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是一对充满矛盾的组合体，也是日本民族特有的文化传统的蕴意象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人类学家鲁思（Ruth Benedict）研究日本人的民族性特征，并以“菊与刀”作为指代，阐释了日本传统精神理念中矛盾统一的特质。菊，代表着日本天皇的族徽，是高贵美丽的象征；刀，代表着日本武士文化，是武力和权威的象征。在世界的其他民族性当中，很难同时存在两种极端因素，并使之成为基本的民族精神。但日本民族文化却具有相反的双重性，他们性情温和而又好武力，尚礼而又睚眦必报，喜欢新奇却又顽固保守。
诚然，中国的传统文化曾经大范围辐射东亚及东南亚诸国，对日本民族精神的形成有着重大影响，我们至今仍可以在日本的大街小巷看到中国文化对其的影响。然而，日本民族精神的内质并非是中国文化的分流，它的确吸收了中国儒学传统中某些伦理因素，如忠义，孝道，谦恭，家族礼仪，尊卑秩序等，具有明显的东方文明中温文尔雅的情致，他们也引入了中国道家含蓄隐逸的文化精神，具备感悟生命的敏感力和洞察力，拥有感受宇宙万物细微变化的超强审美能力。故而日本的文学、美术、音乐、饮食、生活细节等都带有一种细腻精巧、浪漫缠绵、忧郁伤感的古典情调，都有一种超脱世俗的静谧的美感。
但是与此同时，日本又是地道的海洋国家，有着类似于西方传统的冒险挑战精神，他们崇尚武力，热情洋溢，激动好斗，骨子里带有天然的侵略性，如同古希腊勇士酷爱以武力征服世界。日本人具有强烈的复仇心和毁灭情结，他们的民族性格善于吹毛求疵，面对无法完成的复仇目标，他们倾向于毁灭自己，以保证尊严和荣誉不被践踏。这种思想和行为被日本人赞誉为武士道精神，其间所包含的残忍手段和暴力心理符合日本民族的崇高理想，在很多情况下都被鼓励而非被谴责。
这是一个充满性格矛盾的民族，鲁思在研究日本民族特征时，将日本文化概括为“耻感文化”，这不同于中国的“乐感文化”，也有别于西方国家的“罪感文化”。“乐感文化”源于中国传统儒、道、释、骚文化的融合，而“罪感文化”源于基督教的原罪观念和基督救赎的命题。日本人的“耻感文化”，显然与宗教无关，也与伦理传承无关。那是一种特有的自尊膨胀而又受到压抑的情感，这与日本岛国的地理位置和国土面积有关，也与日本民族自视甚高的文化情绪有关，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表露得淋漓尽致。日本试图使用武力令世界臣服，同时再用独特的“卓绝文化”感染全人类，建立大和民族梦想中的共荣世界。
鲁思·本尼迪克斯（1887-1948）是美国著名的女性人类学家，她曾经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文化人类学，其导师是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弗朗兹·博尔斯（Franz Boas），鲁思受到导师的影响，一生注重原始文化的调查研究。1944年6月，鲁思接受了研究日本的课题任务，在研究过程中，特别重视对日军战俘和美籍日本人的研究，获得了很多一手研究资料。其1945年提交研究报告，1946年将报告改写为《菊与刀》出版，立即成为美国和日本的畅销书。
《菊与刀》的完成和出版，至今已经半个多世纪，其对日本民族性的研究直至今日一直产生着影响。鲁思针对的是美日关系的研究，中国仅是作为对比个案参与其中。事实上，从过去到今天，中日文化都不能漠视二者之间悠久的历史渊源，中日两国的关系也远比其他各国的关系更为错综复杂，因此，《菊与刀》也为中国了解日本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这种价值对于探讨中日关系中的敏感问题，也具有一定的意义。
《菊与刀》的译本多种多样，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至今，各类译本的印数已经超过数十万册。我们之所以重译《菊与刀》，是基于近些年来对日本民族的深刻理解，对当年鲁思英文版本中某些模棱两可的词汇有了进一步的深刻的阐释。英文词汇与汉语词汇在概念范畴上完全不同，通常一个英文词汇，用汉语来解释，会出现许多相似的释义，也就是说，汉语的表达更为细致入微，同义词和近义词无比繁多，而这些在英文中，可能仅用一个词汇来概括。比如《菊与刀》中出现的“GIRI”一词，许多译本翻译成“情义”“义理”“理念”“情感的正义”等，但这些词语显然不是中国人常用的词汇，也不是《菊与刀》所要表达的意思，因此译本和原文之间就存在误解和歧义。而本书将“GIRI”一词译为“道义”，这正是鲁思所要表达的意思，是日本民族精神的核心因素，也是中国人能够理解的一种情感倾向。本书的重译试图解决语言障碍与歧义的问题，在语言方面，更加贴近汉语的使用习惯，在保证原文含义的同时，正确使用通俗性语言，让读者在阅读时更为轻松容易。当然，限于译者的水平和精力，难免存在不够准确或错误之处，希望读者宽容指正。但我们相信，每一种译本的诞生，都会更进一步地接近原著的本来面貌，这也是我们一直努力的目标。
编译者
2013年7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