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浩如烟海的史籍，历朝历代都在宁武这块古老土地上留有或多或少的踪迹却又若隐若现，这里曾发生诸多关涉江山社稷的重大事件却又扑朔迷离。在重峦迭嶂般的历史迷雾后面，究竟湮没藏匿着多少鲜为人知的实情和故事？又有多少耐人寻味的悬疑和秘密等待着人们去破解、去品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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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走进宁武，品味宁武，首先要了解宁武所处的地理位置，因为一个地区的历史总是发生于这块土地上的历史，历史的宁武必然是也只能是这块土地上的宁武。
应该说，我们对宁武所处的地理位置是清楚的。它位于山西省北中部。“人说山西好风光，地肥水美五谷香。左手一指太行山，右手一指是吕梁。”其确切位置是在吕梁山北端的管涔山麓，地处北纬38°31′至39°8′之间，正与坐落在太行山北端的五台山遥遥相对。由省会太原沿同蒲铁路北上，或是由煤都大同沿同蒲铁路南下，恰好都是180公里的车程，列车便可抵达与县城一河之隔的宁武车站；若是乘汽车由市府忻州出发，不到两个小时（正在修筑的忻州至保德高速公路竣工后则仅需一个小时），亦可抵达宁武县城。但写下这段文字之后，我们自己便产生疑问：这样的描述有什么用呢？无论是谁，只要找张中国地图或山西地图稍作研究，都能得出同样的结论。而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宁武的神秘、神奥、神奇，千百年来在宁武这块土地上所发生的一切，与其地理位置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如果不能作出合理解释，我们对宁武的介绍也就成了空中楼阁。
于是，我们打点行装，再次踏上宁武这块熟悉却又陌生的土地，希望能就上述问题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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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是在分水岭找到的。
分水岭位于宁武中部，顾名思义，是因“分水”而得名——岭之西南方向为汾河流域，东北方向为恢河流域。换句话说，汾河和恢河都发源于这里。人所共知，汾河是山西的母亲亲河，也是黄河的第二大支流，“汾河流水哗啦啦”的歌声多少年来一直在全国传唱，我们就不再细说。至于恢河，即便是在忻州市，知道的人恐怕也很少。但它却是另一条著名河流桑干河的源头——它出宁武，入朔州，便换了个名儿，叫桑干河。桑干河横贯晋北、冀北，之后并入永定河，最后入官厅水库，所以恢河同时也是永定河的源头之一。俗话说得好，“母凭子贵”。原本默默无闻的恢河，籍了桑干河和永定的大名也渐为人晓。
那天，我们登上发源了汾河和恢河的分水岭，心中忽然生出一种茅塞顿开之感：这不正是我们要找的答案吗？因为我们想起了我国史学大家钱穆先生的一个观点。他认为，精密言之，中国古代文化并非赖籍于黄河本身，而是发源于黄河各条支流之两岸和其流进黄河时两水相交的那个三角地带。照此观点推断，汾河流域和恢河流域（以及桑干河流域）理应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摇篮之一。而且，根据史籍记载和现有的自然植被情况判断，远古时代的管涔山并非如今这般模样。那时，山区古木参天，完全为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所覆盖，山下的汾河谷地和恢河谷地则是茂密的草原和肥沃的滩涂。森林，草原，山泉，河流，百兽出没，草肥水美，正是古人类栖息生存的理想去处。
事实上，这并非我们一厢情愿的妄自揣测。经文物部门几次普查，截至目前在宁武境内已发现阳方口、杨庄、前石湖村等多处旧石器中晚期古文化遗址和石家庄、暖水湾等多处新石器时期古文化遗址。其中既有属于仰韶文化时期的遗址，也有属于龙山文化时期的遗址，还有在龙山文化基础上发展而来的青铜文化遗址，证明从30万年前开始，宁武境内便一直有原始人群生活繁衍。特别是地处汾河岸畔高地上的石家庄遗址，龙山文化特征非常突出，表明当时这一带的畜牧业相当发达，农业文明亦已出现。
如果仅此还不足以说明问题的话，我们不妨再引点“旁证”。在同为忻州市所辖、同处吕梁山区、与宁武县相距不过百里的保德县，曾经有过两大考古发现。一是“保德红土”。该县境内的新第三纪“红色粘土”相当发育，距今2500万年。红土中含有丰富的以三趾马为主的古脊椎动物化石二十多种，形成一个罕见的古脊椎动物化石群，因而于1927年被国际地质学界命名为“保德红土”，保德全境也因此成为山西全省古脊椎动物化石保护区。二是“保德铜贝”。1971年冬，该县林遮峪公社林遮峪大队的农民在修造大寨田时，出土铜贝109枚，海贝112枚，还有礼器、兵器、车马器等35件。经专家鉴定，文物属夏商时代，极为珍贵。尤其是铜贝，铸于商代晚期，约在公元前14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是我国最早的金属铸币，被认定为中国铸币之滥觞，故被命名为“保德铜贝”，证明早在商代这里的商贸活动就已十分活跃。由此我们便可想到，与保德一山相连的宁武整体状况应当不会有太大差别，经济、社会的繁荣程度已达到相当水平。
但这还只是事情的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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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发源了汾河和桑干河的宁武，地形地貌同样得天独厚。
宁武多山，是典型的山区。全县山地面积1888.32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95%；平均海拔1800米至2000米，即便与同样多山的周围县份比也是“高高在上”。境内山连山，峰连峰，有名有姓、算得上数的大小山峰就有99座。其中海拔在2000米以上者49座，占山峰总数的54%。海拔2784米的荷叶坪山，既是宁武全境的最高点，也是整个晋西北的最高峰。这些山脉大都为东北、西南走向，并以上面提到的分水岭为界，中部高，两侧低，呈“马鞍形”。如果我们立足分水岭举目眺望，且假设能目及千里，那么穿越汾河河谷，便可将三晋首府太原和忻定盆地、晋中平原摄入眼帘；穿越恢河河谷，则可将金沙滩古战场和“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塞外大漠尽收眼底。
从军事的角度考虑，这样一种多山而又呈“马鞍形”的地理状况，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都十分有利。倘若在此“占山为王”，境内有谷地可供耕种，有草原可供放牧，有森林可供狩猎，有河流可供舟行；如想扩张领土，则可顺势而下，长驱进击；若遇外敌侵犯，又有雄关险隘可供据守，有崇山峻岭可供周旋。因此，在以刀枪剑戟为主要兵器的古代，这里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地形地貌便受到执政者和军事家们的青睐，常常成为征战和争夺之地。
于是，独特的宁武便有了一部独特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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撇开无可稽考的蛮荒时代不说，自民族和国家形成以来，究竟是什么人最先出现在宁武这块土地上？翻阅我们所接触到的文献典籍，最先跃入眼帘的是一个叫“楼烦”的北方游牧民族。《宁武府志》载：“宁武之地在上古时无所考，至殷末而北戎楼烦居之。周成王世略通中国，后绝不闻。”
对于“楼烦”二字，我们多年以前就已接触过。那是我们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次到宁武，见城内鼓楼上有一醒目的牌匾，上书“楼烦重镇”四个大字。当时来去匆匆，并未深究。这一次，为撰写此书，特地查阅了有关辞书资料，才对“楼烦”有了较深了解。
依照《辞海》的解释，楼烦既是县名、郡名，又是关名、族名。一是县名。“（1）战国赵武灵王置。治所在今山西宁武附近。西晋永嘉中废。汉高帝七年（公元前200年），高帝破韩王信，乘胜逐经至此。有盐官。（2）唐初为楼烦监牧地。龙纪元年（公元889年）置县。治所在今山西静乐西南娄烦。蒙古成吉思汗十六年（公元1221年）废入岚州。唐及北宋初期，曾为宪州治所。”二是郡名。“（1）隋大业四年（公元608年）分雁门、离石两郡治置。治所在静乐（今县）。辖境相当于今山西忻县、静乐、岚县、五寨、岢岚、兴县、保德、河曲、偏关等地。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改为管州。（2）唐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改岚州治。治所在宜芳（今岚县北）。辖境惟东部较隋郡为小，不包有今忻县地。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复改岚州。”三是古关名。“在今山西宁武东北。隋大业三年（公元607年），炀帝北巡至突厥启民可汗庐帐，还入楼烦，即此。”四是古族名。“春秋末，分布于今山西省宁武、岢岚等地。精骑射，从事畜牧。后活动于今陕北及内蒙古自治区南部。秦末被匈奴征服。移驻‘河南地’（今鄂尔多斯草原）。汉武帝元朔二年（公元127年）为汉将卫青所破。”
这些解释，无论是古县、古郡，还是古关、古族，无一例外都与宁武有关。其中，对“古郡”的解释中之所以未出现“宁武”字样，是由于当时宁武属静乐。可见，在被赵武灵王破灭之前，宁武一直是楼烦这个以畜牧为主、精于骑射的北戎部族活动的中心地带。金代诗人蔡可贤所作《楼烦》诗曾对楼烦部族的活动范围和生活方式作过描绘。诗云：
山前山后十六州，
天涯尽处是偏头。
云开大漠风沙走，
水斩长河日夜流。
万户金绘愁见月，
千群铁骑畏逢秋。
却思大汗无中策，
一曲哀笳依戍楼。
清代诗人张彦坤也写有一首题为《楼烦》的诗：
无数青山入望宽，
芦芽隐约挂云端。
磴盘鸟道三秦接，
人拥羊裘六月寒。
水涨巉岸诸岭隔，
穴居烟火几家残。
从来巴蜀称天险，
不比楼烦道路难。
清代大诗人朱彝尊亦有《楼烦》诗一首：
百战楼烦地，三春尚朔风。
雪飞寒食后，城闲夕阳中。
行役身将老，艰难岁不同。
流移嗟雁户，生计各西东。
这些诗作同样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楼烦”这一概念历朝历代一直在沿用，人所共知，相当普及，只是我们自己知识贫乏，过去没有在意而已。
此外，《晋乘蒐略》卷三十二还有这样的记载：“周王会（绘）图有楼烦国。”《山西通志》亦有“宁武古楼烦国”字样。这就在《辞海》所说的县、郡、关、族之外又多了一个“国”！想来，这样的记载绝非凭空想象或主观猜测。从殷商末期到赵武灵王时代，前前后后七、八百年，一个长期活动并定居于一个相对固定区域的部族，在此建立自己的国家，当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相反，他们如果不建国，反倒有点不可思议。由此我们似乎可以作出这样的推理：当年，一个叫“楼烦”的北方游牧民族曾长期活动并定居于宁武一带，并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楼烦国”；正是由于这块土地上曾经存在过一个“楼烦国”，“楼烦”二字才得以在后世沿袭，才有后来的楼烦县、楼烦郡、楼烦关，也才有“楼烦重镇”的牌匾。
那么，这个楼烦国的“国都”又在哪里呢？综合方方面面的历史记载，或许就在宁武境内。近年来，人们在宁武天池东北滨发现一处神秘的古城遗址。遗址占地3平方公里，遗址上陶片、瓦砾、瓦当极多。当地农民犁耧下种时，不得不把这些瓦砾捡出来，堆积于地埂上。经多批考古专家现场考察，认为这些瓦砾中战国、秦、两汉、南北朝、隋、唐、五代、辽、金等各代遗物均有，原占地面积比今遗址还要大出好几倍，所以一致认定这里不仅是一处人类世世代代聚居之地，而且可以确定为是一座古城遗址。于是，有的专家便怀疑这里便是古楼烦国国都，但也有专家认为可能是古楼烦郡或古楼烦县治所。因双方均无有力证据，所以至今尚无定论，成为一个有待破解的历史之谜。
有待破解的历史之谜还不止于此。既然这块土地上曾经有过一个叫楼烦的部族和国家，而且时间长达数百年，我们便完全有理由相信，这里曾经发生过许多许多的故事，有的故事还可能非常精彩。可惜，这个叫楼烦的部族或许同其它一些游牧民族一样，整天东奔西驰，忙于骑射，因而虽有自己的语言却没有自己的文字，也就未能像文化较为发达的华夏族那样，将那些精彩的故事记录下来，结果给后世留下一大历史遗憾。时至今日，我们只能展开想象的翅膀，在脑海中描摹他们生龙活虎、丰富多彩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情景。当然，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考古事业的发展，也许有那么一天，我们可以应用现代化的手段，将他们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情景复原呈现于世人面前？
此外我们还主观猜想，正是由于文化发达程度逊于华夏族，所以楼烦部族不仅未能将自己的历史记录下来，而且最终还被逐出宁武一带。落后就要挨打，历史就是这样的无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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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楼烦部族逐出宁武一带的是赵武灵王。
从今天的行政区划看，忻州市所属东部几个县、市、区——忻府区（原忻县）、原平市、定襄县、五台县、代县、繁峙县，三国分晋之前便为晋国所辖，三国分晋之后则在赵国版图之内。据民间传言，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的“赵氏孤儿”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一带。市府所在地忻府区，至今尚有程婴墓、公孙杵臼墓、七贤祠、七贤巷等有关古迹和街道名留存。定襄县亦有藏孤台、赵武沟、赵武道等村名、地名一直沿用至今。而在代县，则发生过赵襄子于夏屋山（今代县草垛山）诱杀代王并兴兵占领代地（今河北蔚县一带）的事件，此事在《史记·赵世家》中有明确记载。
与东部几个县、市、区的情况不同，西部几县的宁武、静乐、神池、五寨、岢岚、河曲、保德、偏关，无论是三国分晋之前还是之后，大部为楼烦以及另一精于骑射的部族林胡所占据。雄心勃勃的赵武灵王（公元前325年至公元前200年）执政后，既不甘于固守祖宗留下的疆土，更不愿在枕侧有一个虎视眈眈的楼烦国存在（事实上，惯于逐水草而居、流动作战的楼烦部族一直在威胁着以农耕为主的赵国的边境安全），便于赵武灵王二十四年（公元前302年）开始着手进行军事改革。他通过长期战争实践，意识到中原人的长袍肥袖远远不能适应战争需要，因此决定改穿西北方游牧或半游牧人民的服饰，并学习骑射。于是，他以举国动员的宏伟气势和前规模掀起一场富有传奇色彩的改革——“胡服骑射”，使赵国的国力和军力迅速提高，成为威震诸候的一流军事强国，相继灭中山，破林胡，逐楼烦，并将其一直赶到阴山之外。应该说，“胡服骑射”是中国古代战争史上一场划时代的变革，从此古代战争形式便逐步由车战和步战为主的时代过渡到了骑战为主的时代，赵国则是这场变革的发祥地。
赵武灵王驱逐楼烦的战斗过程和历史细节我们不得而知，但却留下一块“试剑石”——
民间相传，当年胡服骑射的赵武灵王招兵买马，操练队伍，准备北逐林胡楼烦。可胡人究竟有多厉害？上上下下都不知底细，只是听说楼烦人铜头铁臂，高鼻蓝眼，像牛一样凶悍，因此赵国将士都不免有点心虚胆怯。赵武灵王觉察后，便暗里命铸剑能手铸造了一双赵王剑。
赵王剑锻造成型后，用宁武境内林溪山龙眼泉泉水淬过火，又经过七七四十九天开刃砥砺，直磨得截铜如土，削铁如泥。赵武灵王看过宝剑，重赏了造剑者，随后就佩剑上马，率精兵强将巡游山林。行至一块状似香炉的巨石跟前，他略一思忖，便挥剑向香炉石顶部劈去。一声巨响过后，石头顶部已破绽开裂。接着他又左挑右砍，前劈后挂，九削八刺，将巨石削刺得遍体鳞伤，而手中之剑却不损丝毫。见此情景，随巡将士欢声雷动，士气大振，随后便出师北征，大破楼烦。如今，香炉石仍在，就在林溪山深处、马仑沟半路、龙眼泉旁边、城墙梁脚下的公路一侧。其背山面水，高大雄伟，远看状似香炉，近看顶部裂成两瓣，躯体九孔八窍，因为是赵武灵王试剑所为，故又称“试剑石”。
传说毕竟是传说，但可以肯定的是，宁武一带一定是赵武灵王驱逐楼烦的重要战场之一，已经盘踞数百年的楼烦部族也一定会凭藉上天赐与的地形地貌进行顽强的抵抗，只是未能抵抗得住改革后同样精于骑射、更为强大的赵国军队。从此，这里便划归赵国版图，开始融入中原汉族的农耕文化圈。紧接着，赵武灵王又在此置楼烦县，如前所述，治所就在“今山西宁武附近”。“楼烦”二字便没有随着楼烦国和楼烦族的消失而消失，又成为一个固定的地名，为人们所认可、沿用。同时，楼烦族的退出，并不意味着战争的结束和消失，仅仅过了一百年，这里就又出现令人瞩目的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