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空工业局并没有明文给我们规定“老老实实，按样机测绘”的原则，但这条原则上下完全一致。客观上有歼6（当时叫“东风”102）“一刀两断”的历史教训，也有沈飞曾经打算用歼5改型但未搞下去的借鉴。但对我们成飞来讲，更重要的是我们是支新的设计队伍和试制队伍，只能用样机来统一千军万马的行动，只能老老实实按样机测绘。在图纸测绘出来以后，只有摸清了后机身以及后煤油箱等与歼5的差异，才能在1962年9月由航空工业局徐昌裕副局长为首的工作组帮助下，决定后机身及后煤油箱等改用歼5图纸，从而可以更好地利用歼5工艺装备。最后经过批准，共有37项部件，大至机翼、后机身，小至锁钩作动筒，借用歼5图纸。这里要说明一下的是成飞利用歼5工装和沈飞利用它是有差别的，因为歼5仿制时，有不少苏联专家，不强调产品图纸、工艺资料、工装和实物的绝对相符，成飞拿来后，没有沈飞仿制歼5的实际经历，要弄清它，是要下一番功夫的。“文化大革命”中，有些同志批判老老实实按样机测绘是爬行主义，洋奴哲学，离开了当时的具体条件说话是方便的。当然，一个成熟的飞机设计师，不愿意受什么样机的约束，是可以理解的。但在当时，我们的专业组长一级的骨干自己都没有真正设计过一个零件，国家因国防急需又规定限期出飞机，因此必须一次试成的情况下，能有这种自由吗？
测绘设计要完成测绘飞机的任务，但在长远意义上，更重要的是要形成一支具有良好作风的设计队伍，要求他们在一开始养成一种严格、认真、准确、谨慎的作风，知道自己这一字一笔下去的分量和担子有多重，然后更多的自由才会到来。
测绘有两架样机（苏制米格-17ПФ），一架0807号已经被沈飞分解过，1961年3月运到成飞；一架1019号，是直接自部队飞来的，测绘完了后，恢复装起来在飞行试验研究所进行了摸底试飞后，还给部队了。
测绘工作自1961年8月样机吊上平台作全机外形测绘开始，到1962年10月全部技术条件和强度计算报告等发出，共计15个月，测绘图纸占全机图纸的60%，与歼5不同的零件有50%。由于米格-17ПФ飞机和米格-17Ф（歼5）都是由米格-17发展出来的，中间还有米格-17П，所以米格-17ПФ和米格-17Ф除了前机身加粗、加装全雷达等主要差别之外，在结构、系统上大同小异之处甚多，直接改用37项歼5部件之后，歼5甲和米格-17ПФ在局部构造上已不完全相同。
图纸投入试制后，设计人员继续经受试生产的考验，除了向各车间派出服务代表外，还由彭仁颖同志代表设计科去参加以生产长为首的集体办公，随时解决设计问题。因为是自己测绘的，很多问题都要找设计拍板，这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后来工厂的习惯。针对当时厂里的情况，我们对设计人员提出了“宁吃三分亏，不扯一分皮”的口号，扯皮往往是由于不想多做工作多负责任引起的，当然也有技术水平低、心中没有把握的问题。这口号有点近乎傻气，现在回想起来，当时设计科的科风的确是很好的，设计科当时年年是全厂两个先进科室之一。
首批试制的飞机，用的是沈飞歼5的机翼。01架全机静力试验是运到沈飞去做的。做静力试验时还有一个插曲，飞机运出去以后，从北京传来一个说法，说飞机犹如破汽车一般，强度肯定不行，一时厂领导都有些惊慌失措，悲观的气氛笼罩着全厂，直至领队去参加试验的毛庆勤同志发电报报捷大家才舒了一口气。
02架试飞是把飞机运到西安阎良去飞的。按上级批准的试飞提纲共飞10个课目、16个起落，1964年11月11日首飞，11月29日飞完。19天之内，飞了10个飞行日，新机定型试飞这样快，是少有的。是由于领导重视，组织得好，各方协作。除了部里主管外，兰州空军袁副司令员亲自来抓，630所全力以赴，所长、政委都亲临现场。厂里由总工程师晋川同志带队去的，我和总特设计冯玉麟、总检验师唐吉人等都去了。后期马诚斋厂长也到了现场。郝太华、吴有昌、程荣生三位试飞员试飞，首飞上天是副大队长吴有昌试飞，大队长郝太华指挥。12月初返回成都，12月5日开始国家鉴定，12月14日在成都进行了飞行表演，15日开了全厂性的飞机定型大会，航定委主任曹里怀同志宣布我国第一个测绘仿制机型歼5甲试制成功了。同时成飞也建成了。
广受赞誉的发家机
歼5甲原定总产量150架，后因PП-5雷达进度跟不上，不少飞机只好装配重出厂，等雷达生产出来后再去加装。空军等不及，最后生产到124架就停产了，这是1967年“文化大革命”热火朝天时候的事了。
国产歼5甲飞机在部队长期使用中，一直被部队称赞为质量很好的飞机，质量稳定，很少有故障。这是与当时中央领导十分重视、军工产品质量第一有关，当然也与成飞全厂上下兢兢业业、对工厂第一个批生产机种在质量上精益求精的努力分不开。在厂领导队伍里，总工程师晋川同志是有功劳的。
1964年孙志远部长来成飞时说：“歼5甲是132厂的发家机。”这话十分形象。
十几年以后的1979年中，一位空军领导机关的同志随空军首长来厂，视察我们总装车间，他看到歼教5飞机的时候，曾问过我：“现在恢复生产一些歼5甲可能不可能？小型化的645雷达（PП-5改型）生产没有问题了。”可见部队的同志，对当年国产歼5甲飞机始终怀着好感。曾经为它出过一把力的成飞职工，应该引以为自豪了。
（1984年5月27日初稿，2009年8月修改）
附：西南第一个机型——歼5甲首飞
1964年11月11日，我厂测绘试制的“东风”104号机（定型后命名为歼5甲）的第一架，在阎良八所（后名630所）首飞上天了。它标志着我厂在建厂之初自力更生地迈出了幼稚的但是伟大的第一步。代表空军来阎良组织试飞的兰州空军袁副司令员传达说：“罗瑞卿总长说，西南出飞机是和宝成铁路并列的大事。”中央书记处书记这样的评价，132厂这件事的分量，可见一斑，也使我暗自吃了一惊。
这一天，基地的天空晴空万里。兰州空军袁副司令员和北京空军领导机关空军订货部王炳山副部长等以及兰州空军机关的同志，航空工业部机关主管试飞的龚正庭同志，八所熊所长和所李政委，172厂厂长孙志端以及我厂的晋川总工程师为首的有关领导，都聚集在指挥台旁，紧张和兴奋交织在一起，屏息地注视着这个初生儿首次试飞的一切细节。
上午8点40分，试飞指挥员我厂试飞大队大队长郝太华下达了开始试飞的口令，飞机立即发出了轰鸣———开始试车。43分开始滑出，45分30秒在发动机开到最大状态后，松开刹车，由西向东腾空而起了。
首飞试飞员吴有昌副大队长不断地从天上向指挥员报告情况。“发动机工作好！”电台“声音好的”“高度2000”“高度3000”“15度坡度，用调整片调平了”“现在3000米盘旋，一切正常！”“排气温度540”“高度2000，信标机响了”“共响20秒”“向台背台罗盘都好”。飞机四转弯以后，对准跑道，轻轻地接地了，“刹车好的！”试飞员做了最后的报告，安全地滑向跑道端头。这时是12点13分。首飞共计27分30秒。这时，我们大家紧绷的心情才松了下来。
领导机关和兄弟厂所的领导，都高兴地与厂领导和我们热烈握手，表示祝贺，都说新厂搞出了自己的新产品，顺利地完成了首飞，不容易呀。我们也向他们的无私援助表示感谢。当时172厂这个新厂尚未出飞机，但按航空工业部的指示帮助提供我们试飞的后勤保障。六院八所则是第一次搞合作试飞———试飞员和地面飞机维护人员全是132厂的，场务和科研技术分析是八所负责。
吃过中饭后，下午3点，正式听取首飞试飞员的汇报。吴有昌同志对国产第一架测绘全天候歼击机给予了充满信心的评价。会议当场决定，第二天中午12点进行第二个课目全程试飞，要飞平飞大速度及各种特技等。
那时是建厂初期，站场建成后，尚未正式用过，为保险计，航空工业部决定在阎良试飞研究所进行定型试飞。所以我厂也起不了飞，只能用火车把飞机运去，到了阎良再恢复起来。经过细心检查，11月10日和11日分别进行了两次地面开车滑行，排除了一切可疑的问题和故障，然后经过兰空袁副司令员批准首次上天的。在此之前，三个试飞员（另一名为我厂试飞大队中队长程荣生）已用我厂恢复的1019样机在八所机场进行了预研试飞。
歼5甲的定型试飞课目共16个，试飞提纲是经过空军批准的。11月11日开飞，11月29日最后一个射击课目飞完，共组织了10个试飞日，仅仅用了19天。上级领导的重视，试飞现场同志一起努力，厂所之间全心全意地协作，当然包括飞机质量是很好的，导致了这次定型试飞的空前顺利，特别是郝、吴、程三位试飞员分工负责试飞了四、五和八个架次，他们也为歼五甲的研制立下了汗马功劳。
1964年12月15日，国家航空产品定型委员会，在成都听取汇报组织鉴定后，正式宣布歼5甲研制成功，可以定型。工厂建厂也在这一天宣布验收合格，这天成为132厂双喜临门的大好日子。1964年由此成为132厂建设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回想当时条件十分艰苦，全厂广大职工，在上级领导下，无私地忘我劳动，几年之内，结出了丰硕的成果，给人们留下永远的甜蜜回忆。
（2008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