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是文章高手，他以理学为积淀，宗法桐城派文风，风格雄健刚劲，自成一家。他对于政治的敏感也是常人所难以企及的。咸丰十一年（1861）十一月，慈禧太后勾结恭亲王奕，发动宫廷政变，囚禁了肃顺、端华等顾命八大臣。不久，端华等被处死，曾国藩闻讯大惊，在日记中写道：“骇悉赞襄政务怡亲王等俱已正法，不知是何日事，又不知犯何罪戾，罹此大戮也！”其心中惊惧之情由此可见。
肃顺是满清中较为开明的大臣，就是他鼎力推荐曾国藩，营救左宗棠的，他幕中的王苎运、郭嵩焘都与湘军有极密切的关系，因此肃顺一党被灭，曾国藩一则为慈禧的狠辣震慑住，另外也预感到事情不妙。此际，胡林翼、左宗棠等心腹建议他自立，以免受人所制。
但慈禧也不傻，她知道如果对曾国藩不好，肯定会激起事变，此时清廷内忧外患，无法顶住太平军、湘军的双重打击，亡国是指日可待的事。为笼络曾国藩，她下令嘉奖，实授曾国藩为两江总督，并统领四省军政，全权指挥平定太平天国大计，并加授协办大学士。曾国藩成为清代封疆大吏兼大学士衔之第一人。在此厚待之下，曾国藩明白慈禧还是明白人，自己不会有性命之忧，这才心安。但他由此也知此人不易对付。当接到任命封赏谕旨时，他不喜反忧。他在日记中写道：“余近浪得虚名，亦不知其所以然，便获美誉。古之得虚名而值时限者，往往不克保其终。见此，不胜大惧。将具奏折，辞谢大权，不敢节制四省。”
针对如何上奏，他与幕僚们计议多日。后来奏请撤销总领四省军政的权力，朝廷不允，曾国藩也只好从命。曾国藩不久再次上奏朝廷称颂慈禧“英断”，为“自古帝王所仅见”，其实也只是为了保住慈禧对自己的信任。曾国藩在仕途上总是谨小慎微，但仕途风波总是伴随着他。攻破天京后，太平天国灭亡，又到了兔死狗烹的时候，此时有几位御史开始制造舆论，攻击曾国荃纵兵抢掠，谎报战功，甚至牵涉到曾国藩。一时朝野鼎沸。曾国藩知道这是慈禧的手腕，为了保全自己，他不得不以退为进，劝曾国荃退隐，裁撤湘军，这才使形势稳定下来。
曾国藩还善于从历史上的经验中学习处世之道，在总结历代权臣结果时他发现，权位往往是致祸之源，尤其是兵权。秦朝的白起，西汉的韩信、彭越，明代的蓝玉，都是因兵权过重、声望过高而被杀的。曾国藩手握十几万重兵，足以推翻满清，更为朝廷所忌。
所以灭太平军后，曾国藩首先想到的是裁湘军，但同时却保留了淮军，仍据有实力。这就是所谓的曾僵李代之计。
不能太有权，但亦不可无权。无权则任意受人宰割，悔则晚矣。有人劝曾国藩激流勇退，曾国藩不听，也是同样的考虑。也正亏了他这种谨慎态度，才得以善终。倘若追寻其居高位奥秘所在，不过一“慎”字而已。但道理人人能知，真正做到的，古今又有几人？
4.藏锋圆通，含而不露
俗语有“雁过留声，人过留名”，无非是表明人们对名声的重视。大多数人都有功名之心，也正是因为功名之心，人们才会拼搏奋斗，为取得功名做出了巨大的牺牲，甚至失去了生命。
但是，在求功名的过程中，人们的表现方式各异。有人认为要想取得功名，就得向外人证明自己有才。于是，他们会在众人面前展示自己，标榜自己的实力。没有赏识者的时候，他们仍然会表现自己的与众不同。这类人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庸才，便选择了炫耀自己。结果为此遭到的反感、忌恨远远超过了自己需要的赏识。
曾国藩遍读古书，深谙锋芒毕露招祸患的道理。他常以古人为鉴，检点自身，生怕自己因为露出锋芒而遭忌受挫。
所以，有人说，曾国藩能够成功的最大原因，是其深谙藏锋的道理。曾国藩自己也说：“自以秉质愚柔，舍困勉二字，别无他处。”一个人的成就有大小，小者或可从困勉铢积寸累得来，若成就大业，只靠辛苦强学还是不行，尤必有超人的领悟天才，才能相济为用。曾国藩说：“器有洪纤，因材而就，次者学成，大者天授。”
关于才德，曾国藩有自己的看法，他曾写过这样一段文字：
“司马温公曰：‘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余谓德与才不可偏重。譬之于水，德在润下，才即其载物溉田之用；譬之于木，德在曲直，才即其舟揖栋梁之用。德若水之源，才即其波澜；德若木之根，才即其枝叶。德而无才以辅之，则近于愚人；才而无德以主之，则近于小人……二者既不可兼，与其无德而近于小人，毋宁无才而近于愚人。自修之方，观人之术，皆以此为衡可矣。”
曾国藩的见解颇为独到，洞察了德与才的相互关系。他认为，有才无德，便会恃才傲物，目中无人，最终会自食恶果。
曾国藩之所以有这样的见解，正是吃了很多苦头后才体味出来的。
曾国藩的前半生，处处锋芒太露，因此处处遭人忌妒，受人暗算，连咸丰皇帝也不信任他。1857年2月，他的父亲曾麟书病逝，清朝廷给了他三个月的假，令他假满后回江西带兵作战。但三个月后曾国藩伸手要权，遭到了皇帝的拒绝。同时各方面的舆论认为此次曾国藩离军奔丧已属不忠，此后又以复出作为要求实权的砝码，这与他平日所标榜的理学家面孔大相径庭，对他发出种种指责与非议。
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曾国藩忧心忡忡，遂导致失眠。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自省自悟以后，曾国藩在自我修身方面有了很大的改变。及至复出，为人处世不再锋芒毕露，日益变得圆融、通达。
平定太平军之后，曾国荃在攻陷天京后的所作所为，一时间成为众矢之的。此外，清政府对曾国藩也最为担心，惟恐他登高一呼，从者云集，所以既想让他早离军营而又不让其赴浙江巡抚任。无奈，曾国藩称曾国荃病情严重，开浙江巡抚缺，回乡调理。很快清政府便批准了曾国藩所奏，并赏给曾国荃人参六两，以示慰藉。而曾国荃却大惑不解，愤愤不平溢于言表，甚而在众人面前大放厥词以发泄其不平，致使曾国藩十分难堪。曾国藩回忆说：
“三年秋，吾进此城行署之日，会弟甫解浙抚任，不平见于辞色。时会者盈庭，吾直无地置面目。”
所以，曾国藩只好劝慰他，以开其心窍：
“弟何必郁郁！从古有大劳者，不过本身一爵耳，吾弟于国事家事，可谓有志必成，有谋必就，何郁郁之有？”
“隐”是为了在暗处出击，或者保身护体，等待时机。急于求成的人最难以克服的弱点就是不管时间、地点、场合的表现自我、自高自大，不懂得龙蛇曲伸之道。
曾国藩藏锋的典型事例很多。同治三年（1864）天京攻破，红旗报捷，他让官文列于捷疏之首，即有谦让之意，尤其是裁撤湘军，留存准军，意义极为明显。不裁湘军，恐权高震主，危及身家。如裁淮军，手中不操锋刃，则任人宰割，因此他叫李鸿章按淮军不动，从自己处开刀。
曾国藩藏锋的“龙蛇伸屈之道”，是一种自我保护的生存之道。实际上藏锋露拙与锋芒毕露，是两种截然相反的处世方式。锋芒引伸为人显露在外表的才干。有才干本是好事，是事业成功的基础，在恰当的场合显露出来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带刺的玫瑰最容易伤人，也会刺伤自己，露才一定要适时、适地。时时处处才华毕现只会招致嫉恨和打击，导致做人及事业的失败，不是智者的所作所为。有志于做大事业的人，可能自认为才分很高，但切记要含而不露，该装傻的时候一定要装得彻底。有了这把保护伞，何愁事业不成功？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可见人不知我，心里老大不高兴，这是人之常情。于是有些人便言语露锋芒，行动也露锋芒，以此引起大家的注意。但更有一些深藏不露的人，好像他们都是庸才，都胸无大志，实际上只是他们不肯在言语和行动上露锋芒而已。因为他们有所顾忌，言语露锋芒，便要得罪旁人，得罪旁人，旁人便会成为阻力，成为破坏者；行动露锋芒，便要惹旁人的妒忌，旁人妒忌，也会成为阻力，成为破坏者。表现本领的机会，不怕没有，只怕把握不牢，只怕做的成绩，不能使人特别满意。额上生角，必触伤别人，不磨平触角，别人必将力折，角被折断，其伤必多。锋芒就是额上的角，既害人，也伤己！
古今多少人，他们目光短浅，急于求成。他们不愿意放过任何可以表现的机会，一旦表现，则力求做到淋漓尽致，恨不得将心掏出来给别人看。殊不知，他们犯了激进的毛病，这样做的结果只能让自己陷入被动。如果自己有才，不一定能够得到别人赏识，有时候还会让掌权者产生妒忌，如曹操妒杨修之才，炀帝妒薛道衡之才。如果自己无才，却在大庭广众之下极力自我表现，无异于班门弄斧，拙笨之处暴露无遗，给别人留下可乘之机。
处世中，有人锋芒毕露，有人藏锋露拙。曾国藩则属于后者，他虽有才干，却不轻易外露。毕竟，才华横溢会遭人忌恨和打击，最终导致事业上的失败。
古语云：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锋芒毕露必将处处碰壁，不露锋芒则能保全自身。君子爱物，取之有道，欲得功名，也该如此。
5.不慌不忙，稳重当头
曾国藩一方面执着追求功名富贵，一方面又力求从“名利两淡”的“淡”字上下工夫，讲求谦让退却之术，为人也极为稳重。在曾国藩的日记、书信中，曾多次谈及“重”，无论是在为官之道，军事战略，还是取才标准上，都极看重一个“重”字。
曾国藩常说：“稳重行事，有胜无败。”稳重行事，就要谨慎，计划详密，戒除鲁莽，这样才能冷眼旁观、抓住关键，一击便中要害，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心静之后，才能头脑冷静，理清脉络、胸有成竹。表现在外，即是沉稳威严、不急不躁、不愠不火。曾国藩对“静”字认识极深，内心自然克制一些浮躁，因而才有他谨言慎行、不苟言笑的威严容仪。
曾国藩的形象，他的门生故吏都有过描述，共同的一点，是都强调他“行步极厚重，言语迟缓”。“重”字是他最突出的仪表特征。
曾国藩容止持重，一则由于家风，其祖父的“仪表绝人，全在一‘重’字”，而曾国藩一直将祖父当作心中楷模，行动言语无不仿效。二则由于理学，理学主张修身，在仪容上有一番特殊的要求。曾国藩师从儒学大师唐鉴后，唐鉴告诫他，读书以《朱子全书》为宗，为学只有三门：义理，考核、文章；修身要内外齐抓，要“整齐严肃”。唐鉴所说的“整齐严肃”即是“重字诀”的根本内容，曾国藩原来说话较快，且喜多说，这正是“重”字大敌，于是他从“谨言”开始，重新打造自我，其容止风范也由此大变。
曾国藩行为举止的过人之处在于其行止重厚，稳如铜鼎，神态威严，震慑人心。这表明他志向高远，毅力坚卓，因此能遇难而进，扫荡天下，统驭万众。
曾国藩将“重”字提高到非常高的境界。咸丰十年（1860）四月，他给李续宜写信说：“大约勤字、诚字、公字、厚字，皆吾辈之根本。刻不可忘。”此处之“厚”，即“重”字之意。把“重”视为人生根本的，恐怕只有曾国藩一人而已。
与“重”字相反，曾国藩认为“轻薄”是最应戒除的。咸丰十年五月，他又写信给李续宜，说：“大抵激之而变薄者，吾辈之通病。此后请默自试验，若激之而不薄，则进境也。”他还说：“由厚趋薄易，由薄反醇难。”读书人毅力不坚，一旦遭受重大挫折，便往往趋于偏激、轻薄，曾国藩所以谆谆告诫，正是要他们坚定不移，不要因为世变而走上邪路。
曾纪泽与其父相反。他说话太急，行动太急，曾国藩认为这是“轻”字之病，定要痛加纠正。在家书中，关于此方面的就有10封左右，不厌其烦，屡屡告诫。
咸丰九年（1859）十月十四日，曾国藩引祖父和自己为例，教诲曾纪泽继承祖父之风，以重纠轻：
“余尝细观星冈公仪表绝人，全在一“重”字。余行路容止亦颇重厚，盖取法于星冈公。尔之容止甚轻，是一大弊病，以后宜时时留心。无论行坐，均须重厚，早起也，有恒也，重也，三者皆尔最要之务。早起是先人之家法，无恒是吾身之大耻，不重是尔身之短处，故特谆谆戒之。”
此后，几乎每年，曾国藩都会训诫一两次。
曾国藩的“重”字还表现在其军事方略上。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杰出的军事家，也是一个功罪鲜明，成就极广的人物。曾国藩的发家，主要靠湘军；他的功和罪，也大多和湘军有关。他所组建的湘军“别树一帜，改弦更张”，先后镇压了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既为维护封建统治建立了不朽功勋，又为中国走向近代、走向世界起了巨大的作用，其功之大，是难以有人匹敌的。
曾国藩用兵，极其稳健。他对曾国荃说：“余前年所以废弛，亦以焦躁故尔。总宜平心静气，稳稳办去。”这种战略战术在他的日记与往来书信中多次出现，我们也可以从其作战过程中明显的看出这一点。
曾国荃在围攻江西重镇吉安时，曾国藩曾经为他写下了一幅对联，上联是“打仗不慌不忙，先求稳当，次求变化。”后来这一句对联成为曾国藩和太平军作战的指导原则。不但在战略思考上，如他认为“迪安（李续宾）善战，其得诀在‘不轻进不轻退’六字”，同时在具体战术（扎营修垒）上，无一不体现这一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