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生活中，要有敢于“说不”的勇气。在单位，我分管的工作有一项是党务工作。党务工作中，每年都要开展组织发展工作。在组织发展过程中，有一种现象非常突出。党委召开组织发展会时，下属各支部，凡有拟发展的党员人选，上报或会上汇报的材料中，往往都是优点、好话满天飞。一般说，既然拟发展党员，优点应该突出，说好话情理之中。但不应该无限放大，不顾客观事实，将缺点全部抹杀。如果这样，他还怎能进步。组织发展，不是儿戏。要认真地来，要有严格的要求。入党，不是买顶帽子，觉得好看，戴上炫耀一下的事。据此，党委提出对个人负责、对事业负责、对组织负责的三原则，来开展组织发展工作。难得的是，在一片说好话的流俗中，我们党委的成员能够做到实事求是，说真话，客观评价每一位同志。如此，保证了组织发展工作的质量，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表面说好话实则说假话、不负责任的风气。党的建设，作风建设是一项重要内容。以此要求企业，企业发展，需要良好的风气作保证。不敢想象，一个工作环境不好，风气不正的企业，如何发展！
一个人的价值，很大方面取决于你“说不”的能力。说好太容易了，你好我好大家好，任谁都容易做到。但若是在一片叫好声中，歌舞升平气氛中，突然有人能说出不来，说出我们工作中的隐忧，说出大家想说却不敢说的问题，这样的人当得起勇士的称呼。古人有直谏和死谏之士。如商之比干。比干为殷商贵族商王太丁之子，20岁时就以太师高位辅佐帝乙，后又受托孤辅帝辛。帝辛即纣王。比干从政40多年，主张减轻赋税徭役，鼓励发展农牧业生产，提倡冶炼铸造，富国强兵。商末时，纣王无道，荒淫残暴。建摘星楼，日日淫乐，朝政废弛。比干见状，无奈叹曰：“主过不谏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也，过则谏不用则死，忠之至也。”遂至摘星楼强谏三日不去。比干希望纣王能够听谏而改过自新。但纣王此时已无药可救。纣问比干何以自恃。比干回答：“恃善行仁义所以自恃。”纣怒曰：“吾闻圣人之心有七窍信有诸乎？”遂杀比干剖视其心。
“说不”需要勇气。有勇气的耿介之士让人敬佩。但君王、长辈、领导都是有尊严的人，都是听惯了好话的人，让他们听从好的建议不那么容易。俗话：忠言逆耳。
“说不”可以技巧些、婉转些。不是说，敢于说不由于占了道德的先机就可以不顾客观环境、彼时彼地的情况及人的接受能力而随意。说不最终要的是结果，不仅仅是你敢说不就完事大吉。前面所述《邹忌讽齐王纳谏》就很讲究方式、方法，邹忌从身边最有说服力的事情入手，说明问题，引申出国家的弊病，君王不会不乐于接受。所以，才有齐威王后来的得当处置。
王曰：“善。”乃下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讥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令初下，群臣进谏，门庭若市；数月之后，时时而间进；期年之后，虽欲言，无可进者。燕、赵、韩、魏闻之，皆朝于齐。此所谓战胜于朝廷。
好的“说不”的方式、方法，得到的是最佳的“说不”的结果。反之，不讲究“说不”的方式、方法，自然难以起到好的作用。当然，这也要看你“说不”的对象。对于那些如商纣王一类的人，需要比干的死谏。
你会“说不”吗？检点一下自己，是自己缺乏对生活的认知，还是天生的就得了软骨病。如果是前者，那好办，加强自身的修养、提高对于生活中是非认识的能力就可以了；如果是后者，就不大好办了。有病，还是天生的，治起来，难。
敢于“说不”的前提有二。一是无私才敢；二是无欲才刚。“私”、“欲”二字，是“说不”的拦路虎。二者有一，你都不可能挺直了腰杆，更不可能与君王、长辈、领导对视。
“说好”是双刃剑。就上对下而言，批评是一方面，“说好”、鼓励也是一方面。只要有度、有原则，不虚矫、不妄言，效果不会坏。就下对上而言，说好，对于听的人来说，都要防止其背后的功利性、目的性。
“说不”既是一门艺术，又不是一门艺术。说是一门艺术，主要是从“说不”的结果来做的要求。“说不”、劝谏的结果，谁都希望被“说不”、被劝谏的人能听得进去，能够采纳，从而产生积极的结果。如此，“说不”的方式、方法，多少就带上了“艺术”的味道。说不是一门艺术，则从敢不敢说、从社会风气的好转这样的角度考量所做的要求。我个人以为，于今，敢“说不”远大于对于“说不”结果的重视。因为，只有敢“说不”，才有后面所谓好或坏的结果。没有基础，哪有高楼。
2011年8月8日
最近脑海里常被一个问题缠绕着，领导到底是干什么的？这样的问题提出来，自己都觉得幼稚、可笑。有人告诉我说，简言之，领导就是管事、管你的人。谁都不管、什么事都无权过问的人，那是老百姓。听了这样的话，我仍觉茫然。就这么简单吗？那他为什么要管我？他有何德、何能来管人？谁派他来的？他为什么来？他怎么来的？……问题仍然很多，看起来，不想明白，还真的让我对自己不好交代。
我想了一个最为简便的办法，来求解我的那些问题。我遍寻身边的一些有过接触的、多少有一些了解的领导，我想，把他们搞得明白了，不就会对领导是干什么的、怎么干的，以及后续的一些问题，有一些基本的认识了吗？应该说，这不是一个最好的办法，但总比没有办法强。解决问题的途径找到了，我很高兴。我开始在自己的脑海里放电影，一个个大小领导，有感到亲切的，有不那么亲切的；有正直的、有魄力做事的，有心地阴暗的、混日子的；有踏踏实实做实事的，有好大喜功、光说不练的；有不那么自私，很想着大家的，有私心膨胀的、只顾自己的名利之徒；最讨厌的，是那种讲台上侃侃而谈、一副踌躇满志的嘴脸，转身下得台来，迅速就成了屁事不做的小人……电影放过后，我明白了两点。一是领导确确实实都是管人、管事的。二是领导有好的，也有坏的。仅这两点，我多少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你想啊，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除了人，不就是事吗？领导既管人又管事，不是把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东西全部管了去吗？如此，他们是好人还则罢了，如果领导是坏人，岂不是要了命吗？原来，我们的前途、我们的事业，甚至于我们国家的命运，都掌握在当官的、做领导的人的手里啊！
吏治重要，于此，我明白了为何古今中外各个国家，都把吏治管理和吏治建设看得那么重。不重不行啊！看得不重就要出事情。那事情小则影响一方，重则误党误国。为此，一个政权，不能不在用人制度上、监督机制上有所作为。从逆向的角度考虑，杜绝坏的领导的出现，不让坏官当道，当是一件大事。
坏官误国，比如宋时秦桧。残害忠良，卖国以求富贵；岳飞屈死，断送大宋江山。西子湖畔，“白铁无辜铸佞臣”，遭千夫所指、万人唾骂。
坏官多贪，比如和珅。古往今来，贪官莫有出其右者。有句话说，和珅跌倒，嘉庆吃饱。乾隆一朝，和珅红得发紫。炙手可热的他，利用手中的权力，结党营私，买官卖官，全然不顾国法臣纲。及至嘉庆爷登基，失去庇佑的他，再也没了翻手云、覆手雨的本事。天道昭昭，疏而不漏。终至被杀、抄没的下场。
坏官多残暴，比如来俊臣。酷吏当中，以唐代的来俊臣属得上。这是一个没有人性、残暴无比的家伙。来俊臣是唐朝武则天时的酷吏。雍州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历任侍御史、左御史中丞。因告密得武则天信任，成为武则天在政争中的鹰犬。请君入瓮的典故大家都应该知道。人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但来俊臣绝对是个例外。他是一个把酷吏当事业来做的人，不管是谁，绝不放过，包括朋友、亲近的人。周兴是他手下的得力干将，被人告发谋反，武则天让来俊臣查案。来俊臣用计赚周兴。设宴款待，制造轻松气氛之际，问计于周兴，怎么样才能审定这一类案子。周兴未设防，讲了一个极其残忍的办法。他说：你可先找一个大瓮，四周架上炭火。这样大瓮就成了一个熔炉。然后，你将人放进瓮里。任什么样的人都得乖乖地交代。到了这一刻，来俊臣才翻脸。他对周兴说，那你就进去吧！周兴登时就傻了眼。来俊臣写过一本书，书名叫《罗织经》，这是一部专讲罗织罪名、角谋斗智的书。它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部制造冤狱的经典，更是酷吏政治中第一部由酷吏所写的赤裸裸的施恶告白。来俊臣被武氏诸王和太平公主联合斩杀于闹市，来俊臣被诛九族，是其作恶多端的必然下场。
坏官多出自私门。古时有宦官干政、外戚专权。有门阀党争，有裙带钻营……诸种情况，究其根源，皆因一个“私”字。私心是万恶之源。人若无私，众生皆向善，社会还会有那么多的蝇营狗苟吗？还会有那些耀武扬威、作威作福的人吗？还会有那些仗势欺人的人吗？还会有那些专门算计老百姓、不顾人民死活的人吗？我们的社会提倡和谐，要真正做到和谐，不解决一个“私”字的问题，或者换一种说法，不最大限度地压制住一部分人的私心和贪欲，社会风气不会有根本的改变，和谐也无从实现。
思来想去，人类社会要想让坏官绝迹、绝种，堵塞坏官滋生之途，唯一的办法是要在整治当官者的私心上下狠手。有私心就会有私利，有私利就会有贪腐。政府要下决心整顿吏治。用人要出以公心。用“以德为先，对党和人民能够做贡献”为标准。反之则坚决不用。要把有德之人、有才之士用到官的位置，老百姓才有希望、有依赖；国家才有前途。
好官兴邦，比如姜子牙。殷商晚期，纣王无道。酒池肉林，穷奢极欲。朝政废弛，奸佞当道。经济凋敝，民不聊生。适周兴。文王兴国，国势日盛。及武王时，兴兵伐纣，终得天下。细究周兴之道，与文王、武王任用姜子牙有直接关系。现在，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位好官。姜子牙，姜姓，吕氏，名望，字子牙，号飞熊，也称吕尚。商朝末年人。其始祖佐大禹治水有功而被封于吕地，因此得吕氏。姜子牙半生寒微，磻溪垂钓，钓得文王，遂显。武王伐纣，姜子牙为军师，牧野大战，助武王灭商，立首功。姜是经国治世之才。他为文王制定的灭商兴周的根本思想，在《六韬·文韬·文师》的一段话表述得十分到位。他说：“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姜子牙强调治国安民用仁道，施仁政，重教化，因民俗，顺民情。他说：“敬启众，合其亲。敬其众则合，合其亲则喜，是谓仁义之纪。无使人夺其威，因其明，顺其常。顺者任之以德，逆者绝之以力。敬之无疑，天下和服。”这是说，要尊重民意，敬爱民众，聚合宗亲，行仁举义，就会受到民众的拥护爱戴，这样使天下和服，就可以守土，固国而王天下。因此，威服天下者，不必专任武力，不可横暴百姓，而要以仁义为本，修德禁暴。姜子牙深知“民为邦本，民固国安”的道理，有民则有国，无民则何国而言。姜认为，如果国君、人臣和各级官吏，不以民为本，以民事为务，而敲诈、盘剥、残害民众，就会使民众离心离德，离之而去，叛之而反。故在用人上，姜重贤人。在《六韬·文韬》中，《上贤》《举贤》二篇集中体现了姜子牙圣贤治国理论极其深刻的思想内涵。文中所说的“尚贤”是说要尊重、崇尚有道德、有才能的人。姜认为，君主治理国家，必须尊崇德才兼备的贤人，抑制无才无德的庸人，任用忠实诚信的人，除去奸诈虚伪的人。明君用人应当警惕6种坏事、7种坏人。6种坏事的危害严重：“伤王之德”“伤王之化”“伤王之权”“伤王之威”“伤王之功劳之臣”“伤庶人之业”。对七种人绝不可信用，即“勿使为将”“勿预谋”“勿近”“勿宠”“勿使”“禁之”“止之”。如此，就堵死了坏人干坏事、危国家、害民众的路径。姜子牙在辅佐周文王期间，为强周灭商制订了一系列的正确的内外政策。对内实行农人助耕公田纳九分之一的租税，8家各分私田百亩，大小官吏都有分地，子孙承袭，作为俸禄等经济政策，促进人丁生产的发展，打下了灭商的经济基础。对外，表面上坚持恭顺事殷，以麻痹纣王，暗中实行争取邻国，逐步拉拢，瓦解殷商王朝的盟邦，以翦羽翼，削弱和孤立殷商王朝的策略。在姜的积极谋划下，归附周文王的诸侯国和部落日多，逐步占领了大部分殷商王朝的属地，出现了“天下三分，其二归周”的局面，为最后灭商创造了条件。综观姜的一生作为，无论其人生前期辅佐文王、武王灭商，发展周的社会经济，还是后期因公受封齐国，治国安邦，都表现出了作为一位好官的突出品质，后人称颂，也是必然之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