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向不是现实,因此具有理想的品质,特别是系于道义的志向,理想色泽更重,因为道义也具有理想性。故事中有些人不愿意出山,不是鄙夷官吏这个角色,而是时逢乱世,无法实现“安百姓”的理想,只好躲起来“修己”。这也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丢失理想。现在都在谈“中国梦”,梦就是一种理想。对于官员群体来说,这个梦基本上可以概括为八个字:国家强大,人民幸福。这是大理想,每个人还有自己的小理想,比如业务、事业、升迁等。小理想服从大理想,只有在为大理想奋斗这个前提下和过程中,小理想才能实现。脱离这个轨道,你很难跑到别人前面。
贯通于道义的志向是快乐和幸福的一个源泉,这方面最著名的论断是孔子赞叹颜回的话:“颜回的德行真好啊,一竹篮饭,一瓜瓢水,住在破旧的巷子里,别人都忍受不了这种生活的忧愁,他却不改变自己的快乐。颜回的德行真让人称道呀!”(《论语·雍也》)世事艰辛,只要志向不灭,您就可以从中获得一份不像物质性享受那样需要成本支撑的慰藉。
(二)气节
要义
气节与志向一样,也是一种意志品质。所不同的是,志向在于选择,气节在于坚守。这种坚守具有信仰的意义,道义、原则、志向、观念、理想、感情、尊严等都是它的对象,总之凡是被视为最终价值的一切均包含在内。
这种坚守往往伴随着牺牲,所谓的“死守”(《论语·泰伯》),至死不改初衷。就是孟子说的:“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孟子·告子上》)意思是,鱼,是我希望得到的;熊掌,也是我希望得到的。如果这两样不可以同时获得,我就放弃鱼而留下熊掌。生命是我希望拥有的,道义是我希望坚守的。如果这两样不可以同时做到,那我就舍弃生命而坚持道义。生命本来是我所追求的,但在我所追求的东西中还有比生命更贵重的,所以我不愿意苟且偷生。
杀身成仁(孔子语)、舍生取义(孟子语),气节高于一切,是人的第一生命。
故事
杀身成仁
商朝的纣王无道,沉溺酒色,宠爱妲(dá)己,对她言听计从。商纣王命令乐师创作淫乱的音调、放荡的舞曲以及颓废的乐歌。为了满足享乐,他加重赋税,收敛的钱财堆满了游乐场所,强征的粮食填满了仓库,收集的奇珍异兽充满了宫室。他还用酒来做池水,悬肉成树的形状,让男人和女人赤身裸体地在酒池肉林中追逐嬉戏。
纣王的倒行逆施引起了百官和诸侯的不满,他就运用残酷的刑罚来封堵大家的嘴。
纣王的同父异母哥哥微子多次劝谏,纣王就是不听。微子与辅佐朝政的两个大臣太师和少师一起商量,觉得没有指望了,便出走他方。
纣王有个叔叔叫比干,说:“身为人臣,不能不以死来诤谏。”于是挺身而出,竭力劝说纣王。纣王大怒,道:“听说贤人的心脏有7个孔窍。”下令剖开比干的胸腔,挖出心脏来亲眼瞧一瞧。
纣王的另一个叔叔叫箕(jī )子,害怕灾难降到自己头上,便装出癫狂的样子,跑去给人家当奴隶。纣王把他关了起来。
商朝的残暴统治终于引发了周武王的革命,纣王兵败,投火自焚而亡。(《史记·殷本纪》)
关于这几个人,《论语》这样议论:“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论语·微子》)殷即商。孔子说,商朝有微子、箕子、比干这3位仁人。为什么说他们是仁人?因为他们爱人、爱国、爱家,富于献身精神,为了道义不惜牺牲富贵,乃至舍弃生命。
伯夷和叔齐
商朝时,有个诸侯国叫孤竹国。国君的儿子中有一个叫伯夷,一个叫叔齐。
叔齐被立为继承人。国君死后,叔齐却把君位让给伯夷。伯夷不接受,因为这违背了父亲的意愿,于是就跑掉了。叔齐也不肯当国君,也跟着逃跑了。国人只好另立国君。
伯夷和叔齐听说周国的国君姬昌(后来的周文王)尊重并赡养老人,就去投奔他。兄弟俩走了很长时间,到达周国的时候姬昌已经去世了,继位的是他的儿子姬发(后来的周武王)。姬发用车子载着父亲的神主牌,率领军队向东行进,前去讨伐商纣王。
伯夷和叔齐上前拉住姬发的马,说:“您的父亲刚刚去世,您不办理丧事,却去发动战争,这么做孝顺吗?商纣王是君主,您是臣子,作臣子的去杀害君主,这么做仁义吗?”
姬发的部下想杀掉伯夷和叔齐,姜太公说:“这是两位义人。”下令把他们扶到一边。
姬发推翻了商朝,建立周朝,天下纷纷归顺。但伯夷和叔齐不服,他们认为归顺是可耻的变节行径。他们坚守气节,不吃周朝的粮食,躲进了首阳山,靠采食野菜充饥,最后饿死在大山中。
死前,他们作了一首歌。歌中唱道:“登上那西山啊,采摘那里的野菜。用强暴来制服强暴,等于错上加错。圣王时代早已消失,哪里是我们的归宿?唉,死了算了,谁让我们赶上了这样的时候!”(《史记·伯夷列传》)
熊宜僚之勇
楚国有位名叫建的太子,逃亡郑国,因为残暴被郑国人杀死,他的儿子流落在吴国。令尹子西把他召了回来,封为白城公,简称白公。这时,楚国政务主要由两个大臣处理,一个是令尹子西,另一个是司马子期。
白公要求讨伐郑国,没有得逞,怨恨执政大臣。怒火无处发泄,便在家中磨剑。恰好被子期的儿子子平看见了,子平问他为什么自己动手磨剑?白公说:“我向来坦率,说假话不是我的做派,明告诉你,我打算杀掉你的父亲。”
子平赶紧去报告子西。子西说:“白公好比一只鸟蛋,是靠着我翅膀的孵化才变成鸟儿慢慢长大的。按照楚国的惯例,我死了以后,令尹、司马的职位都由白公担任,他怎么会造反呢?”
子西的话传到白公耳朵里,没起丝毫作用,他早就迫不及待了。白公对家臣石乞说:“消灭楚王与子西、子期的势力,用500名精兵就可以办到。”
石乞说:“上哪里去找500名精兵呢?”
白公说:“市场南面住着一位勇士叫熊宜僚,他一个人能顶500名精兵。”
石乞陪同白公去见熊宜僚,3个人谈得非常投机。白公看看火候差不多了,就说出了自己的计划,请熊宜僚入伙。熊宜僚断然拒绝。白公拔出利剑架在他的脖子上,熊宜僚面不改色。
白公收剑入鞘,说:“此人不为利禄所动,不为威武所屈,当然也不会为了讨好谁而去告密,我们放过他吧。”说罢,白公带着石乞回去了。(《左传·哀公十六年》)
孔子不改志
孔子周游列国,被围困在陈和蔡两地之间,7天吃不上粮食,以野菜充饥。
孔子在屋里弹琴唱歌。屋外,宰予垂头丧气地坐在地上,颜回闷头择野菜,子路与子贡发牢骚。他俩对颜回说:“夫子被鲁国君主驱逐,被卫国君主罢黜,在宋国遭到追杀,如今又被围困在这个鬼地方。可以说,谋杀夫子不算犯罪,欺辱夫子不算犯法。然而夫子却浑然不觉,弹琴唱歌,自享其乐。难道君子不知羞耻竟然到了如此地步吗?”颜回无法回答,进屋去问孔子。
孔子很不高兴,推开琴,叹息着说:“子路和子贡真是小人啊!把他们叫进来,我有话说。”
他们进屋后,子贡说:“像现在这样子,可以说是穷困了。”
孔子说:“什么话?通达和穷困是对‘道’而言的,君子坚守着‘道’叫通达,离弃‘道’叫做穷困(君子达于道之谓达,穷于道之谓穷)。如今我抱定仁义宗旨,没有一点疑惑,却遇上了乱世,受到阻碍是再正常不过的了,怎么叫穷困?所以说,经常内省就不会愧疚于道,直面困难就不会有损于德。寒风骤起,霜雪降临,我由此知道松柏的风骨(故内省而不疚于道,临难而不失其德,大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从前,齐桓公受困于莒(jǔ)国,晋文公受辱于曹国,越王勾践受制于会稽,他们都因此而志向愈坚,陈蔡之难对我来说,也可能是幸运吧!”
说到这儿,孔子威严地重新拿起琴,奏起乐曲,子路雄赳赳地挥动盾牌跳起舞来。子贡惭愧地说:“我真是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低啊。”
古时候那些得道之人,失意的时候也快乐,得意的时候也快乐。他们的快乐不在于得失,而在于志向系于道义,所以失意与得意并没有什么区别,就跟寒暑风雨轮流交替差不多。(《吕氏春秋·慎人》)
贫贱不能移
曾参穿着破旧衣服在田地里耕作。鲁国君主实在看不下去了,派人送给他一块土地,并带话说:“请您用这块封地的收入做几件像样的衣服吧。”曾参没有接受。国君不死心,又派人来,曾参还是不肯接受。如此往返几次,使者都无功而返。最后一次,使者问曾参:“土地不是您向别人索要的,而是人家主动送给您的,为什么不接受呢?”曾参答:“我听说,接受别人的东西,就会畏惧人家;给予别人东西,就会傲视人家。国君送我土地,即使他不傲视我,但我能不因此而畏惧他吗?”曾参终于没有接受馈赠。
孔子听说了这件事,说:“曾参说的这番话,足以保全他的节操了。”(《孔子集语·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