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把广播喇叭比做爷爷，把收音机比做儿子，把电视机比做孙子。它们祖孙三代随着共和国建设与发展的脚步依次走进寻常百姓家。
五十年代初，父母在掖县（今莱州市）工作，麦收期间，我到离掖城不远的一个小镇上去看爸爸妈妈。那儿果树遍野，月季满园。朵朵盛开的月季花，懔孩子们的脸，不时地向你点头致意，喷香吐艳。小小的我被这新鲜的景致吸引住。我对妹妹说，这儿那么多果树，那么多花儿，真漂亮。妹妹看到我的好奇，说，这儿还有一样东西咱村里没有。我问什么东西，妹妹神秘地说，先不告诉你，晚上领你去看。
静静的夜晚，镰刀似的月牙挂在西天上，眨眼的星星微笑着。温暖的西南风送来阵阵月季花的香味。我随妹妹来到大队办公室，办公室锁着门，屋里传来嘈杂的声音，有笑声，有歌声，有男女说话声，间或传来啼哭声（后来才知道那是播广播剧）。我从门缝往里瞧，里面黑洞洞的，疹人。我想起奶奶说过，只有鬼才在黑暗的空屋子里说话。就悄悄地问妹妹，里面有人吗？妹妹说，没有人。我说邓一定是鬼在说话。妹妹笑了，说，那是广播喇叭里的人在说话。广播喇叭？我可是第一次听说。妹妹说，等明天中午办公室开了门，你看看就知道了。
午饭后，我和妹妹冒着热腾腾的暑气，踏着烫脚的沙子来到办公室。办公室里坐满了人，在安静地听广播，喇叭里一个人在大声讲话。妹妹指指挂在墙上那个形似黑碗的东西，说，看，那就是广播喇叭。听，声音就是从里面发出来的。中午晚上我常来听他唱歌。
自此，我认识了广播喇叭。我回村后把我听到看到的广播喇叭当成向小伙伴们炫耀的资本。
少年时代的我好奇心重。我想象着喇叭的形状，用语褙粘了一个挂碍墙上，企图哪一天也会发出声音。我这幼稚愚蠢的举动实在可笑。
读小学五年级时，老师给我们上自然课，讲风雨雷电的花域，也讲广播喇叭的制作。我根据学到的知识，买来磁石、舌簧，纸盆又用铜丝缠了个线圈，做成喇叭。在学校登门式着响了几次，因村广播线路不通，自制的喇叭成了摆设。
六十年代后期，为了听到中央的声音，上级提出村村通线路，户户喇叭响。我家的广播喇叭才正式响起来。
广播喇叭每天早中晚播三次音，我早晨中午上学，没有时间听，晚上做完作业喇叭就回去了。广播里播出的京剧、歌曲、故事，曲艺很吸引人，有时听了头听不着尾，心里干着急。如果能天天播放或随听随放就好了。那时听说机关、学校里有了收音机，啥时想听可随时扭开，并且能收好几个台，比广播喇叭强多了。可是都个年代，收音机似乎离我们农家太遥远，连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谁能买得起收音机呢？即使有钱的人家，又到哪里去买呢？
我第一次听收音机，差点背上黑锅。邻居家一个中学生，寒假里买来零件，在家里安装了一个简易收音机。晚上，我和几个小伙伴去找他，想看看收音机是什么模样，尝尝听收音机的滋味。他不同意，经过我们苦苦哀求和软磨硬缠，他才答应。他说，等广播回去以后到村头把天线连在广播线上才能听清楚。我说只要能听到声音，晚一点去哪里都行。
那个阴冷的晚上，西北风夹着雪粒呼呼地刮着，沟里的积雪己经结成冰。我们先把细铁丝挂到广播线上，再连上收音机的天线，然后趴在沟里收听。收音机有半个铅笔盒那么大，没有调谐功能，收听时须戴上耳塞，一个人一个人轮流听。中学生先让我听。打开 收音机的开关，我先听到青岛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听着听着就跑了台。一阵国际歌乐曲之后，一个女播音员操着半生的普通话说：莫斯科广播电台，莫斯科广播电台，现在播送新闻。塔斯社消息……听到这里，我的心一颤，咚咚咚地狂跳起来。虽然脚冻得似猫咬，脸上却呼呼地着火，晚上天黑看不清脸，我想一定比红布还红。那时中苏关系正处于敌对状态，偷听苏修电台就是偷听敌台，偷听敌台就是现行反革命。我听了几分钟，就被另一个伙伴夺去耳塞。
我们一个一个轮流听完后，中学生询问我们都听到了什么？我没敢说听到苏修电台，只说是没听清楚。另两个小伙伴也支支吾吾地说，风大没听到什么。中学生说，听到什么自己知道就行了，对谁都不能说。
四五天之后，我们夜晚听收音机的事就暴露了。“一打三反”工作组没收了收音机，又找我们谈话。我们三个因年龄小，又是第一次听，只写了检查就过关了。邵个中学生以偷听敌台为由，扣上现行反革命帽子，送到公社办学习班去了。
我家的收音机是青岛下乡知青来我村插队之后买的。一九六九年春天，十名下乡知青从青岛来到我们村，刚来时住在我家的老房子里。我到老房子去喂猪，看到知识青年们一边吃饭一边拿着袖珍收音机听，我很眼馋。白天在一起干活，晚上我就去他们那儿听收音机。有一个姓曹的知青，看到我这么喜欢听收音机，就把他的借给我带回家听。春节时，小曹回青岛过年，就把收音机留给我，让我在正月里听。
除夕晚上，我打开收音机，全家人第一次享受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春节文艺节目。一个正月，不仅我没有离开收音机，父母也听得上了瘾。到了年底，父亲卖掉一头肥猪，花了六十七元钱托小曹到青岛买来一台五波段晶体管收音机。这是我家第一台收音机，也是全村第一台收音机。
村里人听说我家买了收音机，投来羡慕的日光。东邻西舍吃了晚饭就来我家听。炕上地下，东间西间坐得满满的。天暖和了，越来越多的人屋里坐不开，或到大街上听上干脆搬到场院里，人们一边乘凉一边欣赏着收音记里的文艺节目。杨子荣高亢嘹亮的唱腔；刘兰芳悬念百出的评书；侯宝林韩幽默的相声；高元钧韵味十足的快书……人们听痴了，入迷了，那段时间，我们村形成了收音机热。姑娘找婆家，必要收音机，原来的三转（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四不动（四间房），又加上一招（收音机）。小伙子找对象来相亲，桌子上也摆上收音机，临时买不起的，便到我家里借。
收音机虽然给农家带来了欢乐，但只听声看不到人成为它的缺陷。人们渐渐地不满足起来，议论说，哪天能买到既能听又能看的邵种就好了。那时的农民们还没听到电视机这个名字。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全国进人改革开放时期，经济科技飞速发展，农村实行了以大包干为主要形式的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收人大幅度提高。我家承包的三亩粮田三亩棉花，纯收入达到了六百多元，连续三年，存折上的现金就到了四位数。在电视机刚刚进人市民家庭的时候，我托人到县城花伍佰元钱买了一台长城牌玥英寸的彩色电视机，这也是我村里第一台彩电。我在院子里竖起根十几米高的天线，可以收到中央、省、青岛市几个电视台的节目。彩电一播放，又在村里引起轰动。南屋北屋老的少的都来看。这既有声又有影的器物，令神话变成了现实。到了秋天，棉花大丰收。不少人家推着雪堆一样的棉花送到加工厂，回来时从商店里捎回了电视机。
跨人二十一世纪，随着电视覆盖面的扩大，村里通了有线电视，彩电便在千家万户普及开来，不少农家换上了高清晰度的大屏幕液晶电视机。彩电的普及，开阔了农民的视野，改变了农村闭塞状态。看电视已成为农家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人们每天通过电视，了解世界信息，明白国家大事，学习科技法律，感受党和政府的温暖与关怀。戏曲、影视剧、体育等娱乐节目为农民带来了精神享受，提高了生活质量。新年、春节、端午、中秋，一家人围坐在电视机前，亲情脉脉，爱意盈盈。和谐、和睦、幸福、美满。从广播喇叭、收音机到电视机，近六十年来，它见证了中国农民从贫穷落后到富裕小康的发展历程，也见证了中国农民从封闭保守思想状态下解放出来，走向改革开放，走向农业的现代化。
此文获青岛市委宣传部、《青岛日报》社举办的建国六十周年征文大奖赛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