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大历来以功课紧著称。除作业必须认真做好以外， 大小考试严而多是一大特色。我原来念的是私立弄堂中学， 基础差， 学起来很吃力， 只有加倍努力。交大当时实行学分制， 每学期三分之一学分不及格要留级， 二分之一学分不及格要退学， 而有的教授考试不是百分制， 是按一定比例的学生不让及格作基准的， 目的是为了有意淘汰一些学生， 以提高学校的水平。如有一年季文美先生的应用力学一次小考， 我竟考出了120分， 全班大惊， 原因是他是不按满分100分来计分， 而是卡多少百分比不及格来计分的。四年交大我身经几百战， 过来以后， 还有些心有余悸， 多少年后， 好几次碰着焦心事， 晚上做梦， 都觉得似乎在临考前夕， 功课没有准备好， 愁情万千， 心急如焚， 也算是一个后遗症吧。当然， 由于多年的考试锻炼， 久经沙场， 也就掌握了临场不慌、谨慎认真、先易后难、自我检查等方法。
正如校园执信西斋门前小池中的“饮水思源”校徽所象征的那样， 交大的校风是书本理论知识和工程实际紧密相连而又以工程实际为源头的。按陈石英先生的说法， 我们是搞手艺的。在学校实习课中， 老师就要求我们学好基本功， 从做好一名钳工、一名车工开始， 如何用榔头， 如何用錾子， 如何用锉刀， 如何车丝扣， 一直到如何和水泥， 如何烧安瓿瓶等， 反正要会动手。
在诸多课程中， 我感到最难的是微分方程， 课本很薄， 一个学期即学完， 老师讲的只点到为止， 习题很难。我最感兴趣的是听季文美先生讲应用力学。他讲得深入浅出， 概念清楚， 至今仍感到受益匪浅。学得最马虎的是经济学， 一厚本英文原版教科书， 当时感到与我们学工程的关系不大， 老师讲得也马虎， 我连课本也未认真念一遍。学的最终生受用的是机械制图， 老师从要求我们认真画一点一线写工程字开始， 一直到如何削好一批备用铅笔， 如何保持图面整洁等， 这些规范化的做法， 正是做好一个工程师的基础。我的毕业设计是杨彭基先生教的， 既设计一架完整的飞机又设计一个机体部件， 把过去所学的全用上了。按杨先生的说法， 现在学生是按一个总工程师的目标来培养， 但参加工作是从设计一个部件开始的。他的教学至理名言， 令我记忆犹新。曹鹤荪先生给我们讲应用空气动力学， 王宏基先生给我们讲热力学， 没用课本， 全是笔记，不仅教了我们具体课程， 而且由于上课时思想高度集中， 锻炼了我们边听边记边分析理解的能力， 这对我后来的工作帮助很大。
当时交大曾有“东方的MIT”（MIT，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之称， 有的教授是从MIT留学归来， 令我对这全世界的理工科圣殿心向往之。40 年之后我曾两次去波士顿夜访MIT， 某种程度上是带着交大学子的特殊感情去朝拜的。
我在上海上小学及中学时， 都没有体育场地， 故对体育没培养出兴趣。进了大学， 学习紧张， 体育活动更少了。交大有个体育馆， 二楼是室内篮球场兼体操室， 底层是游泳池， 从当时讲， 条件还是可以的， 但我没有去活动过。小时候在上海弄堂里踢小皮球，所以还可以踢几脚足球， 交大没有足球场。有一次， 我和同学王允昌、叶蜚闻等到一所中学去踢足球， 不巧一脚把球踢到了叶蜚闻的眼眶下， 叶叫痛不已， 这一脚也就成了我终生的最后一脚球。
穷学生生活， 也有很值得回味的事。我住过一阵子上院二楼的宿舍， 墙壁上石灰很多已剥落， 走路时地板嘎吱嘎吱作响， 拥挤的房间里， 你拉你的胡琴， 他打他的桥牌， 我做我的功课。学校不收学费， 但书和笔记本报告纸总要自己买， 于是有的旧教科书读过后就转让掉， 一年一年往后传， 上院和中院之间的墙壁也就成了贴满出让广告的市场， 除出让旧书外， 还有出让计算尺的， 出让生活用品的， 很是热闹。学校里吃的伙食差， 难得有时到校门口外边小店吃一碗牛肉面， 或到校内小餐厅吃一次“西餐”， 这所谓西餐， 除两片面包外， 就是两个荷包蛋和一碗罗宋汤， 但当时也吃得有滋有味， 算是打牙祭了。1947 年、1948 年那时， 交大的伙食极差， 8个人一桌， 没多少菜， 荤腥极少， 连饭也不够了， 吃饭如上战场，有的同学采取第一碗盛少一点儿， 快点吃完， 以便可盛到第二碗饭的战术。我在家里吃惯了， 相比之下， 吃饭比较斯文， 也就经常吃亏。有一阵子我每周从家里带一瓶猪油炼大酱， 以补充无菜可吃的局面。
学习紧张、营养不良、体育活动少， 这种种因素， 造成了当年交大流行的话： 第一年成近视眼， 第二年生胃病， 第三年生肺病，第四年进棺材。却不料到了第二学年， 我即超前完成， 只是没进棺材。
1948年5月， 我在学校胃大出血。这是一个可能经历生死的惊人一幕， 谁也没有经验啊， 我母亲和二哥有胃病， 可我从来没有感觉和迹象。5月的一天上午， 我在学校大便， 发现拉的全是黑油油的半稀大便， 以为自己吃了什么拉的。中午、晚上照常吃饭， 下午还在一个同学家吃了一碗馄饨。第二天早上， 我感到头晕， 起不来了， 请同学请了假， 躺在床上休息。上午又要大便了， 便起来下楼去厕所， 却不料便后便晕倒在厕所旁不省人事。经同学发现扶起来， 雇一辆三轮车送我回家。家里父母也不知道我生了什么病， 既不难受也不发烧， 躺一会儿再说。下午吃了几个枇杷， 就吐了， 吐出来的竟是半凝成块、黑中带红的血块， 而且坐起来即晕倒， 于是父母急了， 要送我去医院。正好我的一个比我大哥还大的远房侄子传洙来了， 商量之下， 背着我下楼要车， 去找我大哥的一个同志沈孟先， 他在上海红十字会医院工作，我就住进了医院。我这时出血过多 （我估计至少1000毫升以上） ， 站着照X光时就晕倒失去知觉了， 只好躺着照。医生说是十二指肠溃疡，紧急止血以外，当晚输了400毫升血。在X光检查时， 又发现我右肺上尖部有肺结核纤维化病灶， 只是已不是活动期了。那时肺结核是十分可怕的不治之症，医生说，全世界都知道， Once T.B Always T.B（一旦生结核病， 终生是结核病者）， 这对我真是双重的打击。
病房里有8张病床， 住得满满登登的。我先后眼看到边上一床和对角一床的病人死去， 那时内科住院似乎是不分科的。边上一床的年轻人生的是心脏方面的病，我看着一米多外的他， 嘴唇由红变黑， 最后医生来抢救翻身时，身体已经硬了。住在医院里， 白天黑夜， 人进人出， 的确很恐怖。我住了一个月院出院后， 期末大考是来不及了， 申请了补考。过了暑假， 去上大三的课，不到一个月， 又发现黑便了， 只是量不大。家里商量， 干脆申请休学一年， 在家休息。
1948年下半年， 在香港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大哥秘密回到了上海。做准备迎接上海解放接收上海市政府的工作。我们不知道他住什么地方， 只是他常突然来家。好的是我们知道解放上海会很快了。我休息在家， 就帮他保管一些文件， 邮寄一些以上海工人协会（“上海总工会”是当时半公开的名称） 名义发给有关人士的公告等。他还经常来家开一些会， 同来的人有老周 （新中国成立后知道他叫毛齐华， 曾任中央劳动部副部长）、王粲 （真名纪康， 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上海市电力局副局长） 等， 还有一位送材料的姚英女同志， 她常带着一名小男孩做掩护。
进交大第一学年， 1947 年5 月， 学生会组织了五四晚会， 在体育馆开， 我虽走读， 也去参加了。同学们演出了《袁世凯》《茶馆小调》等节目，《袁世凯》用窃国大盗袁世凯影射蒋介石搞独裁卖国，《茶馆小调》则是从不谈国事引起的对国家大事 （反内战）的议论。晚会上钟兆琳先生还上台独唱了毕业歌， 至今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你是灯塔， 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山那边呀好地方》那几首歌， 似乎也是那晚会上唱出来的。之后， 交大学生开始了护校运动， 反对教育部要停办航海、轮机两个专科， 谈判不成，学生会发动同学去南京请愿， 我从家里带了铺盖去参加。在校园坐一大队卡车出发到北站， 我坐的这一辆被当时的市长吴国桢拦住了， 学生纠察队好不容易把他拉开， 才浩浩荡荡到了火车站，以后同学自己调了机车开火车，在路上自己接上被临时卸掉的钢轨， 一路开到了真如， 目睹了朱家骅、吴国桢来谈判……紧接着， 交大学生响应南京中央大学的反饥饿运动， 开展了反饥饿反内战的宣传活动。《团结就是力量》《跌倒算什么》这些进步歌曲， 鼓舞着每一个进步的交大同学。这年冬天， 我又参加了救饥救寒运动和1948 年全市学联在交大大草坪召开的五四营火晚会等。我作为一个群众不断地接受了形势教育。我病倒休学的那一年， 正是上海解放前夕学校斗争最激烈的一年， 我十分焦急。1949 年5月上海解放后， 我尚未办复学手续， 即主动联系去参加了下厂实习， 那是一个已经军管接收的军用吉普车修理厂。复学不久， 我参加了青年团， 以后又参加了支部和总支的工作， 从一个死读书的学生成了系级干部。
我入学时， 航空系一班共40名同学， 到了毕业时只剩下10名同学， 这变化是很大的。这中间有淘汰退学的， 有各种原因离校的， 也有解放后 （1950年） 参干的， 但大多数是中间转系的。为什么那么多转系的呢？ 原因是进校时正值抗日战争胜利后， 从形势看来， 似乎航空事业需要也应有大的发展。我报考航空系就是有感于抗日战争时亲眼看到的日本鬼子的飞机空袭轰炸我们的惨状和后来抗战胜利后美国飞机的威力， 笼统自觉到中国没有自己的航空事业是不行的。但是1947年、1948年那两年， 蒋介石只管打内战，没有搞自己的航空工业， 航空系的毕业生， 毕业后最好的出路是进两个航空公司 （中航和央航）， 大部分是毕业即失业， 或去找一个中学教书， 没有什么前途。再加上交大进步学生运动出了名， 后来两航宣布说不要交大的学生。这样， 在校正在学航空的纷纷转系，改学机械、电机、造船等去了。留下了死心眼地执着要学航空的就不多了。
我原来的50级同学，1950年毕业时十几人全部参了军被吸收到人民空军去了。我1951年毕业时， 正好航空工业局 （四局） 成立了， 于是我们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届国家分配至航空工业局的大学生， 有幸成了行业的见证人。只可惜的是， 我的这两个班的同学， 虽然都受到交大四年严格的培养， 在以后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个个能力都是很强的， 但由于种种原因， 不少人没有机会为祖国的航空事业做一番应有的贡献， 从航空事业这个局部来看， 太可惜了。回忆往事， 能不感慨万分？
（1993年及1999年初稿，2009年8月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