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精神困境下的文学忧思
当自然生态危机和生态灾难成为人所共知的事实，并日益威胁和挑战着人类的生存状况的同时，人类内部自身的更为深刻的精神生态危机也成了全球性生态危机的一个重要层面，并成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热点话题而进入了知识界的视野之中。文学艺术领域的作家们也对自然生态危机、尤其是人类的精神危机作出了积极而严肃的回应，表达了他们人文视野之下的生态理念和人文关怀。中国当代作家贾平凹三十多年来的创作，正是始终冷静审视人的生存状态、尤其是精神生态，从而表达了作家在对精神家园的真诚眷恋和对诗性生活的追寻中处处彰显的生态智慧。
随着科技的进步，工业化和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在得到很大改善的同时也受到极大的威胁，面临着日益加剧的全球性自然生态危机，诸如全球气温变暖，环境污染，人口失控，粮食短缺，水土流失，资源枯竭等严重的生态危机已经使人类的生存状况受到威胁和挑战。自然生态危机已经成为人所共知的事实，人们对种种自然生态问题和生态灾难愈加重视。但是，人们对自身精神生态的危机，诸如精神价值的消解，道德精神的缺失，文化的衰败等还没有引起足够的警觉。然而更为严峻的事实却是，工业文明在给自然生态带来损伤而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严重失衡的同时，它所造成的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也扩展到新的社会领域和人类的精神领域。由于人不仅是自然性的存在，也是社会性的存在，因此，自然生态危机之下，人类的现实生存情景也存在着生态平衡的问题，面对自然环境的失衡，现代文明的膨胀、对自然榨取的泛滥，人与人之间由于生存的竞争而导致关系的恶化，道德的沦落以及异化，社会生态趋向失衡；同时，人类作为生物链上独立的一环，自身还是精神性的存在，正如德国思想家卡尔·雅斯贝尔斯说的：“人就是精神，而人之为人的处境，就是一种精神的处境。”因此，自然环境和社会生态的失衡也导致了人类精神层面的异化，人类内部的精神世界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生态平衡问题。人类的精神领域和外在的自然生态系统一样，也要求保持内在生态的平衡。然而，科技和现代化对人性的扭曲和摧残，正说明人类在生态系统的物质层面和外在层面所面临的生态危机，也逐渐地侵蚀和蔓延到了人类内部的精神空间。精神生态危机的出现正预示着由思想、意识、观念等构筑的动态的价值体系、文化的样态以及生长的氛围和环境遭到了破坏而走向了失衡状态。“人类社会中的生态失衡、环境污染正在不知不觉中向人类的心灵世界，精神世界迅速蔓延。从地球上现实的人类生态状况看，越来越严重的污染，是发生在人类自身内部的‘精神污染’”。并且，人类内部的精神生态危机同样也可以毁灭人类。可以说，精神已经成为生态的重要构成因素之一，精神生态的平衡对整个人类的生活和地球其他生态系统的平衡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显示出极为重要的生态价值。
因此，面对科技进步与工业发展所带来的自然生态的破坏、精神文化的衰落以及道德的沦丧，人类只有同时实现外在环境压力的缓解和自身内在素质的提高，才能达到生态的平衡和在地球上的诗意栖居。因此，不仅关注环境生态，而且关注其背后所蕴涵的深层的精神生态危机，保护生态环境，缓解双重的生态危机已经成为全社会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人们开始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之间以及人的心灵上的生态问题，这一问题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话题。随着生态意识的觉醒和生态观念的深入人心，生态危机这一问题在知识界也引起了热烈的回应，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各个方面都普遍地掀起了一场精神文化层面的变革。作为研究生物及其环境关系的学科而出现的生态学，在进入20世纪后，也很快发展成为一门内涵丰富的综合性学科，开始渗入到人类社会的种族、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并逐渐形成系统的、有机的、跨学科的研究准则。生态观念成为人类文明知识体系中一种普泛化的学理背景，生态学也呈现出愈发浓重的人文色彩。
就文学艺术领域而言，作家们也及时地回应了生态危机所提出的严峻的挑战。从人文视野来看，生态是指“人适应环境的方式，人与环境相互作用协调发展的关系，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共处的生存状态，包括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等层面”。人的生存与发展、生命的延续是人类社会恒久的主题，也是文学创作的惯常主题。“毫无疑问，文学艺术应该成为人与大自然对话的诗性的原野，应该成为在物欲膨胀下的灵魂得到洗礼的约旦河，应该成为滋润人们心灵的菩提树下的绿荫，应该成为塑造现代人健全人格的富有活性的净土”。因此，作家们以文学的方式探讨生态危机的各个层面，观照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以及人与自我的关系。他们不仅关注现代工业文明所引发的环境生态危机，如中外大量的将人和自然的关系作为审美视野的“自然文学”或曰“环境文学”的写作，正是对被人类榨取得百孔千疮的大自然和病象丛生的物化社会表达了深刻的文化批判和强烈的人文关怀。同时，他们更将创作提升到了关注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的高度，对时代和人类的精神危机作出了积极而严肃的回应，抒写人的焦灼的现实人生和紊乱的精神世界以及无家可归的灵魂世界，表达对于人类已经丢失的精神家园的真诚眷恋以及对于诗意栖居的诗性生活的追寻。
诚如英国小说家詹姆斯·乔伊斯所说：“现代人征服了空间、大地、疾病、愚昧，但是所有这些伟大的胜利，却只不过在精神的熔炉里化为一滴泪水。”走向绝地的社会现状和人的精神现状充分证明了重建和绿化精神家园的必要性，同时，相对于治疗自然危机和社会危机而言，洗涤人类心灵的种种精神病症，扫除精神世界的种种污染和破坏，最终重建人类精神生态的平衡，也显得极为紧迫。诸多生活在当下的作家们以强烈的文化批判态度直面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和裹挟，日益物化的焦灼的社会现实，以及精神栖息之地的丧失，纷纷以文学的方式呼唤整个精神世界的重建。尽管由于艺术创造力的参差不齐，以及文学创作深刻性不足的流弊，一些具有生态意识的作品甚至号称“环境文学”或者“生态文学”的作品存在“感悟自然与生态整体观的缺失”和“展现危机与文化批判的不足”的问题，欠缺更为冷静和理性的剖析和批判，也未能对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因素作出有力的探讨。然而，作家们对自然和精神两个层面的生态危机的审美观照和道德考量，对处在危机中的人类栖居的物质家园和慰藉灵魂的精神家园的深情书写，对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双重危机之下的生命困境和人类灵魂的绿色忧思，以及在诗性的艺术审美中对生态危机的深刻的理性剖析和冷静的文化批判，毕竟充分显示了他们的忧患意识和生态观念，以及开阔的人文视野。
二、精神生态的诗意书写
在诸多面对世风日下与精神沦落而对中国当代社会作多方位多角度的解剖和文学式分析的作家中，地域文化色彩浓郁的陕西作家贾平凹，执著地在乡村与城市两大地域间书写，纵观其三十多年来的创作，无论是早期描画陕南古老地域风情的《商州初录》，还是90年代关注城市文人失落心态的《废都》、《高老庄》，抑或新世纪以来再次回归乡村世界以社会转型期故乡农民为创作对象的《秦腔》，乃至关注在城市生活的农民工的新作《高兴》，贾平凹始终在作品中冷静审视人的生命活动和生存状态，尤其是人的精神世界，并以追寻精神家园为价值取向，体现了作家浓重的忧患意识之下的不曾言明却处处彰显的生态智慧和生态思想。
（一）“商州系列”：温情精神世界的生态智慧——以《商州初录》为中心
在以《商州初录》为代表的早期创作中，故乡商洛成为贾平凹源源不断的创作源地，其写作视野停留在他深深眷恋而又诗情盎然的陕南乡野风情。如果说贾平凹20世纪末的长篇散文《我是农民》是对自我身份的宣称和认同的话，那么，那个在80年代文坛大放异彩、单纯而美好的“商州世界”，就是贾平凹深刻的故乡情结下对其精神世界的审美写照。神奇的自然风情，诗意盎然的小说意境，以及野性而又鲜活的人物形象，共同构筑起了一个充满乡野气息而又和谐共生的美好生存境界。可以说，生存其间的人们的精神况味和道德风貌的朴素和单纯，使得贾平凹日后的创作，尤其是城市题材的创作纷纷以商州作为其精神上一贯的据点而不断被回归。
在贾平凹早期的“商州系列”中，乡村世界是一尘不染的，充满柔情暖意的。充斥着崇尚自然、敬仰生命的内涵。正如作者在《商州初录》引言中所说：“外面的世界愈是城市兴起，交通发达，工业跃进，市面繁华，旅游一日兴似一日，商州便愈是显得古老，落后，撵不上时代的步伐。但亦正如此，这块地方因此而保持了自己特有的神秘。”“这里的一切似乎是天地自然的有心安排”。在这一远离喧嚣、不失清净与单纯、充满野情野味的世界中，不仅实现了自然生态的和谐，而且，人们的现实生存也可以说体现了“天人合一”的和谐生态。险峻的山野胜景，淳朴的民风，单纯的人伦、人际关系，两性之间率真的爱恋，乃至无所顾忌、带有原始狂野的性行为，都成了作家极力褒扬的美。而人的精神风貌往往和其人生形式是紧密相连的，自然而然，生活在这一长期相对封闭又具有牧歌情调的环境中的人们，大多有着素朴的人生情感，单纯的道德观念，保有一种近乎原始的、单纯的精神生态。对此，贾平凹的理解是美好、清澈的。他不遗余力地对商州世界里人们热情勇敢、忠诚善良的德行品性作了赞美，他们是作者“勤劳、勇敢而又多情多善的父老兄弟”。
古朴的商州，造就了生于斯，长于斯的商州人纯真、善良的人格气质和精神品行。《商州初录》中的商州儿女不仅充满了原始的纯真和旺盛的生命力，而且爱憎分明、重义轻利，道德的原则重于物质的利益。即便是那些在商州最贫困的地方——黑龙口小镇上做生意，开饭馆，卖山货，招揽旅人在家过夜的人家，虽“算得极精”，却从无坑蒙拐骗之举，反而像亲人一样招待旅客。莽岭一条沟里给狼看病的接骨老汉，意识到自己救的是伤害性命的恶狼，就跳崖自杀的举动，以死亡的方式成全了当地善恶须分明的道德原则；沟里十六户人家共同筹资修建山路，即便半年之久，方圆八里，但他们有韧性和世代修路的决心：“这一辈人修不起，还有娃辈，娃辈不成，还有孙辈，人是绝不了根的，这条沟说不定还要修火车呢！”桃冲滩上摆渡的老汉，历经磨难重返家园戴着硬式石头镜，看的是陶渊明的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悠闲自得，却不再受人嫉恨，桃冲地方一派“天人合一”、休养生息的气象。更有那蛋儿窝村子里一对感情纯真，为了结合不惜逃走的情人；石头沟里为了结婚，屡次执著上告，成功走到了一起的复员军人和性情硬朗的寡妇；那惮于官家权势，毁容自保的“一对恩爱夫妻”；那生性豪爽、耿直，见不得诸如乡间小男女约会的“伤风败俗”之事的屠夫刘川海；那相貌丑陋，却执著于爱情追求的“摸鱼捉鳖的人”那“山美，水美，人美”，“姑娘从不愿嫁到外地，外地的姑娘千方百计要嫁来”的棣花村；以及那三省人和谐相处，团结友爱“天时地利人和”的白浪街……贾平凹以一种欣赏和钦羡的目光关注着故乡女儿的诗意生活，歌唱着商州人情的淳朴和田园风光的静谧，对乡村文明和乡野人生与人性的美好，由衷地表达了向往和眷恋。《商州初录》的出炉，其功不仅在于贾平凹向外界展示了于世默默，天下无闻却自有神秘和清静的商州世界，更在于作家笔下商州儿女的诗意栖居，成为在社会变革的时代潮流中日益浮躁和虚伪的都市人的精神家园。乡村朴素的土地、自然的人性乃至“神性”，野性、活泼却又和谐的精神生态，无疑是物欲横流的工业社会上空飘荡的一曲悠远的牧歌。至少，贾平凹在作品中为精神生态处于严重失衡的都市中人提供了疗伤的诗意空间。
然而，自80年代中期开始，在“商州系列”作品中，贾平凹对商州人精神生态的审美观照，从热情的赞美走向了冷静的思考，并流露出对传统文化的疑虑之情。作家注意到了商州大地上原本存在的保守、愚昧与野蛮之处，以及现代文明和城市商品经济的价值观念对商州人精神上的强烈冲击。“轻利欲、重然诺”的传统价值观开始受到来自注重经济实效的现代价值观念的挑战。在《小月前本》等反映商州农村改革的题材的作品中，一方面依然是浓郁的陕南风情、写意和浪漫气息，另一方面却是作品现实性的增加，时代大潮下的商州社会似乎也开始处于躁动中。商州人带有原始气息的生存方式、性格气质以及精神人格在这种冲击和挑战中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一定的转移和裂变，而以农业文明为主的诗意传统似乎也显露出残缺乃至消逝的端倪。《小月前本》中的小月在爱情选择上的两难心理困境，恰切地展示了人们在传统和现代之间艰难选择的情感态度。小月倾心于见过世面、头脑灵活、受到现代生活方式感染的门门，却又不愿拒绝品行忠厚、老实勤快、坚守传统的才才，既有对现代物质文明的热切向往，又有着对传统文化和道德的依恋情结。
但是，即便现代城市文明显示出了其对于乡村传统文明的强势，商业大潮对商州原有的社会价值形成了冲击的渐进之势，例如《浮躁》中现代文明带来的副产品如“拜物教”、投机倒把、利己主义……已经使仙游川村的人们经不住眼前利益的引诱而跃跃欲试，甚至那个单纯，静谧，悠然自得的商州世界不再一如既往，贾平凹依然在“商州系列”作品中坚守着他对于精神上的商州家园的追寻。在《小月前本》、《鸡窝洼人家》、《天狗》中，商州农民的惰性、传统的伦理道德规范对人的束缚（如小月的艰难选择，已经做了师娘男人的天狗对师娘的不越雷池等）都进入了贾平凹的视野。但作家对笔下人物在表达无奈、不满的同时，却更多地对其有着理解和同情。而且，在《商州初录》之后的系列作品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贾平凹笔下那多情，温顺而善良的米脂婆姨、那“地也无名，人也无姓”的美丽山野（《商州又录》），以及那“生也没快乐，死也没痛苦”的质朴人生（《妊娠》），更有作为小说主人公出现在作品中的一系列美好的女性形象。无论是清纯可爱的女儿性，如满月儿、小水，还是厚德载物的母性，如师娘，抑或是人格坚定而独立，对爱情有着炽热追求的黑氏等，都有着美好的外表，多情、善良的情怀。这些女神式的人物，无疑是贾平凹在无奈的理性之下对于商州世界情感上的坚守和眷恋。同样，贾平凹“商州世界”中的另一类人物形象——知识分子也成为作家情感的某种寄托。无论是外来的以旅人和过客的身份进入的知识者，还是土生土长的乡村知识分子，都在商州的农业社会中成为道义、智慧、文明的化身而被作家和读者所向往。远离都市文明的商州世界里知识分子伟岸的精神力量，无疑和贾平凹笔下失魂落魄、沉沦世俗的知识分子的文人心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可以说，前者的塑造是温情的知识崇拜神话的构筑，而后者的描画则是作家逼视之下沉痛而感伤的抒写。
（二）“西京系列”：对西京文人精神生态危机的文化救赎——从《废都》到《白夜》
如果说贾平凹80年代的“商州系列”作品在关注商州儿女的精神况味的同时，其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的色彩更为浓烈的话，那么进入90年代，他更为充分地倾向于关注都市生活中人与其自身的相互关系，人的心灵与人的肉体，人的心灵与人的处境，人的欲求、意向、理想、信仰与人的历史性存在和现实性存在之间的冲突与协调。也就是说，整个90年代，贾平凹淡出了对乡村的描写（尽管作家的精神乃至灵魂仍然寄托在故土乡村），更多地在作品中表达对现代人精神危机的思考，其笔下的人物往往处于生存危机、尤其是严重的精神危机中。
进入到90年代，中国社会现实发生巨大变化，现代化建设的快节奏推动了社会转型的步伐和物质文明的急剧膨胀，以城市为中心，工业化的色彩开始蔓延到乡村社会。转型期的社会和时代造成了人们精神上的断裂，一方面热切地追求现代化的生活，物质占有欲急剧膨胀，造成人的道德的缺失和秩序的混乱，另一方面却又在心理上对日益现代化的快节奏生活带来的紧张感到不适应。农民出身并在身份认同时一直宣称“我是农民”的农裔文化人贾平凹，强烈地感受到了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的激烈撞击（实际上这一点在“商州系列”中已初现端倪），在享受现代城市文明的种种便利成果的同时，作家却又备感失望和困惑。加之此时的贾平凹历经了个人生活中出现的种种艰难和困惑的生命体验，使作家的精神面临着由乡村而城市的裂变，也使他对乡村和城市的认识不再停留在情感的层面，而开始有了深刻而复杂的理性认识，他开始在作品中展开他对于城市文明的生存体验，对传统文明和城市文明的双重审视和质疑。成就诸多文化名人的历史古城——西安，同时也是贾平凹接受现代教育，走进现代文化的城市，成为他笔下主人公（主要是知识分子）历经成功、煎熬、失意等等人生经验的发生地，由此构成了贾平凹创作的第二阶段——“西京系列”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