出去赚钱吗？”这真是一个简单而准确的回答，于是我说“是”。他还在追问：“叔叔，你赚钱做什么？”这真是一个难缠的孩子，幸亏是孩子。他的母亲带着歉意说：“叔叔忙得很。叔叔要赚钱养家。宝宝不要缠叔叔。”我带着会心的笑转身。那一对夫妻，带着大包小包离开了，他们的孩子却一直将目光向后转，我与他又对视了一下，他忽然向我招手：“叔叔再见。”我也向他招手。然后，他们走远了。
事实上，我是来送人的。事后，我继续逗留的这个城市似乎正在扩张。许多路面都被拓宽了，一些民居被拆毁。这在十多年前就于别处演绎的一幕在这个城市里被繁殖了。道路的畅通把世界变成无限。现在从火车站出发，无论到达何处，都畅通无阻。我们从异地归来，身上的风尘劳顿被这个新空间吸收了。这个城市新近树立的巨幅广告牌正在把我们的视觉带往一个记忆的空间里去。然而那记忆的空间如此久远，简直成了上世纪的旧梦。我曾经逗留的南部城市里有无数的巨幅广告牌，艺术墙和主题公园遍地皆是。对于南部的热爱正是在这个时候建立的。然而我不久后就离开。在深圳火车站前的立交桥上，我走过了几十个来回。那里如梭的车辆如同时光那失真的面孔。因为一种深切的异地感把我真正地触疼了。我没有继续漂泊下去。数年之后，在这个北方车站前的时钟下面，我在想那时候，幸亏再没有漂泊下去。我现在悠闲的步履与那时不同，看着这个城市街头时的目光也与那时候不同。作为“老居民”的荣耀感是在一个个瞬间里得以恢复的，然而这与我一向标榜的流浪者身份不符。是的，我的户籍还不在这里。这真是一个巨大的悖论。
但我在这里有了一个真正的家。似乎是为了确证这一切，我还需要通过数年的奋斗来巩固自己在现实方面的成就。二〇〇七年秋季的某一天，我站在车站广场前的人流里，这里每一个陌生的面孔都匆匆地过去了。沉积的往事于是被唤醒。六年前，我也曾经站在这里，那一次我只带了五本书，装在一个简单的行李包中。我是懒散的，似乎准备随时回来。大概因为我的包不够沉重，所以看起来，我并不像一个真正的远行人。一路上都有人要我“让开”。让开，让开，他们毫不客气地喊道。我被挤在一边。快速地落到了人群的后面。我几乎真的就要返回了。无数次回头。我看着自己的身后。我已经过了剪票口。开往阜阳的列车再有二十分钟就要到站。外面的世界突然向我开放。然后我在回头。恋恋难舍。无限犹豫。几天后，我对弟弟说，没想到我跟着你，到了这么一个地方。我的悔意依然浓厚。然而我毕竟从此出来了，从此后，我其实无法回头。每一次经过一个新车站，我都要仔细地观察那站牌。它们无一例外地产生了两个指向。这两个相背而行的指向导致了我们的人生。它们循环往复，永无尽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