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食堂吃饭， 我们五个新来的单身有点特殊化， 早上吃高粱米、发糕， 我们还买来黄油抹上， 其实我们过去也没有吃过黄油，只是发现哈尔滨黄油便宜， 宿舍里又有双层窗中间的天然冰箱可存放。吃饭时， 我们每餐买肉菜吃， 而好多本地同志就吃五分钱的土豆丝。老一些的干部和技术人员大都有家， 不在食堂吃， 听说活鸭子几毛钱一只， 也不贵。到了星期天， 特别是天冷以后， 我们懒得走几里路到南厂大食堂吃饭， 就事先带一些馒头， 在宿舍里自己烧肉吃。我们五个人中， 芮荫棠年纪最大， 且在老家结了婚， 烧肉的本领最大； 周峙衡是湖南人， 爱吃辣的， 那时就只能戒了， 没有辣的吃； 何寿轩一贯沉默寡言， 不挑剔； 小徐年纪最小， 但倒是积极分子。那时在平房只有南厂火车站附近有吃饭的小馆子， 而北厂宿舍区连小商店也没有， 天不冷时， 还有些小摊卖毛子壳 （葵花子）之类， 天寒地冻之后， 室外待不住了。有的星期天我们还找到老乡的小土屋去喝一碗唯一的甩袖汤： 有些鸡蛋、黄花菜， 用淀粉勾芡， 热腾腾的， 挺好喝， 名称也贴切极了， 那鸡蛋真如京剧里的水袖一甩， 一片片一丝丝， 看得见拿不住。还有那黑不溜秋铁蛋似的冻梨， 看起来吓人， 冷水解冻后吃起来倒真好吃。
过第一个哈尔滨的冬天是很兴奋的， 很有些革命的诗意。戴了皮帽子， 一路走到工厂， 帽边和眉毛都结成了白霜， 大家见了禁不住哈哈大笑。徐学榘他们为了保暖， 除了皮帽子还戴个口罩， 罩外全是霜， 说话的权利当然没有了， 我和芮荫棠都戴眼镜， 连戴口罩的福气也没有。办公室内是20多摄氏度， 室外是零下20多摄氏度， 内外差50摄氏度， 而且那时暖气是蒸汽的， 一来气， 热得毛衣都穿不住， 温度可能达到30摄氏度， 但是对不起， 棉裤总不能脱， 还得穿着。最有意思的是厕所在外边。小便虽还用不着用棍子打， 但尿水堆积成的冰， 两三尺高， 很是奇观。大便时则得有些勇气， 我们称之为屁股淬火， 必须速战速决。在上海， 我原来对雪的概念是一片片慢悠悠积成团随风飘下来， 在地上屋顶上树上逐渐积厚起来的， 从懂事的小孩时到长大， 对下雪总是有些神往的。但是在哈尔滨， 雪是面粉一样的， 干得很， 不黏， 在地面上也随风吹，被风吹过的地面或屋顶可以一点积雪也没有， 但兜风的地方则可以好几尺厚， 下雪时又常常伴着风， 没有飘飘然慢悠悠的天女散花似的诗情画意， 与南方下雪大不一样。特别是在风刮得厉害时， 棉衣、毛衣似乎全被吹透了， 这时才感受到赶大车的老乡， 臃肿地穿着老羊皮大衣， 脚蹬毡靴是多么的必要了。国庆以后开始下雪时，我们在上下班的土路上， 还常兴致勃勃地唱起《白毛女》中那个歌“北风那个吹， 雪花那个飘……”表现出勇气， 可到了真冷以后， 大家只有闭起嘴一路无话， 急忙赶路的份了。
平房北厂东边原来是日本帝国主义731部队的细菌工厂， 培养了很多老鼠繁殖鼠疫菌， 日本投降前夕， 为了掩盖罪证， 炸毁了细菌工厂， 许多老鼠跑出来在野地里繁殖， 所以每年要发动群众到野外挖地洞打耗子。1952年春天解冻后， 打耗子开始了， 并且全厂每人发一双白布长袜， 套在裤脚外边， 以防止跳蚤咬人， 而且男女都一样， 一律要穿上才能进厂， 这个景象， 后人很难想象了。
1952年4月， 121厂分为122 厂和120 厂了， 122 厂新来了厂长马真和、总工程师晋川。技术科也一分为二， 留在122 厂的我、徐学榘、周峙衡， 就和芮荫棠、何寿轩分开了， 但单身宿舍里， 我们还一起住了一阵子以后直到他俩住到南厂去了才分开的。
分厂时， 122厂才1000多人， 以后才从四面八方来人猛增的。1952年秋天， 大中专生分配来厂特别多。因为1953 年要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 中央决定， 除今年正常毕业的大学生以外， 下一届的学生也提前毕业。9月份他们一来， 我们真有人丁兴旺之感。其中有一部分上海来的中专生， 提前于6 月份就到厂了。他们比较年轻， 不满20岁， 来了后一下子两地生活差别比较大， 而且从学校直接来这里， 思想准备不足， 有些人闹情绪。因我也是上海来的同乡， 新来的李秋乐同志向我反映了这个情况， 我就和另一个团支委系统组长徐学榘同志一起找他们谈谈心， 做些思想工作。不料这竟捅了马蜂窝！ 我们科的党小组认为这是团支部工作闹独立性， 莫须有地说我们煽动青年闹事， 不容分辩地突然袭击组织批判， 厂团委书记还来宣布改选团支委， 稀里糊涂地把我们处理了。好在我心底无私天地宽， 没有在这一打击下倒下去， 除了抓紧飞机结构组长本职工作外， 就和小徐二人积极为青年工人义务上夜校课， 给他们讲看图纸、飞机的常识等， 以后这批好学上进的青年见到我都叫我屠老师。
事后才知道， 当时新的科里当权人物提出应怀疑我是国民党三青团分子， 是有意打进来的破坏分子， 并且由厂保卫部门组织了专案调查， 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幸亏我没有任何辫子可抓， 否则， 这一下很可能从此跌入深渊， 一蹶不振， 可怕啊！ 事情怎么会变得那么严重呢？ 原因是我的锋芒毕露， 冒犯了一些同志。比如他们把新中国成立前毕业的技术人员看做是资产阶级的旧人员， 虽有技术，但政治上不行 （他们也的确夹着尾巴做人）， 而我常流露出不同意见。分厂以前， 有一次他们在大会上发动小青年乱批徐坚科长， 我看不过去， 感到太欺侮人了， 就站起来公开提出谈问题要优缺点一起提， 不能把人看得一无是处， 如此等等。我们五个是新中国毕业的大学生， 虽是少数， 但是兼有技术上和政治上的两种优势， 政治理论也学了一些， 敢于说真话， 日积月累， 就犯忌了。分厂以后成立了新技术科， 部队来的新科长上任三把火， 要树他的权威， 枪打出头鸟， 我第一个被打哑了。
后来， 不知什么原因， 那位权威科长调走了。1953 年， 工厂成立设计科， 科长是齐志 同志。有了独立的党支部， 来了车工出身的支部书记陈正义同志， 情况才有了彻底的变化。
1954年5月， 在设计科我被第一个吸收入党。感谢兼职支部书记陈正义同志和解放军骑兵排长转业来厂的资料员王兴库同志（他身材高大， 我们大家习惯叫他大老王）， 是他们二人介绍我入党的。我可能是全厂知识分子中第一个入党的。第二年是全厂唯一一个知识分子干部当上了哈尔滨市劳动模范。后者我想这主要是齐科长的推荐。这时全国调集一些地方地县级干部支援国家144项重点建设， 设计科里来了一位曾是县委副书记兼公安局长的马天巡同志担任副科长。1955 年5 月我和金娥相恋4 年后结婚了， 下半年走上了设计科的领导岗位， 1955 年底我正式任设计科长。1956 年3月我和徐学榘一起被航空工业局批准为助理工程师 （北京的9级工程师）， 进入了高级知识分子的行列。
122厂除了继续修理 俯冲轰炸机、YTB轰炸教练机， 仿制 后机身等部件之外， 还修理了不少伊尔 -10 强击机。伊尔-10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专门打德国坦克的， 从机头到整个前机身， 全由防弹钢板做蒙皮， 有两门向前的航炮， 炮弹与螺旋桨有同步机构， 还有一名向后的机枪手。应空军的要求， 我们自行改装了若干架伊尔-10 的教练机， 我分工设计了把向后的射击舱改为向前的教员舱的活动舱盖。1955 年开始为部队试修40 号新机（伊尔-28喷气式轰炸机） ， 主持复制了全套设计图纸。此外还仿制了歼5的副油箱、40号机的发动机延伸管等。1956年10月， 航空工业局下达了工厂要仿制米-4 直升机的任务， 我正在消化刚到厂的俄文资料， 11 月航空工业局要调我去沈阳飞机设计室的调令来了， 12 月我离开122厂。以后才知道， 1958年周峙衡和芮荫棠二位分别被错划为右派。徐学榘也在1958 年被调离设计工作岗位， 在政治上、工作上、生活上都大大地倒了一阵子霉。1956 年7月我介绍他入党， 支部大会通过之后， 一直未被党委批准。拖到20 世纪80 年代初， 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他才被批准入党。我们的小徐， 对党的感情始终不渝， 也够我钦佩的。以后他当了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 总算平了反。
1985年我在北京出差， 住在航空工业部第一招待所， 偶然碰到周峙衡， 他后来搞冶金技术， 我们业务上没多少接触， 我说：“老周， 怎么好久没见到你了？”他苦笑了一下之后对我说：“你还不知道我被打成右派？ 打成右派之后就被弄到市里一个小厂劳动去了，1978年才摘帽平反， 回了122厂， 20多年工资一直只几十元， 苦啊。”我知道他一贯是老实巴交的人， 也不活跃， 我说：“你怎么会是右派呢？ 开会都不吭气的。”他说：“大鸣大放时我实际上一句话也没有说， 但冶金科支部书记把我算了一个， 可能是地主家庭出身吧。”我说： “你怎么不申辩一下呢？”他说：“不敢申辩呀， 否则就要当极右分子了。”那天晚上， 我好久也没有睡着。
想不到就这一次老周那更为木讷的湖南腔， 竟是我们最后一次的见面。在离开哈尔滨30年之后， 1986年， 我第一次有机会出差去哈尔滨， 一打听， 老周已在几个月前过早地因病去世了。无独有偶， 我到南厂打听在120厂的芮荫棠， 才知道也是右派平反后， 前不久去世了。见到了徐学榘， 他已调离航空工业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去教书了。
我已无法重温当年我们五个大学生满腔热情地在冰天雪地里去上下班的旧梦了。
（1990年9月10日初稿， 2009年8月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