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沈阳，我坐火车经北京来到了成都，那是1960年3月。
1960年成都的冬天，虽然没有下雪，但特别阴冷，太阳总是躲躲闪闪不出来。成都飞机厂一度热火朝天的5079飞航式导弹仿制，开始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下马风1960年底开始刮，直至1961年中宣告正式停止工作。我就是因为要上当时十分神秘的5079，1960年初从沈阳飞机设计室被调到成都飞机厂任第二设计科的科长的。离开沈阳前，正好航空工业局徐昌裕副局长来沈阳，他找我谈话（事后才知道，调我就是他决定的），告诉我要仿制的地对舰飞航式导弹的简况，这导弹的引进就是他去苏联谈判的。春节以后依依不舍地离开了飞机自行设计的岗位，坐火车到厂，住在招待所，晚上即被毛庆勤同志拉到厂模线室处理问题，投入了白天黑夜连轴转的导弹仿制洪流之中。1961年中，本厂的弹体零件已做出90%以上，外厂的发动机、自动驾驶仪和地面发射架等重要配套都差不多了，然而眼看快要到手的东西就要付诸东流了。党的事业本无个人的得失可言，但两年之内，主管过的“东风”107被挤掉下马了，一度参与过的“东风”113，听说也不行了，现在又碰上5079动荡，心里总像压了块“配重”似的沉。听第二机械工业部一局主管5079的乔广振同志讲，型号投资花下去两亿多元，多可惜啊。因要上导弹而调来的我，附带地成了牺牲品，当然是微不足道的。
成飞虽然还在基建阶段，但总要有产品可干，航空工业局给厂里下达了测绘仿制歼5甲全天候歼击机（当时叫“东风”104号机）的任务。
歼5甲仿制迈出第一步
歼5甲1964年底定型，同时宣告成飞厂建成，真是双喜临门。这话至今，已整整20年了。
在历史的长河里，20年真是弹指一挥间，但用一个人的有效时间算，却几乎是大半辈子了。这中间夹进了一个十年动乱，我们这一代人，统统被缩短了等效寿命，当年的小伙子、大姑娘，今天已戴起了老花镜，而当年宣告双喜临门的厂长马诚斋同志和当时的副厂长赵继等同志，已经相继作古。道路是曲折的，前进是要付出代价的，但不管怎样，我们成飞成长了。漫步在昔日的泥巴路今天已绿树成荫的大道里，感受成飞今天正在迸发的青春活力，难道不应该发自内心地怀念当年为建设成飞一草一木，为新厂出飞机夜以继日全力以赴的人们吗？
歼5甲的任务，1959年已给过沈阳飞机厂（简称沈飞），没有图纸资料，给了一架苏制米格-17пф飞机作样机。沈飞想利用歼5的制造基础，动手用样机作参考，修改歼5，后来发现小的改动，改不出全天候飞机来，就中止了这项工作。但是空军迫切需要这种低空夜航歼击机，当时台湾海峡形势紧张，蒋介石在叫嚣反攻大陆，美蒋飞机P2V经常于夜间低空入侵我国沿海各省进行侦察骚扰，我军急需夜间歼击机。1960年中，苏联赫鲁晓夫集团悍然终止一切合同，撤走专家，逼得我们进一步强调自力更生。
经过陆续派人去沈飞摸情况，对歼5甲任务已经大致有个谱之后，1961年5月杜向光厂长传达薛少卿副部长的意见：成飞的中心工作是基本建设，先基建后生产，但要积极自力更生搞歼5甲，越快越好，不能动摇。厂里据此敲响了歼5甲仿制第一关———测绘设计的锣鼓。
设计队伍的组建成长
首先是组织设计队伍。经厂党委研究，决定管飞机的第一设计科和管导弹的第二设计科合并，成立单独的党支部，配专职支书，并且陆续从全厂抽调一些技术人员。即使如此，也只凑起百余人，其中1961年当年刚出学校的大中专毕业生占一半，从老厂调来有过一个以上机种技术工作经验的同志不满30个，搞过设计工作的更少了，全设计科平均年龄24岁。1958年动手建设成飞的基本干部和骨干工人队伍是从老厂南昌飞机厂（简称南飞）输送来的，但是南飞看到了自行设计和设计队伍的重要性，为了保持该厂已形成的强5设计队伍，原则上不按比例输送设计干部，所以成飞当时的设计队伍即使跟厂内的比，也特别弱。部、局上级当时受苏联设计影响，建设成飞的主导思想是建成一个仿制厂即沈飞厂的复制厂，生产所需的设计图纸资料都从国外拿来经过沈飞仿制再转来成飞即可，用不到什么设计队伍和手段。所以在工厂初步设计中设计性试验手段一点儿也没有，令人十分惊奇的是，全厂有两台电动计算机，规定一台是模线室的，一台是计划科的，很明显，设计部门只要有几支描图笔即可。这种“深度近视”所造成的后果，理所当然地为工厂领导人所察觉，特别是中苏关系恶化、空军要求自力更生绘仿制歼5甲以后。所以集中全厂能适应的技术人员到设计科，工厂还是下了很大决心和功夫的。
除了自己集中力量以外，还请求了外援。这样，后来南京航空军院有两批师生共57人，于1961年8月至11月来参加过测绘。特别是新成立不久的国防部航空研究院六院沈阳飞机设计所派出了我的老同事胡除生、方宝瑞、吴逢光、高雪仙等31位有经验的同志，在1961年9月至1962年1月间，来帮助测绘，起了很大的传授和推动作用。
测绘设计队伍，可以说是边组织边测绘边成长起来的。测绘队伍最高潮时达220人。为了有效地搞好测绘设计，航空工业局任命我为歼5甲的主任设计师，集中测绘中的技术指挥权。这办法多少受五院搞导弹那一套的影响。开始是在北京由张金波处长提出来的建议，这个头衔，有一长制味道，后来“文化大革命”中，是我的一大罪状，枪打出头鸟吧，这是后话了。当时干工作是没有后顾之忧的。科的领导有毛庆勤、马岱芹、彭仁颖连我共4人。队伍集中起来以后，很多事，都得从头做起。开始是组织学习基本的业务知识，从文件制度、制图规范，到飞机标准、工艺指导文件生产说明书，消化歼5图纸；统一对测绘工作的思想认识，统一测绘的指导思想和工作方法。有些事还要经过不断在工作中发现问题，进一步统一认识和深化。特别是图纸测绘出来进行了强度计算以后，由于不可避免的错误甚多，经过了两次质量复查，把大量差错消灭在零件试制之前，不仅避免了浪费，也是使设计符合实际和设计技术水平提高的过程。一个大学或中专毕业生，刚离开学校分配到工厂，放下行李，就加入到测绘设计的行列，独立负责一部分工作，是有些困难，但也未尝不是最好的锻炼机会。至于已毕业一两年的熊永质、王寅恭、范筱芳、朱雄杰、李宗俊、张得三、陈孝彬、陆英育以及南昌调来的黎忠显、沈泳沅、王维翰、方鸿禧等同志都已是测绘中的骨干技术力量了。人，就是在这种压力比较大的环境中迅速成长起来的。
艰苦奋斗的测绘岁月
歼5甲测绘正是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我们的广大设计人员，在繁重的测绘任务中，咬紧牙关，默默地为党为人民忍受生活上的艰难。当时技术人员和城市居民是一个粮食定量，每月定量23斤还节约2斤，实际21斤，有一段时间，副食蔬菜几乎是没有的。特别是大食堂，还要承受食堂里的流失，据当时调查，每月实际能吃到19斤已算不错。最困难的时候，除了定量的一块蒸饭以外，就是一小撮用油炒了一下的盐巴当菜吃，极少有机会在自由市场里花一元钱买到一个鸡蛋或一斤红苕（白薯）。我自己1．78米的个头，瘦得穿上衣、鞋只有104斤，我爱人则浮肿。我有两个孩子，大孩子上幼儿园，一天在菜里发现有两条肉丝，含过以后，偷偷放在围兜的口袋里，带回家给妹妹吃，匮乏和精神都体现了，也让我终身难忘。没有人算过每天摄入了多少卡热量，但肯定会令人吃惊的。
沈阳飞机设计所31位同志来支援测绘，春节我们开了一个联欢会，是用几斤生胡萝卜招待的。他们回去前一起吃了一顿饭，是各自出粮票、定量发饭的，一点点“大方”一下的余地也没有。生胡萝卜招待的联欢会，我想在航空工业的发展史上，恐怕是空前的也应该是绝后的了。但是主客双方的情绪是十分热烈的，谁都理解这胡萝卜也来之不易啊。何况是大家都认为能在歼5甲测绘上，共同做些贡献，是飞机设计人员应尽的职责，生活困难算得了什么？我们的党领导下的广大知识分子，有多么高尚的革命情操啊，他们无所畏惧地在自己的脚下踏出一条新的小路来。
测绘队伍一下子膨胀起来，没有办公室，大部分只好搬到空气十分流通的大厂房里。测绘高潮的时候，正是生活最困难的时候，1961年的冬天，真是饥寒交迫。我们有的设计员，拿了纸笔和工具爬到飞机上去，没力气爬下来了，有一位设计员竟然昏倒在飞机旁，这些，大家都没有一点怨言。工作需要晚上加班，都自觉地去了，尤其当干部的，每晚开会或加班自不待言，星期日不加班需要通知放假才不去，没有人想到要什么额外的报酬，没有人想到要表扬，脑子里只有为祖国争气一个愿望。我常常晚上十一二点回家，就吃几个生胡萝卜或煮一小碟红苕叶子，对付一下肚子作夜宵，这比住在单身宿舍吃大食堂的年轻技术人员已好多了。
为了共同渡过难关，厂里号召各单位自己开些荒地种点什么，自己补助一下，但客观上这只对工作不忙的单位有好处，像设计科这样工作忙的单位，只好看着人家吃，因为有点力气要使到工作上去，谁也不愿把工作放下。回想起当年的这股子傻劲，一种无私境界的幸福感和自豪感，至今还会油然而生。
态度与责任：测绘工作的两大基石
飞机的测绘，硬是在队伍弱、生活苦的两大困难的夹缝中，奇迹般地迅速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