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杂学艺术观与文本的文化学图式
20世纪初的中国作家，其文化积淀与艺术修养是当下作家们所难以企及的，如鲁迅学养之博大与思想底蕴之精深，郭沫若之博才与多种艺术门类之融通等等。从这一比值看，当代作家艺术修养的落差还是较大的。相对而言，贾平凹无论生活积淀与文学造诣都是多维的、深厚的和宽广的。他不仅长于小说，又工于散文，且书法劲道，绘画别裁，同时酷爱收藏，鉴赏有道，钟情民俗，熟知易术经略，更深得老庄学说之精奥，这表明一个作家应有的才情和必须的多维艺术潜质，我称其为贾平凹的“杂学艺术观”。那么作为作家的贾平凹，他又如何看待这种积淀呢？“喜广吸收，在于着力于转化，创造第二自然”，尤其觉得“禅是个修行过程，渗透在日常生活当中，是在生命过程中的一种悟”。基于这一认识，贾平凹常常以禅的心境作文作画。每逢大作开笔，上书房硕大的汉罐里，日日燃香，香烟袅袅，直线冲顶，以聚气平心，各种生活事象如魔术般涌于笔底，或真或假，亦虚亦幻，使大著微篇充盈着浓厚的文化底蕴。过去对贾平凹作品的研究，史家多以“改革小说”，或“寻根小说”，抑或“心灵小说”谓之，真正从多维文化图式的角度给以足量界定还未见其权威性。因此，我以为贾平凹文本（含散文、小品、游记）其内里典型地呈现出的多维文化学图式，是作家本在的杂学艺术观的深厚积淀，有待细致梳理和深入研究。
从新时期文学的历史进程来看，自20世纪80年代始，中国文学在艰难的实现着从“政治文学观”向“现实文学观”的转移，尤其在向“文化文学观”的审美视角转移上，许多作家、理论家都作出了应有的文学贡献和理论贡献。那么，作为特定时代中坚作家的贾平凹，责无旁贷地以其批量的创作文本昭示出文学文化学的走向，其斑驳丰杂，殷实多彩的文化品格使80年代中期以来的文学质地上了台阶，在剥离文学的社会学、政治学、阶级政党学的特定转轨时期，起到了弥足珍贵的牵引作用。从审美的角度看，究竟什么是贾平凹文本中的文化学图式。我概括为“五大文化系脉”和“六大文化层面”。五大文化系脉是：传统文化系脉—现代文化系脉—民间文化系脉—神秘文化系脉—生态文化系脉。六大文化层面是：经济文化层面—政治文化层面—制度文化层面—女性文化层面—民俗文化层面—饮食文化层面。这种文化系脉和文化层面顾名思义，就是同社会的整个文化现象相联系，带有社会生活“总体性”的特征。贾平凹文本的文化学追求，使得它超越了社会的、政治的、历史的、道德的价值范畴，而更具其文学的原在性。正如马克思所说，“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文化是对自由的确证，由此可见，贾平凹文本文化学图式至境的自由通达，以及贾平凹独特人格自由的形成，就是迈向这种大文化气象自由的必然。下面就贾平凹文本的“五大文化系脉”和“六大文化层面”的内涵作以阐述。
（一）“五大文化系脉”的情感观照
1.传统文化系脉的认知与眷恋。中国的传统文化，素以儒、释、道为一体的大文化景观，它是滋养人们存在所依凭的潜在和显在的特有精神范式。在这一范式中，文化既是一种结构、样态、物质，又是过程、动因和主体力量。那么，作为人类进步的知识分子，必是人类先进文化的代表者和承载者。贾平凹对传统文化的认知和眷恋已进入了一种巨细知晓度和存在融通度的较高境界。据考察，他爱好广泛，较多接触了传统文化中之经典作家，如苏轼、韩愈、柳宗元、袁中郎、蒲松龄、曹雪芹等。能感悟到苏轼艺术上的率真随意，蒲松龄对女性描写的诡秘与精细，曹雪芹正气写作的大境界，以及沈从文、张爱玲、孙犁、朱自清文本艺术之精湛。读野史、闲书、志书、杂书胜于正书。嗜好石雕、画论，尤其系统研究过老庄哲学，深得“静”、“虚”修养之道，认为“做到神行于虚，才能不滞于物；心静才能站得高看得清，胸有全概，犹如站在太空观地球。”这种对传统文化认知的眷恋情怀，使他作品的文化因子又始终占有强势，从而跳出了政治历史的社会学桎梏。比如被人们称为描写改革力作的《浮躁》，实际上展示的是当代国人的文化心理，突出的是人物社会文化行为的诸种类征。一个金狗，一个雷大空，两个文化行为标本，形异本同，典型地代表了社会的普遍“浮躁”情绪，犹如作品中始终贯穿的喧嚣、浩荡、奔腾、焦躁不安的州河一样，其总体意象特征是社会文化形态变革的映象。正如作者所言：“《浮躁》就是力图表现当代中国现实的，力图在高层次的文化审视下概括当代社会的时代情绪的，力图写出历史阵痛的悲哀与信念的。”我们看到即使篇幅短小的《天狗》，其文化意味不乏独到。一个“招夫养夫”的旧俗，在作者笔下却赋予了多么美好的人间帮扶的人情味。打井师傅李正因施工塌方致使瘫痪，天狗进门成了师娘的第二任丈夫，承担了全部家庭责任，但从不与师娘同床共寝。天狗爱师娘，更敬重师傅和师娘，师娘是天上月亮，是菩萨，最好的女人。这就是传统地域文化中的古朴人情美，一个传统文化强势系脉的亮色。《腊月·正月》中旧的文化秩序（韩玄子）与新经济文化秩序的（王才）冲突；《小月前本》中才才、门门、小月的爱情纠葛与文化观的选择；《鸡窝洼的人家》中麦绒、回回和烟峰，两种文化观冲突。许多作品无不全景观体现出贾平凹浓浓的对古朴文化的认知、怀旧与眷恋。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作者从古朴文化民俗中去挖掘人性之美，人格精神之美，去思考传统文明中人性的潜在价值。
2.现代文化系脉的企盼与追寻。贾平凹的文化世界呈怀古恋旧尚主静，能否就如他所说“有时怀疑自己是否属遗老遗少，如王国维给人的感觉。”其实并非这样，多变才是他的主色。孙见喜先生曾做过这样的解释：“理论家只听他在东边放枪，赶前去，他却在西边露营；理论家刚观赏到他在这条河里耍水，理论的飞毯刚投过去，他又在海边钓鱼。所以，近20年来，理论家赶他赶得筋疲力尽。就在不少理论家因而放弃追踪的时候。他又吸引来更多的追踪者乐此不疲。”这就是贾平凹，一个“鬼才”（汪曾祺语），既怀古传统文化，又企及现代文化新秩序。一种“贾平凹式”的多维文化学图式的创作样态。《高老庄》便是这样一种文化经典，颇为精彩。来自乡村，具有乡土文化根味的高子路，其文化身份已是大学语言学教授，多年受现代文明的濡染。然而他的内心深处却仍旧摆脱不了高老庄乡人的心理自卑及短小身材的肉身自愧。在城乡文化的巨大反差中，他难以接受糟糠之妻菊娃的土身土气，以至于产生了按照城市女人的标准去改造，但其未果，两种文化在这里发生了碰撞。当子路最终结束了与菊娃的婚姻后，饱尝了现代都市女性西夏磁性般魅力，心理趋同于现代文明。西夏形体高大健美，性格开朗热情，且有开放的文化观念，因而在子路眼里是城市文明、现代文化的象征，与她的结合方使乡土文化得以现代文明的滋润与改造，并能产生出新的文化质点。于是，多少有些惬意的高子路带着现代都市文明的使者西夏返回高老庄，以做怀孕生育的较长住留。然而乡土文化中的诸多封闭陋习，生态荒蛮，人种退化等歧异现象不仅使子路放弃了想法，而且只身先于西夏匆忙逃回城里。子路的回乡与逃乡，正是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碰撞中苦恼的文化行为的选择。从放弃菊娃到选择西夏，从携西夏回乡，到只身逃乡返城，正是作者苦苦寻求乡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新文化秩序的结合，其对现代文化的赞许、追寻之情依然可见。那么，贾平凹在社会文化结构的大变革中，能否寻求到他的理想文化图式吗？
3.民间文化系脉的鲜活与原在。贾平凹深谙民间文化是世人皆知的，所谓“鬼才”、“怪才”、“奇才”之誉，是说他善识博收民间文化之诡道与丰杂，成为有别于他人创作文本的深厚文化底蕴。文学创作说到底就是生活原本、原在事象物象的逼真呈现，而最具鲜活的生活之本、之源、之形、之象、之物、之意恰恰在于民间。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是民间的文学，民间原本、原在的文学。贾平凹作品，无论是小说、散文或游记小品，一幅民间文化的“清明上河图”尽显其中，给其文本增添了无限的审美韵味和民间意识的人文精神光彩。可以说，贾平凹作品的民间文化系脉之源在商州故土，这是他创作的基本定位，是贾平凹之所以成为具有乡土民间文化价值的贾平凹的根本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学界“商州情结”的概括是准确的，因为“商州成全了我作为一个作家的存在”（贾语）。于是，由“商州情结”所暴发的“贾平凹式”的民间文化别裁的作品源源而至。最为典型的是他于1984年前后踏遍商州，几度涉足商州山山水水所完成的《商州初录》、《商州又录》、《商州再录》的“三录”系列作品，奠定了他民间文化系脉的深厚底蕴。这些文字构成了商州人文的、地理的、传统的、风俗的、历史的、文化的等等民间斑斓异彩的风俗民情史、历史文化史、人性精神史。正如作者所言，让“外边的世界知道了商州，商州的人知道自己。”知道在多杂斑驳的历史文化覆盖下商州人古朴、守道的永恒人性美，和特定地域伦理观的淳厚美。《远山野情》中的吴三、香香及跛子丈夫的情感关系就有着野中守规，情中有俗的洁净美，即使未曾婚娶的汉子吴三，对其香香的恋情时有冲动，但更为怜惜的情怀，以及香香施恩于他的感念情怀，使他正气坦诚之道义感顿生，人性的光华就这样在一个远离文明的山野中开放。如此体现民间文化人情美、人性精神、道义美的作品不但在《黑氏》、《天狗》、《美穴地》、《小月前本》等小说中有所体现。同时在《商州游品》、《关中游品》、《陕南游品》、《陕北游品》、《丝绸之路游品》中更胜一筹，典型地体现出民间文化系脉之丰盈、鲜活与原在。这是他创作中最具文化气韵的园地。
4.神秘灵异文化系脉的意象与哲思。就贾平凹作品通观性创作文路而言，他是纯粹的贴着大地行走的现实主义作家，虽然许多作品神秘灵异，文化象征符号较多，常被人误读为怪异或荒诞，而实则是现实主义手法的别一变衍，更为现实主义的力度增了色，添了彩，使其作品的文化象征底蕴更为冷峻、深厚与遒劲。他这样说：“当今的中国文学，不关注社会和现实是不可能的，诚然关注社会和现实不一定只写现实生活题材，而即使写了现实生活并不一定就是现实主义。”“文章是天地间的事，不敢随便地糟蹋纸和字。”“我热衷于意象，总想使小说有多义性，或者说使现实生活进入诗意，或者说如火对焰，如珠玉对宝气的形而下和形而上的结合。”这就是说神秘灵异文化现象的大量涌现，是作者追求现实生活之多义、之灵动、之丰涵的写作观念的自在转移与艺术超越。从1991年的《太白》，神秘灵异意象就十分浓厚，它和《太白山记》一并被学界誉为“新聊斋”。作者从禅的角度观照人生，虚实相衬，意象横生，意蕴深长，其神秘之禅宗符号尽在字里。致使后来的《废都》、《高老庄》、《怀念狼》、《秦腔》气贯而下，作整体象征处理。“局部的意象已不为我看重了，而是直接将情节处理成意象”，“以实写虚，体无证有”（贾语），写作兴趣自然渐成。可以看出，贾平凹依托老庄深邃的静虚经略，凭借中国神秘灵异文化的博大与多诡，着眼于作品大情节的艺术处理，而不是小细节的修饰，从整体作品大布局，而不是局部意象小穿插，这就加大了单纯现实主义手法对生活容量，无力饱和达意尽兴映象的局限，故凭借神秘灵异文化的多维、多态之诡秘来揭示其深邃的哲理思考。比如《怀念狼》大情节的处理，仅一个书名，对狼的怀念，就意象联篇。因为狼是恶的象征，视为人类的敌物，既如此，又何以怀念呢？须引人入内，探个究竟。当你走进《怀念狼》内里，你不仅为作者如此忧虑人类何以生存的大境界之哲理意蕴性处理所震撼。狼没了，并非人之幸，实为人之灾，与狼共舞可谓生态平衡，无狼为伴其悲可见。商州仅有的15只狼终于人为的灭绝了：
那一天，是商州的施德主任来单位找我，他人瘦得如了干柴，我的办公室在七楼。他说他是拿了一张报纸上两层楼坐下歇二十分钟，七层楼整整爬了近两个小时。他衰弱成这样令我惊骇。
因为狼没了，人的抗击防御能力逐一消失，精的退化，气的退化、神的退化、体的退化，爬两层楼歇二十分钟，爬七层楼歇两小时就是自然的了。商州行署专员在作商州地区现状报告时讲，尤其山货特品丰富，如木材、竹器、核桃、木耳，“还有十五只狼”，专员语气平和，没有故意和幽默的口气与神情，认为狼是商州的一份家当。专员得意地说：
假如没有狼，商州会成什么样子呢？你们城里的人是不了解山地的，说个简单例子吧，山地里的孩子夜里闹哭，大人们世世代代哄孩子的话就是“甭哭，狼来了！”孩子就不哭了，假如没有狼，你想想……
商州的黄羊肉是对外出口的，可狼少了下来，你不认为黄羊会更多了吧，不，黄羊也渐渐地减少了，它们并不是被捕猎的缘故，而是自己病死的。狼是吃黄羊的，可狼在吃黄羊的过程中黄羊在健壮地生长着……老一辈人在狼的恐惧中长大，如果没有了狼，人类就没有恐惧嘛，若以后的孩子对大人们说：“妈，我害怕”，大人们会为孩子的害怕而更加害怕了。你去过油田吗，我可是在油田上干过五年，如果一个井队没有女同志，男人们就不修厕所，不修饰自己，慢慢连性的冲动都没有了，活得像个大熊猫。
这些极富哲理性的文字，既是神秘的，又是现实的，字字滴血，印入脑际，令你不得不思考。生态失衡，人种退化，阴阳失调，一个相生相克，相辅相成，相缠相绕的和谐环境将不复存在。那么作为为狼拍摄照片的“我”回省城后一字未写，缄口不提。雄耳川出现人狼事变，是一件悲哀又羞耻的事，“它不能不使我大受刺激，因为产生这样的后果我是参与者之一啊，憋住不说可以挨过一天，再挨过一天，巨大的压力终于让我快要崩溃了。”这里，贾平凹的焦虑、忧患尽显其间。像这样体现神秘灵异文化的大情节、小意象，整体的、局部的艺术处理在贾平凹的作品中俯拾即是。再如《废都》之“废”的整体意象处理；“高老庄”之古老文化与现代文明冲撞的整体意象处理；《秦腔》之乡土中国与现代中国断裂与何以衔接的整体意象处理，尤其是《秦腔》乡土民间之“腔”，之声的绝唱，极富诗意，振人发聩。更不说作品中所呈现的意象之密集，如“疯子”引生自阉；以“仁义礼智信”、“五常”和“金玉满堂”福禄命名；先天性肛闭女孩；人头顶的光焰；夏天义葬身于滑坡；鼠、狗、蜘蛛、螳螂及植物之人语意象；“狗剩”、“来运”之取名；立筷驱鬼；鸡蛋招魂；桃符手法；庙里坐化；引生佛眼；神秘的鱼。《废都》中四个太阳、埙、铜镜、四色奇花、阮知非的狗眼；牛的反刍、鬼市、牛老太的神魔、孟云房的卜术卦算；以及《高老庄》中的碑刻、石像砖、飞蝶出现；神秘的白云湫、石头的残缺与奇异、子路祭坟的神秘感受等等。都在追求一种意象，一种象征隐喻的神秘灵异或寓言效果。这正应了贾平凹的一句话“各人有各人生命里头的那种本来之才”，“有一个天生，天生就会。为啥天一亮鸡就叫唤，别的咋不叫唤，兔子咋不叫唤，它鸡就叫？”“我从小生活在山区，山区多巫风，而陕西出现的奇人异事也特别多，这种环境影响多。”至此，贾平凹作品神秘灵异文化体系形成有其生活的必然性，也由此所折射出的生活哲理的必然性，这是作家由早期原在生活移入场到后期创作境界移出场的写作风格的变衍。
5.人类生态文化系脉的焦虑与追求。人类生态问题，是一个世纪性话题，正如一位美国生态学家所说：“生态批评通常是在一种环境运动实践精神下开展的。生态批评家不仅把自己看做从事艺术活动的人，他们深切关注当今的环境危机，还参与各种环境改良运动。他们坚信，人文学科，特别是文学和文化研究可以为理解及挽救环境危机作出贡献。”中国的生态学家鲁枢元则进一步阐述生态批评的任务不是在于鼓励读者重新亲近自然，而是要灌输一种观念，一种人类存在的“环境性”意识，使每个人都将认识到“他只是他所栖居的地球生物圈的一部分”。
从这一意义上看，贾平凹作品文本就是摆脱了狭隘社会学，具有一种自觉人类存在的“环境性”文学意识的文本，正如他所道白的，他的兴趣是关注“传统文化怎么消失掉的，人格是怎么萎缩的，性是怎么萎缩的”。这是人类生存情怀的文化观照。可以说，贾平凹作品是集社会生态、文化生态、精神生态、自然生态为一体的人类生态利益文学，反映出作者所具备的人类大图像的生态思维和生态诗学理念。
首先，以《浮躁》、《秦腔》为代表的社会生态系脉的时代映象。1987年的《浮躁》，是贾平凹34岁以前的第22部著作，是继前诸多描写社会生态的短、中篇小说以后的又一倾力关注。刘再复评价说：“作为当代中国农村社会世相与心相的一幅形象画卷，《浮躁》有助于人们认识我们这个农业大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诸多特点，也使人们更真切地看到改革对于我们社会的迫切和必要，以及它在古老的土地、古老的心灵所引起的深沉颤动。”汪曾祺也认为，作者把州河两岸人们文化心理的嬗变概括为“浮躁”，是具有时代特点的。1980年以来的中国农村，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商品经济的崛起，一个新的社会生态结构到来了。《浮躁》中的人们从此获得生产力的解放，以最大的能效实现着自己的致富期值。然而社会生态的复杂性，又使他们不得不置于城乡巨大的各种人际关系网中，实现着何以迎合关系网与决然冲淡关系网的各自利益的互动冲撞。作者从州城、白石寨，到两岔镇、仙游川村；从盘根错节的官方象征的巩家家族到坐地为王的乡霸田家家族权利的明争暗斗；从老辈乡民的敬畏权势，安分守己，到年轻后辈的自强谋生，反叛现实，构成了如同躁动不安的州河一样的中国社会改革开放以来的生态百图。其中巩田两族危机时的联手，利害时的反目；反叛英雄金狗正义良知的张扬与悲剧末路的无奈；“混世魔王”雷大空敢为人先的改革弄潮与玩世不恭的自毁结局；以及小水的怨命认命的脆弱；英英恃权自傲的心理；翠翠暗恋幻想的破灭而致死；韩文举虽存文墨却无助困境的屈辱人生等等。贾平凹以其时代大图像的笔墨勒勾出充满着社会文化生态意味的中国社会农村经济改革的浮躁“州河”，世态百相的躁动“州河”，以及一只希冀正义化身的“看山狗”，这无疑是作者一部典型的社会生态利益文学之大著。正如他说：“《浮躁》是力图表现中国当代社会现实的，力图在高层次的文化审视下来概括中国当代社会的时代情绪的，力图写出历史阵痛的悲哀与信念的。”36岁的贾平凹，其文学的生态理念，人类存在的“环境性”意识是多么的早先（时值1985年）。
如果说《浮躁》是贾平凹力主社会生态映象的早先大著，那么，自1985年以来至2007年，这种“环境性”意识从未中止，《秦腔》、《高兴》便是一例。以贾平凹的解释“秦腔”不叫“秦剧”，而叫“腔”，一个“腔”字，是出自民间心底的声音。《秦腔》从更为广阔的社会经济改革的深层和社会行进的纵深揭示城乡社会生态环境变衍、断裂的文化关怀，倾注了作者惶恐而又无奈，期盼而又无助的情感观照。小说中，象征几千年乡村环境文化生态稳型结构的夏氏家族，在现代文明的冲撞中一夜间消失了原有的家族气脉和原在的门庭神气。老大夏天仁，六十岁不仁未衰早亡，老二夏天义，行事不义，未能善终，老三夏天礼，缺礼投机终而暴死，老四夏天智，智不承后气绝归西，仁义礼智皆无“行”（信），因此老五夏天信而未世先于胎中去。真可谓仁、义、礼、智、信，夏家飘摇去，一种超稳定社会形态的变衍。作者这种文化价值的情感关怀异常复杂，穿越了夏氏家庭的代际辈序，构成了一幅清风街社会生态文化圈之图式。作为夏天仁之子的村官夏君亭，两种社会生态文化的象征，革新守旧，民主专权，传统现代，或进或退，忽左忽右，无一定数，加之妻麻巧自私刁蛮，也非省油的灯。因而“仁”不通达难传后。夏天义虽有五子，“金玉满堂”和瞎瞎，可谓“五子登科”，人丁兴旺。然而五子不成器，金玉虽满堂，品质皆瞎瞎，连孙子也是哑巴。夏天礼倒也儿女双全，父子双薪，好不快活，然而有钱却被银元误，架子车拉尸首，终无坐车的命。更具时代变衍意味的是夏天智，这位任过小学校长的乡村智者，向来恪守宗法礼数，守命“秦腔”，酷爱“秦腔”脸谱，以此维系他心目中的社会生态文化秩序。儿子夏风文化人的身份使他荣耀，儿媳秦腔名演白雪是他平衡文化心理的一种慰藉。然而，子不惜其父之事，媳之秦腔事业腰折，加之次子夏雨的浪荡不仁，终于“智”不治家，父子相悖，夏天智一命呜呼。这种处在变革时代社会生态飘移变衍的大动荡中，这种新的社会文化生态结构的形成，在无情地冲击着一切，作者既惆怅惋惜，又追问寻觅，情感茫然，非常无奈。他期待着。从这个意义上说，《浮躁》之“躁”、《秦腔》之“腔”，实为中国社会变革时期民间底层生态情绪的折射。
其次，以《高老庄》为代表的文化系脉的时代映象。《高老庄》在贾平凹小说创作史迹中，作为五大界碑（其余为《浮躁》、《废都》、《怀念狼》、《秦腔》），价值匪浅，那就是对当代变革时代的诸种深层文化冲突的聚焦和映象。简言之，以具有高级知识分子，浓厚文化符号的大学语言学教授高子路携妻西夏还乡（西夏也是一种现代文化与都市文明的象征符号）和又只身逃乡的文化经历，尽显了乡村原始文化与都市现代文化的冲突，乡村落后自然经济与现代商品经济的冲突，以及愚昧闭守的乡村文化氛围下人种弱钝退化与现代先进文化滋养下人种改良的冲突。三大深层文化制约和改变着高老庄人们生活秩序的变衍，而每个人的行为无不体现着一种文化的律动，有着深层文化制导的基因。如高子路由乡及城的城市文化外表的附着和乡村文化内核的依然。虽然城市文化濡染多年，而一旦入乡，其土著内囊便尽上来，早起不刷牙，晚睡不洗脚，饭毕要舔碗，随意便撒尿，毫无顾忌乱放屁等等乡村陋习，甚至连昔日颇具诗兴的性事也变得直接和粗鲁。因此，西夏称为是“睡在自己身边的一头猪”。一个具有城市现代文明的文化人，竟被乡村文化顷刻改变着，高子路由起初的向往返乡，到后来的只身逃乡，这无疑是两种文化制导下的转换与变衍。西夏作为外族（非汉民族）和现代文明的文化化身，人种优良，高大健美，现代文化精神无处不在。如能坦然面对子路前妻菊娃，且以姐妹相称和睦相处，真诚对待其子石头。帮助乡村改革者蔡老黑葡萄园致富，化解外来企业家苏红、王文龙与村人的矛盾冲突。认同蔡老黑与菊娃的爱情并为之感动等等。而菊娃则更多体现了乡村文化超稳定性的美好人格的一面，如善良怀柔待人，遇事有主见，做事沉稳，具有农民求实的价值观。接纳认同乡村致富者蔡老黑和外来改革者王文龙等。作者围绕菊娃所连接的高子路、蔡老黑、王文龙，实际上构成了城市文化、乡村文化、新经济文化相交织的现代中国社会的文化图式。高子路的返乡与逃乡，蔡老黑致富的沉浮，王文龙高老庄经济的发迹，映衬了三种文化的进退、互渗与转换，构成了《高老庄》式的极为灿烂与多边的文化景观。正如作者所言：《高老庄》“我感兴趣的是中国传统文化怎么消失掉的，人格精神是怎么萎缩的，性是怎么萎缩的（性也是文化，笔者注）。人到中年后都有高老庄情结，高老庄情怀。‘高老庄’是个象征的东西，子路为了更换人种，为了一种新的生活，离开了这个地方，但等他重返故地，旧的文化、旧的环境、旧的人群使他一下子又恢复了种种旧毛病，如保守、自私、窝里斗和不卫生。‘高老庄’是一个烛，照出了旧的文化的衰败和人种的退化。”由此可见，《高老庄》反思传统文化之弊，思考何以与现代文化整合的主旨是为鲜明，它在贾平凹小说史迹五大界碑中实为文化之范本。
又次，以《废都》、《白夜》为代表的精神生态的时代映象。写于1993年、1995年的《废都》、《白夜》是贾平凹着力揭示人的精神生态焦虑的两部力作，其淋漓尽致、入木三分地叙写达到他全部作品心像图式的至境，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在精神生态问题上，生态学家早意识到人的存在的自然性和社会性，更重要的还在于精神性。这就是说在整个人类生态圈中，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精神生态，各自体现着不同的生态关系，即自然生态中的人与物的关系，社会生态中的人与人的关系，精神生态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而精神生态是人类最高的生存方式。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比利时生态学家P·迪维诺尖锐指出精神生态系统紊乱的严酷现实：“在现代社会中，精神污染成了越来越严重的问题。人们的生活越来越活跃，运输工具越来越迅速，交通越来越频繁；人们生活在污染越来越严重的环境之内。这些情况使人们好像成了被捕追的野兽；人们成了文明的受害者。于是高血压患者出现了；而社会心理的紧张则导致人们的不满，并引起强盗行为、自杀和吸毒。”迪维诺所描述的这些现象在《废都》和《白夜》中也极为典型。它展示出社会变革大潮中传统的退去，趋时的涌现，人们无所适从，于新旧交替的文化夹缝中灵魂的无着，精神的恍惚，心理的失衡，行为的茫然。西京城内四大文化名人，作家庄之蝶，书法家龚靖元，画家汪希眠，乐团团长阮知非在人文精神生态坍塌之下坠落为四大文化闲人，追逐女人，玩赌占卜，倒卖字画，心灵废墟，人格也随之坍塌。不仅文化名人如此，一群普通人也于精神生态坍塌中偷生苟活。市长秘书黄德的弃文从政；洪江以借名人暗中捞钱；唐、柳二女士依附名人之寄生；阿兰阿灿的卖身求存；以及钟主编、景雪阴、周敏、赵京五、农民企业家、牛月清、女妮慧明等的背离精神原本的作为。如此类征不一而足。作者又以西京“四大恶少”、四枝奇花、四个太阳、七条彩虹、鬼市、十二朝古都的面目全非，制假药、硫黄熏馍术、狗眼移植、牛的反刍、气功热、宗教热、灵怪文化，收破烂老头的讽喻歌谣等预示失去往日面貌的精神生态失衡的世纪末浮躁情绪和社会世相。“几十年奋斗营造的一切稀里哗啦都打碎了”（贾语），而这一切的碎相（废都）、碎势（废势）、碎态（废态）无不是变革时期精神生态颓败的写照。于是又有了《白夜》中夜郎灵魂的浮游与无以安顿。如果说庄之蝶于精神生态环境中的生存状态是极度的泼烦的话，那么，夜郎便是心理生存的高度紧张焦虑与苦闷烦恼，是来自于社会生态之伪善、欺诈的弊害，以及自身的自悲自哀。正如上文所言，精神生态是人类生存的最高追求，从庄之蝶发出的“我是谁”的自问，到夜郎试图超越现状的生存追求，深刻扩射出社会转型期的时代精神特点，这无疑是贾平凹对精神生态问题的时代考问。
再次，以《怀念狼》为代表的自然生态的时代映象。自然生态就其本义而言，是关于人与物的生态平衡问题。詹姆斯·乔依斯认为：“现代人征服了空间、征服了大地、征服了疾病、征服了愚昧，但是所有这些伟大的胜利，都不过在精神的熔炉中化为一滴泪水。”这就是说，人类虽赢得了物质而失去的却是精神，是在以破坏物的沉重代价前提下的所谓“生态文明”。《怀念狼》就是揭示人的极度扩张，逼仄物的消亡、绝迹的自然生态悲剧的一部大书，传达人与环境相因的时代信息，折射作者希冀生态平衡、和谐以及对人类生存困境、生命力萎退的忧虑。商州仅存的15只狼绝迹了，山里人没有了生命张力的依赖。自然生态失衡，无狼为伴皆为人类之祸事。这真是“人走到哪里，哪里就生态失衡、环境破坏。人，其自身已经成为大自然的天敌，环境恶化的污染源”。因此，《怀念狼》既是一部文学书，更是人类生态的理论阐述学，自然生态的时代映象学。
（二）六大文化层面的艺术再现
文学的文化学命题是贾平凹创作的基本意识和作品的基本底色。他认为：“当前，中西文化深层结构都在发生着各自的裂变，怎样写这个令人振奋又令人痛苦的裂变过程，我觉得这其中极有魅力，尤其作为中国作家怎样把握自己民族文化的裂变，又如何在形式不以西方人的那种焦点透视的办法而运用中国画的散点透视法来进行，那才诱人着迷有趣，这是我正想做的。”贾平凹正是以这种散点透视法大于焦点透视的方法，艺术地再现着中国社会变革时期的政治文化、经济文化、制度文化、风俗文化、饮食文化，以及女性文化诸类人生层面，构成了总体性时代的大文化图式。
1.政治文化层面，是贾平凹一直关注的视阈，他的作品没有十七年文学政治化的痕迹，更多的是政治文学化的艺术式，任何社会政治的变迁都被作家以艺术的方式而文化化了。譬如80年代初，尚为青年的贾平凹对特权政治的厌恶，以及人们盲从于特权的愚昧极为反感，在《上任》、《山镇夜店》、《夏家老太》等小说中，以一双迷惘而探寻的眼光透视这一政治事象。山镇要来位大人物安歇——地区书记（《山镇夜店》），于是人们由起初的床铺争夺，骤然变为争去奉迎献铺，送水送物。这一奇怪而微妙的变化引起一小孩的好奇，于是他爬上屋顶窥看这位令众人态度骤变的所谓特权大人物究竟啥模样。原来，“被人们视为大人物的书记，和普通的山民一样，都有一副丑陋的睡相”。可见，“不管何人，睡着了都一个样，只有醒来了，才都变了的。”作者巧妙地以孩子眼光的朦胧折射，是对政治特权问题以及人们委身于特权的文化思考。由此推而大之，这种搜寻政治文明失落的幼稚病、盲从症，弱化态导致作者此时创作上的低迷，出现了诸如一批《年关夜景》、《好了歌》、《二月杏》、《亡夫》、《沙地》等关乎政治文化层面的低调作品。这批作品以一个侧面折射出贾平凹内心深处希冀政治文明的应有情怀。不久，随着中国政治文明所制导的改革开放的到来，贾平凹笔下喷吐出诸如《小月前本》、《鸡窝洼的人家》、《腊月·正月》、《远山野情》以及《浮躁》这样体现新政治文化层面的板块式作品。关注政治的变革，再次经由《废都》——“废都意识”；《白夜》——“灵魂焦虑”；《高老庄》——“高老庄情结”；《怀念狼》——社会生态；《秦腔》——乡土挽歌而一发未止，字里行间浸透着作者对社会政治文明的诸多文化感知。“文学是摆脱不了政治的，文学也不是政治的附庸”，“观文学艺术史，凡是各个时期的极致作品，必是反映了那个时期的社会，也就是具有强烈的时代精神”，“是弥漫于那一个历史阶段的‘气’”，“一个历史阶段的社会心态，一种‘势’”。这就是贾平凹政治文化层面艺术图式的文化学阐述。
2.对经济文化层面的情感关注，是贾平凹作品的主旨，其动因源于一个农民作家苦难生存境遇独有的感同身受。他认为“长期以来，农村却是最落后的地方，农民是最贫困的人群”。“农村又成了一切社会压力的泄洪地”，“四面八方的风向不定地吹，农民是一群鸡，羽毛翻皱，脚步趔趄，无所适从，他们无法再守住土地，他们一步一步从土地上出走，虽然，他们是土命，把树和草拔起来又抖净了根须上的土栽在哪儿都是难活。”这种感觉是自幼年起生命的逼真体验，是对农村、农民爱之深，情之初的心灵情感观照。因而任何社会经济体制的改革，经济制度的变化，农村、农民经济实惠的获得，他都喜于心间，涌于笔端，使其大量经济文化层面的事象呈现于作品字里。如王小月、门门式的突破传统观念，善于生产经营的农村新经济开拓者的出现《小月前本》；禾禾、烟烽，回回、麦绒因新经济生产方式所带来的家庭裂变与经济体式的新组合（《鸡窝洼的人家》）；韩玄子式的旧经济保守式理念与王才式充满活力的新经济经营理念的对垒（《腊月·正月》）；金狗、雷大空式的社会变革狂潮中经济文化突发后的浮躁，以及人们利益驱动下的价值取向与行为选择（《浮躁》）。同时，都市经济的观照也进入了贾平凹的视野，比如《废都》市井文化阴影下各式经济文化层面的透视。柳月、唐宛儿的色相经济文化式；阿灿、阿兰的肉身经济文化式；洪江、周敏盗名欺世经济文化式；龚靖元、汪希眠敛财自毁的经济文化式；庄之蝶淡泊名利又招惹名利而猝死的经济文化式。这些描写无不表现了都市人性的生存经济文化的本能。在《土门》中，作者所展示的城市经济对乡村经济的挤压，乡村经济难以抗衡的弱势与无奈。“仁厚村”作为城乡结合部，面临西京城市的扩张，农民原有的农耕生活方式已渐变为出租屋、修鞋、打工等的经济生存式。为维护村民原有的经济生存方式，以云林爷、成义为代表的抵制力量百法使尽，也终未阻止这一新的经济文化式的时代掘进。社会经济文化体制的历史转轨，在《高老庄》尤其《秦腔》中尽显淋漓，王文龙、苏红作为新经济的象征，进住了高老庄，新型家具厂如火如荼，逼仄着蔡老黑乡村经济式的农家葡萄园。而清风街更是不清风，流行歌手陈星修车铺的街头经济文化式，与县秦腔剧团稳守式经济文化形成了抗衡。丁霸槽的酒楼自营经济文化式，引发了农贸市场更大经济文化式的滋生。甚至夏天义死守土地而葬身土地的悲剧，也在宣告着一种旧式经济文化的逝去。而国道改造，马路拓建又昭示着现代经济文化在崛起。
总而言之，贾平凹作品反映出的经济文化的层层面面贯穿于创作始终，任何社会、时代经济文化的变迁都能找出相应的印痕，他的作品是社会经济文化的历史全书。以《浮躁》为界，此前的作品反映的是社会变革初年经济文化观念的雏形形态；《废都》、《高老庄》、《白夜》、《土门》，反映的是经济文化延伸后的纷繁、混沌的形态；《怀念狼》、《秦腔》则反映了城乡经济文化冲突的深层形态，而这一切构成了经济文化层面的大气象景观。
3.制度文化，是国家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一种法度，是规范人们社会行为的一种准则。随着时代的推进，制度文化的演绎则更有其时代的适应性和共时性。在贾平凹的诸多作品中，对制度文化的时隐时现的点射是十分分明的。如对农村土地经营、经济分配方式、生产资料、人口控制、家族聚散等相关制度文化的展示；对城镇市容卫生、流动人口、文物保护、就业就学等制度文化的聚焦；对社会文明素质、道德提升、政策法令等文化制度的思考；对人类环境问题、生存状况等生态制度文化的焦虑；以及对政治、经济等领域特权制的文化反思；对民生民权民主制度文化的情感观照等等。而这些描写又都是细化在点点滴滴的人与事，事与情，情与理的字里之间的。在这些制度文化观照中，贾平凹最为倾情的当然是农村制度文化的变迁。“对于农村、农民和土地，我们从小接受教育，也从生存体验中，形成了固有的概念，即我们是农业国家，土地供养了我们一切，农民善良和勤奋。”“可农村在解决了农民吃饭问题后，国家的注意力转移到了城市，农村又怎么办呢？”可以说，一部《秦腔》就是作者关注农村农民生存制度文化的考问。而城镇制度文化的思考则以《高老庄》、《废都》、《土门》所体现。现代文明的到来，从某一种角度又滞碍着民族古老文明的推进，人种的退化，都市之废，人心之废，气象之废，何以使古老文明滋润于现代文明，使现代文明不以牺牲古老文明为代价，是贾平凹苦苦思考的问题。于是便有了对市场商品经济下废势、废象文化制度的点射如《废都》；有了人类以灭绝它物种的生态制度文化的否斥如《怀念狼》；有了对人权失衡、平等变衍的特权制度文化的揭示如早期的《山镇夜店》；更有了《我是农民》的本根认知的人格制度文化的确认与昭示。这些制度文化层面的生成与变迁，体现出一位现实主义作家的人文大关怀，与那些零度感情、冷漠叙述者有高低之别，质地之分，无论怎么说都是令人称道的。
4.民俗文化、饮食文化，以及女性文化层面在贾平凹作品中也俯拾即是，呈现出别一景观。对于民俗，贾平凹说：“我写时并未注意。我本是山里人，大多写的是商州山地里的人事，因为我太熟悉那块地方，作品里自然就有了民俗的成分。”“我的故事很平淡，笔法憨笨，但我是真诚地写的。”“支撑我能继续写下去的是这种静气。”这种心态驱走了作者追逐新潮的浮躁写作，保证了作品中民俗文化、饮食文化的原生态质味。如商州民间婚俗文化、鬼神文化、吟唱文化，特有的商州狼文化，特有的洋芋糊汤、搅团、熏肉、杠子馍的饮食文化，以及民间特有的土匪文化，田间生产耕作文化等。另有整百篇作品中对陕北、关中、陕南名胜古迹，山川风光，风土人情的发思古叹和身临感悟。这些笔法气韵、情致、哲思活脱脱一个“鬼才”，一个民俗风情的贾平凹。《天狗》、《黑氏》、《美穴地》、《白朗》、《五魁》、《鬼域》、《晚唱》、《晚雨》、《商州又录》、《游华山》、《三边草记》等一组板块式作品将其民俗、饮食风情尽显其妙。在贾平凹作品中，女性文化的展示不可忽视。从早年的满儿、月儿、小月、小水，到师娘、黑氏、香香、柳月、唐宛儿，再菊娃、西夏、白颜铭，后白雪等对女性生存现状，生命体验的文化观照构成了整个作品的坐标系，其中既有男权视角下女性生存哀婉的史的纵向勾勒，又有叛逆伪道德，走出深山，改变自身命运的横向描写；既有传统谨守生活秩序的深山闺秀，又有现代革新理念的新人；既有乡村善良宽厚的贤妻良母，又有体现现代文明的都市女性。在这些人物身上，寄寓了作者无限的同情、幽怨、感伤和充满希望的企盼，一种浓厚的女性文化意味的情感观照。
综上概之，正如评论家孙见喜所言：“贾平凹文化视角的确立使他洞察人间比上代作家更为精微，且他接纳古人的时候，不拒绝全球意识，对域外文化的冷静选择和吸吮使他没有在摩天大楼面前迷失自我。人化不了他，而是他要化人。贾平凹‘食谱’的宽广也是维持创作活力的能源之一。”这一观点，我以为正是贾平凹杂学艺术观的形成，是他作品文本具有大文化图像的根本，更是他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确立应有的文学高度的支撑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