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获奖理由：他善于把诗人和画家的丰富想象与深刻的时间意识融为一体，对人类的生存状况进行了深入的描写。
主要作品：《风》、《草》、《弗兰德公路》、《豪华旅馆》、《农事诗》、《钢丝绳》、《大酒店》、《春天的祭礼》
当我看到这封信在他手中，又认出谁用的信纸时，我又感到怒火中烧，满脸通红。对他的话，我没搭腔。他大概看到我生气，眼睛不看他只盯着信。我真想把信从他手上夺过来撕掉。他的手微微挥动着已展开的信纸，它的四角抖动着像在寒风中的翅膀。他那双黑漆的眼睛，既不含敌意也没有蔑视，甚至表示真诚友好，但保持距离：也许他和我一样地恼火，对我的不快感到合乎他的心意。
——《弗兰德公路》
我们只听见呼吸的声音，肺部拼命吸满从乱挤在一起的身体散发出来的恶臭和浓稠的湿气，似乎我们比死去痛苦更甚，因为我们还能意识到，好像在黑暗、阴冥中……我能感觉到他们，能捉摸到，在粪便和汗水的令人窒息的臭气中，他们像爬行动物一般乱钻乱挤，缓慢地爬，彼此堆叠在一块儿。
——《弗兰德公路》
唯一鲜明的色彩由坐在悬崖边上的散步男子身上那件黑色羊驼毛上衣构成。然而，在小姑娘纤弱的腿脚周围，艺术家把大海的背景画得格外鲜明以更加突出那长袜子的强烈色彩。装弹手慢慢地读着钉在墙上位于大朵虞美人中间的那幅绘画复制品的标题：在悬崖上。
——《有轨电车》
大恐怖时期他任国民公会书记之职，得以救一后来娶作继室的保皇党女子。有份报告称他身强如铁、勇不可当。有一年多时间，他在科西嘉以不到一千二百人的兵力对付那群有荷德和纳尔逊舰队撑腰的保利乱民。他在法力诺勒腿部受伤。他在那不勒斯搭船驶到公海被土耳其海盗劫获。
——《农事诗》
铁箍生了锈的木桶半陷在沙里，一块深灰色的木板带有浅灰色的纹理，聚纹内的木一定比纹理间的部分坚实，以致纹理微微突出，时而纤细紧密，时而绕着一个结扩散化开。微微起伏的平行线分离结中心伸出的星状细缝纹路，之后立即收紧，像梳子梳过的发丝。
——《贝雷莉丝的发丝》
关于路易十六是否该当死罪的问题他的回答是肯定的。受到那不勒斯王室排挤的他便以寻访赫库兰尼姆和庞贝遗址消遣时日。他写道：“如果我们去年以战事的正常情况作出估计，仗打到布鲁塞尔就结束了，而事实上我们一直挺进到阿姆斯特丹。”
——《农事诗》
作家小传
克洛德·西蒙，1913年出生于当时的法属殖民地马达加斯加岛的塔那那利佛。他的父亲是殖民地的一位军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阵亡。后来，他跟随母亲回到法国，在比利牛斯省的佩皮尼扬镇居住下来，并在那里上小学。
不到11岁时，他的母亲去世，随后他由祖母抚养，并迁往巴黎居住。中学时，克洛德·西蒙进入巴黎著名的斯塔尼斯拉斯中学就读。毕业后，他先后考入英国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攻读哲学和数学。1933年，他放弃去海军学校的机会，选择跟随著名的法国立体派画家安德烈·洛特学习绘画。
1936年，西班牙发生内战，23岁的克洛德·西蒙和当时西欧许多思想进步的青年一样，满怀革命热情。克洛德·西蒙随后奔赴巴塞罗那，去帮助共和军和无政府主义者与佛朗哥的军队作战。在争夺巴塞罗那的那场激烈残酷的战役中，他目睹了西班牙政府军和叛乱部队激烈交战的情况，这场残酷的内战对他一生的创作都产生了影响。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克洛德·西蒙应征入伍，在骑兵团服役。第二年，当他在比利时马斯河地区参加墨兹战役时受伤，后被德军俘虏。五个月后，他成功越狱，逃回法国，开始参加地下的抵抗运动。
这些战时的亲身经历，组成了他对社会的最初认识，也成为他创作小说的最好题材。他在诺奖演说中说道：“我的前半生是多事之秋。见过革命，参加过战争，那景况又特别残酷……我当过俘虏，忍饥挨饿，强迫劳动，累得筋疲力尽，进入集中营后病得很重，几次险些死于非命，呜呼哀哉……”
二战结束后，他游历了很多国家，并最终定居在比利牛斯山脉附近，一边种植葡萄，一边从事写作。1945年，他的处女作《作假者》出版，但反响不是很大。之后几年，他先后写出了《钢丝绳》、《格利佛》、《春天的祭礼》。这些作品都是在“新小说”流派受到冷遇时写的，由于作者只是在形式上做了些尝试，并没有完全脱离传统的写法，因此反应平平。
从1957年开始，他开始进入创作的高峰期。第一部受到关注的作品《风》出版后，几乎每年都有重要作品问世。在《风》中，作者描写了一个“反中心人物”。他是一个没有个性，毫无作为的人物，在外界力量的驱使下人生道路不断地发生改变。在这个人物身上，可以清晰地看到作者对世界的主观态度：世界就像是一个庞大而荒诞的迷宫，就像大自然的风一样，存在着毫无规则的变化，任何人都不能清楚地认识。人只是盲目地被他人支配和摆布，抵抗也是无用的。
1960年，克洛德·西蒙根据战争的经历，写成了他的代表作《弗兰德公路》，获得了当年的“新潮文学奖”。这部小说被公认为西蒙的巅峰之作。小说并没有完整的、明显的故事，只是通过主人公散乱的，甚至毫无前因后果的回忆，再现了法军在弗兰德地区被德军击溃而败退时的情景。
由于克洛德·西蒙年轻时跟随画家安德烈·洛特学画，他的小说和绘画总是有着密切的联系。甚至有人指出，他在创作《弗兰德公路》时，就像是站在一个巨大的画板面前，经过构思、布局和点缀，然后用文字将画中的情景一一展现出来。在他的小说里，总是一眼能看到很多事在发生，或者多种情节同时展开，如同具有立体感的文学图画一样。
1962年，创作手法别具一格的小说《大酒店》出版。在这部小说里，克洛德·西蒙将“新小说”的写作手法发挥得淋漓尽致。作品中没有明确的情节脉络，只有几个面目模糊的人物，内容没头没尾，只有片断的情节，好像作者想要讲述的并不是一个充满悲欢离合的故事，而是如画作般朦胧飘忽的印象。
实际上，克洛德·西蒙多年来始终在追求将文字和绘画融为一体的小说模式。将呈线性发展的文字表达出绘画的视觉效果，是他的终极追求。他说：“写作如同画家作画，就像画家在作画过程中这里添上一笔、那里抹上一层色彩，会产生新的效果一样。”在这样的愿望驱使下，他在创作中不断探索可以产生新效果的“这一笔”和“那一层色彩”。即使路途困难，即使甚少得到理解，他也在坚持按照自己的想法创作。正如他自己说的，“只有通过想象，通过对技巧的想象，作家才能找到解决小说所遇困难的答案”。
1973年，克洛德·西蒙出版了小说《三折画》，继续了他在小说《风》中创立的风格。他坚持用绘画的手法描写小说中的人物和情景，将小说构造成用回忆和感觉搭建的建筑。这种形式后来发展为具有独特笔法的“三折画”小说格式。
除了投身于文学创作之外，克洛德·西蒙还非常关心当代的社会问题。他年轻时就曾为了自己的立场前往西班牙战场，到了70岁，他还和其他艺术家联名写信，表达对“大国军备竞赛”的担忧。
1985年，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继让·保罗·萨特之后第二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法国作家，这让法国和世界文学界都感到震惊和意外。克洛德·西蒙获奖的消息传出后，当时的法国媒体一片混乱。因为他常住外省，很少在媒体上出现，导致很多法国人不知道他的名字，巴黎一家发行量很大的右翼报纸甚至称他和苏联的克格勃有关系。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萨克·辛格在听到西蒙得奖的消息时，不禁发问，“谁啊这是，男的还是女的？”可见，克洛德·西蒙在法国不是一般程度的冷门。人们对他如此陌生的原因，不仅仅因为“新小说”流派始终无法占据法国文坛的主流，更因为他生性沉默寡言，长期居住在比利牛斯山区的葡萄园内，深居简出，很少接受媒体采访，同时和巴黎的文坛始终保持着距离。
2005年7月，时年91岁的克洛德·西蒙在家中去世。媒体遵照作家的习惯，保持着他生前的低调，直到遗体下葬后才公布消息。法国总理多米尼克·德维尔潘在一份声明中说：“法国文学失去了其中一位最伟大的作家，但他仍会作为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活在个人或集体的记忆中。”
作品赏析
弗兰德公路
克洛德·西蒙将小说的背景放在了二战期间的法国。在法国北部接近比利时的弗兰德地区，法军被德军击溃后慌乱逃窜，在路上，三个骑兵和他们的队长摆脱了战争的痛苦，却不得不面对个人压抑的欲望。小说从队长德·雷谢克与新入伍的远亲佐治见面开始，发展到结尾处，德·雷谢克谜一般地死去。读完小说之后才会发现，原来一切都是佐治在战后的回忆和想象。
战后，佐治和队长德·雷谢克的妻子幽会，他神情恍惚地向女人讲述法军败逃的过程，并试图从记忆中追寻队长死亡的真相。可是他的思维飘忽不定，想象光怪陆离，到最后也没能找到真相，只得到了一些万花筒般的图像和如同身处梦中的幻觉和呓语。
在片断的幻想和现实中，克洛德·西蒙还描写了骑兵队长的一位先人在法国大革命中的下场；构造出队长、年轻妻子和骑师之间的三角关系。从出身贵族家庭的队长德·雷谢克身上，可以看到法国上层社会空虚、放纵、奢侈、荒唐的生活。同时，在佐治的意识活动里，作者描述了战争对大自然的破坏，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扭曲。
虽然龚古尔文学奖的评委认为这部小说的文字冗长复杂又晦涩难懂，却不能否定它所表达的社会问题和对个人生存、人际关系的思考。作者不厌其烦地描写，在杂乱无章中展开了一个庞大的篇幅，最终呈现出一幅巨大的画板。这正是作者想要展现的图景：20世纪三四十年代西欧人的生活和感受。
那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战争的创伤尚未得到抚慰，人们的头脑还没有从失控中找到纯粹的理性，二十年后，更大的失控再次来袭。世界如同失去秩序一般，个人受到时间和他者的支配，被莫名其妙的历史事件控制，既无法改变大局，也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这是小说想要表达的内容，也是作者亲身经历过的思想过程。
《弗兰德公路》的最大特点就是摆脱了传统小说的内容和写作方法。它既没有个性鲜明的人物，也没有时间连贯的情节，更没有采用传统小说那种从始至终的叙事线索，甚至某一人物的回忆、想象和幻觉都没有贯穿始终。作者喜欢在一个人物的回忆上套上另外一个人物的回忆，然后再返回来套上其他的回忆或者想象，就像由无数零碎的画面拼接在一起的图画，画中有画，景中有景，让看的人眼花缭乱。
他认为，作者的任务是写出多面的事物、随时闪现随时消失的感受和复杂的历史事件，而不单单是进入一个构造完美、情节合理的世界。他希望读者在阅读他的作品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入文字描绘的世界，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感受其中的态度和思想。
他不希望读者单纯地依赖作家提供的文本结构，反而要求读者积极地参与其中，凭借各自不同的人生经历，对他描绘的世界做出独特的反应。这样说来，人们在阅读作品时普遍感到的吃力和酸涩，似乎成了不足为奇的事，甚至可以说，这样的结果才是作家期待的。
克洛德·西蒙写作手法的独特，也得益于他的绘画经历。大学期间，他追随立体派画家安德烈·洛特学画。立体派创造的手法，影响了他小说的创作技法。当他开始写小说时，力求用绘画的空间感取代传统小说的结构，将主观的时空融合上现实、想象和感受，通通都放在小说中，因此小说就好像立体画一样，变成了一个万花筒，承载了一个丰富多彩又变化莫测的世界。
同时，他还在小说中大量运用了电影手法，比如通过蒙太奇的剪切，将现在、过去、未来交织在一起。克洛德·西蒙曾经说过：“电影教会我如何观察事物，然后把画面精确地写成文字。”
在《弗兰德公路》中，作者创造了一种新的行文格式：使用不完整的句子和没有标点符号的长句。克洛德·西蒙喜欢用这种句式集中表达想象中的一处景物、一个头饰，或者一个女子的动作，有时候一句话还没说完便戛然而止，有时则只吐出半个字。他认为，我们的回忆、思想、日常说话方式往往就是如此。世界本没有意义，写作也不是为了给现实世界赋予意义，而是将世界、思想和感受真实地呈现。
当记者问他“为什么在您的小说里往往一整页都没有一个标点符号”时，他回答说：“这是由于进展速度。我这样写，是因为来到我笔下就是如此。要是我中途停下加上一个标点，一个逗点，那就会把我的思路切断。”在克洛德·西蒙的小说初稿里，大部分都是没有标点符号的。只有当小说准备出版时，为了避免混淆，他才和出版人一起将标点符号加进去。
1960年，克洛德·西蒙接受媒体的访问，其中谈到《弗兰德公路》的创作经过。他说：“当我们想写一部小说时，当我们开始想叙述一个故事时，实际上这故事已完结。我们转过身来，朝后看自己刚走过的道路，看到的全程全部呈现为一片混乱。远景与前景一样地清晰、逼近，像从望远镜里看去一般。”
和传统的小说——环境、人物和情节随着时间渐渐铺陈的写作方式——相比，克洛德·西蒙致力于将世界表现成一团乱麻的形状，并用复杂的方法和混乱的叙事顺序来呈现想要表达的主题。可以说，克洛德·西蒙想要呈现给读者的，并非一个线索清晰、情节分明的故事，而是一种人处在大自然和战争灾难时的感受。
小说中对于细节的描写近乎进入了病态，这要归咎于克洛德·西蒙有法国作家中普遍存在的恋物癖。不过，与其他“恋物癖”作家不同的是，克洛德·西蒙会从不同的角度反复地描写一个场景，让原本复杂的画面变得更加拥挤。以至于有人说，作者好像在故意挑战读者的承受能力，或者磨炼一个急性子的耐力。
“一瞬间，阳光照射在拔出的刀刃上闪闪发光，接着全部——人、马和剑一起朝一侧倒下，像一个铅铸的骑兵，从脚开始熔化，先是慢慢地往侧面倾倒，接着速度越来越快，军刀一直拿在高举的手里，在烧毁了的大卡车坍塌在地上的残骸后面逐渐消失了。”
“这大卡车像一头野兽、一头怀孕的母狗在地上拖着大肚皮那样不成体统。破裂的轮胎在慢慢燃烧，散发出烤焦了的橡胶的臭味——令人恶心的战争臭味。这种气味停留在阳光灿烂的春日午后的空气中，飘浮着或更确切地说是停滞不动，黏糊糊的，半透明的，但可以说显然像一潭死水，其中可能浸泡着红砖房屋、果园、篱笆。霎时间，太阳灿烂夺目的光线依附，或更确切地说，集中在洁白的钢铁部件上，好像在一瞬间把所有的亮光和光辉都招致、吸引到它身上……”
这样的描写不禁让人想起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中的写法，而克洛德·西蒙好像悄悄地继承了这种繁复小说的传统。他自己也曾说过：“我喜欢康拉德、普鲁斯特、乔伊斯、福克纳，喜欢能使我扩大视阈、触觉、感受、听觉的一切……”
克洛德·西蒙在《植物园》中写道：“从那以后，将同时发生多种事件，尽管或者兴许恰恰因为表面上的不连贯，它们构成了一个实际上同质而又连贯的整体。”这似乎说出了他的某个重要想法。当他喜欢的那些作家扩大了他的视阈、触觉、感受、听觉之后，他的作品也让读者感受到了意料之外的特质。
在克洛德·西蒙的小说中，几乎都有战争的影子，尤其是像《弗兰德公路》这种描写战争的作品，人物往往是他在战场上亲眼所见，场景也是他曾经亲身经历过的。如《卫报》的文章所说：“在西蒙的小说里，战争成了一种与人类普遍境况极其吻合的隐喻，是社会秩序瓦解于杀伐的混乱之中的形式和礼仪。”
二战期间，克洛德·西蒙在骑兵团服役，他亲眼看到法军不堪一击的惨痛场面，亲身经历了军队的溃败，还曾经成为德国人的俘虏，在集中营中挨饿受累，险些丧命。可以说，那个年代的所有重大事件，他都亲身经历过了。那些清晰的画面和痛苦的经验被他牢牢记住，变成了生命中最宝贵的一段经历。战后，当他隐居故土，在远离尘嚣的世界里沉迷于对过往的回忆时，这种势不可挡的力量就变成了洪水，一瞬间倾泻到了小说里。
因为有着如此独特的经历，他不相信世界上的任何事是有意义的，他不再期待革命发生，不再想要进行一次建立公正社会的政治革命，从他的经验来看，所有的一切最终都会幻灭，任何信誓旦旦的理想都会走向虚无。
沉浸在对过去的回忆和想象中的日子，他只认定曾经见到的那些有意义的现实：那些逃窜的飞机撒下的宣传单；那些战壕里连眼皮都堆满淤泥的士兵；那些埋葬无名尸骸的坟墓；还有那些升起在山间、周而复始地发芽、结实的葡萄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