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牛筋其人
葛家庄的葛老根这个人，很有意思。他交往人，对了心思，就是朋友，话不投机，半句不说。据说，他种烟叶很有两下子，常常装满了烟荷包，到大道上转悠。遇上歇脚的过路人，他就把烟荷包递过去：“尝尝。”别人抽了烟，叫一声：“好烟！”他就把满满一荷包烟倒进人家的烟荷包。假如别人抽一口烟，品品味，说：“烟不错，就是呛劲太大了。”他就一把夺过人家的烟袋，把一锅烟全磕在青石板上，嘟哝一声：“不会抽，别糟踏我的烟！”甩手而去。长了，人们都说：“葛家庄有一根老牛筋。”
老牛筋的长相打扮也很有趣。他墩实、强壮，但是个很矮。个矮吧，上身又很长，占全身比例的三分之二。清晨，他站在桥头，闭着眼睛打算生产队里的活计，一动不动。你透过淡淡的晨雾看去，桥头上好像树起一座石碑。
他头上老是戴一顶乌毡帽，从来不洗。青年们背地里“损”他，说有一次他大扫除，用笤帚扫扫他的乌毡帽，这一扫，竟扫下一堆虱子。虱子或许没有那么多，半斤八两的油污却一定是有的。他的屁股上，终年挂着一串东西：烟袋荷包，火石火绒，钢块铁钎——均是抽烟用品。他虽然铁板着面孔，挺吓人的，孩子们却不怕他，走到哪里，总有一群跟着。这些毛猴子，瞅他不注意，就伸手拍那一大串宝贝，拍一下，“哗啦”一响，再拍一下，又一响。孩子们轮流拍，他的屁股后面就老是“哗啦哗啦”地响。
老牛筋的儿子葛平在县里当“官”，是农机局的局长。葛局长对父亲的感情很深，常常在办公室里聊天，讲他父亲的故事。他总是这样开头的：“我那农民老子……”在他的心目中，父亲是典型的农民。
葛局长最喜欢讲打火机的故事：有一年，他回家看看老父亲，买了一只打火机给他。那时农村还没有打火机，这礼物送给年轻人，是最上等的。父亲伸出满是老茧的大巴掌，笨拙地接过打火机，用鼻子闻闻，玩弄了一会儿，往炕角落里一扔，说：“这玩艺儿不好使，还有一股油烟味。”他摸出火石火线，使钢镰一擦，点着了烟，香喷喷地吸一口，说：“我不信世上有比这更好的东西！”
葛局长说，他的农民老子怪脾气多着呢！不肯穿新衣服，穿上了又不肯换下来，不肯喝开水，不肯吃机磨面……总之，一切生活习惯都是过去那个时代的！“保守，骨子里的保守。”葛局长最后总结道，“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啊！”
保守归保守，老牛筋可是打心眼里拥护共产党。四十年以前，他到东山去赶集，听了八路军的一个干部的演说，回家就对老伴说：“我信共产党了。”
老伴撇撇嘴道，“你就信你自己。”
“不，我真的信共产党！”老牛筋认真地说，“你猜他们来这里干什么？他们打鬼子，他们减租减息，将来还要分土地给咱穷人！嗨嗨，你没去听听，人家讲的话，句句都是理，都是咱庄稼人的理！我就信庄稼人的理，我就信共产党！”
不巧，第二天他的连襟来走亲戚，劝他加入红枪会。红枪会是地主豪绅组织的地方武装，暗底里和八路军作对。那连襟把红枪会吹得天花乱坠，说什么入了会都是财主的兄弟，早晚财主要把财产拿到会里平分给弟兄；说什么红枪会有中央军做后台，入了会能升官能发财……老牛筋听够了，用旱烟袋敲敲炕帮，问了一句，“红枪会和八路是一股的吗？”
“哼，八路算哪门口的神？”连襟皱起眉头来，“那都是共产党的兵。谁要姓了共，早晚要砍头！你别看他们现在闹腾得欢，中央军来准拾掇他们。啊，不！俺红枪会就能赶跑他们……”
“滚！”老牛筋简简单单地说道。
“你怎的了？不认亲戚了？”
“滚！”
于是，老牛筋的亲戚中再也没有这个连襟了。后来，村里有几个参加红枪会的，夜里偷偷地开会，老牛筋转了个心眼，趴在窗台上听了听。他断断续续地听到：“暴动”、“砸区委会”……几个字，知道这帮歹徒没安好心，连夜跑到东山，把这情况报告给区里。区长拉着老牛筋的手，感激地说：“伙计，留个姓名吧！”
老牛筋窘迫地抽出手，牛头不对马嘴地说：“你们讲理，讲庄稼人的理……庄稼人盼过好日子啊！”
说完，他转身跑了，矮小的身影很快消失在夜色中……解放后，老牛筋每年都当选为队长。开始干得还行，不是当模范，就是评先进，越往后，他就越吃不开了。他总是出力不讨好，因为他认死理，怪脾气。
比方说，去年来了一批除草剂，别的队争的争，抢的抢，把药往地里一撒，草就死了，又省事又省力。老牛筋就是不肯买除草剂，领着社员们上山顶着毒日头，一锄一锄地锄了三遍地。大家一肚子不满意，背底里戳他脊梁骨，骂他。可是，到了大年三十分红的时候，四队的劳动日拉得最高，社员们数着一叠叠的人民币，个个喜笑颜开。这时候，老牛筋就开腔了：“打完地瓜干，队长换换班。我挨了一年骂，再也不干了，你们另选队长吧！”但是选举结果，他总是得满票。社员们都信服他，因为他最会当家。就说那除草剂吧，好归好，要花钱买呀，农业成本高，劳动日价值就低；再说，劳力充裕，给庄稼多松松土，有什么不好？这个道理锄地的时候大家不懂，拿钱的时候就都懂了。所以老牛筋年年挨骂，年年当队长。
老牛筋就是这样一个人。
不要拖拉机
四队积累起一笔钱，有人提议买一部拖拉机。老牛筋斩钉截铁地回答：“不要拖拉机！”要什么呢？他不说，大家也不知道。
今年开春，村里传开一个消息：他们的东山公社，被县委列为实现农业机械化的重点，大批的拖拉机、康拜因开进公社拖拉机站，今年就要一举实现农业机械化。社员们喜气洋洋地说，好了，这下庄稼人可以翻身了，从播种到收割，手上不用沾点泥了！
开始春耕的一天，果然，一队拖拉机开进了葛家庄。各生产队长都集合到大队院子里，领拖拉机耕地，唯独老牛筋没来。拖拉机站长老王憋了一肚子火，说：“走，把拖拉机开到四队地里去！”
拖拉机停在地头，轰隆隆地响，这响声总算把老牛筋引出来了。矮个老汉蹒蹒跚跚地走到拖拉机边上，往地下一蹲，石碑似的长身板，就靠在后面的大轮子上。他微闭着两眼，摸出屁股后边那“一大串”，不慌不忙地抽起烟来。老王一看这光景，在心里骂道：“这老家伙，太目中无人了！”但他听说过老牛筋的脾气只好把火压下去，把嘴巴凑到老牛筋的耳边，连叫带嚷地宣传机械化的好处。
拖拉机吵得厉害，老牛筋的旱烟又太呛人，不一会儿，老王就被折腾得精疲力尽了。他把手搭在老牛筋的肩上，鼓起最后一点劲喊道：“怎么样，老伙计？”
老牛筋把老王的手从肩上拿开，眼睛也不张开，喊了一句；“你走吧，我不要拖拉机！”
老王以为自己的耳朵被拖拉机闹坏了，又问：“你说什么？”
“不要拖拉机！”
这一回是清清楚楚的了。老王愣在那里，半天说不出话来。
最后，他跳上拖拉机，闭死油门，站在老牛筋的头顶上方喊道：
“你，你真是‘破坏四化分子’！真是绊脚石！”
老牛筋好像睡着了，依然背靠着大轮子，闭着眼睛。老王又从车上跳下来，差点把鼻尖顶到老牛筋的额头上，道：“这是县委的指示，东山公社的地必须全部用拖拉机耕！你听见没有？”
老头子把脖子一梗，道：“就不！怎么了？”
老王气得就地转了两个圈，向驾驶员挥手道，“用也得用，不用也得用！小李，你发动机器，马上给四队耕地！”
这时候，老牛筋把眼睛张开了，人也从地上站起来。他没有火，反倒笑了：“哈哈哈，天下真有好人哇！王站长，你自己愿耕就耕吧，我是不付钱的。”说完，转身走了。
老王追上去，说道：“不给钱还行？油费、保养费、驾驶员工资从哪里出？你这人讲不讲理？”
老牛筋一面走一面说：“你甭想从我这儿拿到一个子儿！”他又挥挥手，对看眼的社员叫道：“走，走，快刨地去！”
老王看着那矮小的背影，咬着牙道：“这根老牛筋！”
到底为什么
老王恼悻悻地把拖拉机开回公社。他推开拖拉机站办公室的门，就看见一个人坐在自己的办公室前打电话。那人扯着宏亮的嗓门说：“喔，还有这样的情况？……你们要耐心地做工作，斯大林、毛主席都说过：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嘛！好，好……就这样！”
老王听见这声音，就觉得鼻子一酸一酸的。等那人放下话筒，他就带着哭腔叫了一声：“葛局长……”
农机局长葛平迅速转过身，一双神采奕奕的眼睛盯住老王看，嘴里问道，“怎么了？”
“我叫你那农民老子赶回来了！”老王一五一十地把自己的遭遇告诉了葛局长。
葛平站起身，在屋子里踱步。老王喃喃地道：“真是咄咄怪事，你把好处送到他手里，他还要赶你走呢！”
葛平笑了，“你是不了解我那农民老子，他呀，这回是把拖拉机当作打火机扔了！这样的情况其它地方也有，刚才钟家沟来电话，就说这事情……”他猛地收住脚步，也收起笑容，一挥手说：“走，跟我回葛家庄！我就不信，农业机械化的滚滚洪流，卷不走几块小农经济的硬石头！”
两个人跳上刚熄火的拖拉机，又开回葛家庄去。
东山公社这个点，是由葛平负责的。今天离开县城时，县委书记拉住他的手，亲切地说：“老葛，这会儿你是咱们县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先行官啦！你下去住几天，回来写个报告，我等着你啊！”葛平满怀信心地来到东山，可是出师不利，一来就不得不和他的农民老子交手。别看他常说父亲的笑话，心里却怀着几分敬畏——对付那个老头子，可不是件容易事！
拖拉机到葛家庄，正是半头晌时分。葛平向乡亲们打听父亲，人们说，他领着部分社员上北山耕地去了。老王问：“怎么办？你去找，我等着？”
葛平思忖一会说：“不，去北山有四里多路，来来回回就把时间耽误了。你们先去耕地吧！”
老王犹豫道：“敢吗？”
“敢！”葛平很有信心地说。
这时，地里跳出个小青年，招呼驾驶员道：“小李子，我领你耕！”这个青年是四队社员，叫二虎，十足的拖拉机迷。他和每个驾驶员都是朋友，有了机会，就偷偷摸摸地爬上拖拉机试试。他看见有葛平作主，胆子就壮了，自告奋勇地要求做助手。葛平认得他，就点着他鼻子道：“这个小鬼！老王，你要多留神，别叫他弄坏了机子！”
两个人欢欢喜喜地把拖拉机开进地里去了。葛平独自沿着小道，上北山寻找父亲。
山里一派早春的景像。柳枝上鼓出米粒大小的嫩芽，山雀儿踩着枝条晃悠，唱出欢快的歌。路边的草还是枯黄的，但枯草下面萌发着鲜嫩的草芽，一条长虫“嗖”地钻进草丛，把刚刚蜕下的皮搁在枯草上。果林里，桃、李、杏花正开得热闹，一片粉红，一片洁白，像天边的彩霞飞挂在树枝上……这一切对于葛平来说，是多么亲切，多么熟悉啊！
葛平一路走，一路看，不由回想起往事：1958年，他在东山公社当干事，雄心勃勃地打算“放卫星”。他负责的那个片，就有葛家庄。葛家庄的生产队长都报上高产量，就是父亲不吭声。葛平急了，自作主张地说：“四队的亩产量是一万五千斤！”父亲这时张开了眼睛，嗓门震山地吼道：“放屁！”
回到家后，父亲拿起一把镰刀，“匡啷”一声丢在葛平跟前，闷声闷气地说：“跟我走，割麦子去！”父子俩来到一片长势茂盛的麦田里，蹲下身子就割。割了一过晌，把这块一亩多点的麦田拾掇了出来。父亲也不说话，领着儿子推小车，把麦个子全搬到场院上，然后推来磅秤，亲自在儿子眼前过磅。葛平心里纳闷，称麦子哪有这样称法的？麦粒没打出来，麦秸没铡去，并且还湿，这样称出的数字，算毛重还是算净重呢？……他没敢多问，只是帮着父亲把麦捆往磅秤上搬。老爷子满脸严肃，乌毡帽的帽檐里夹着一支破铅笔，手里拿着个烂小本，每称一磅，就把数字记下来。最后，一亩地的麦子全称完了，一共不到九千斤。
老父亲拍拍小本，发话了：“怎么样？连麦秸称上还不到一万斤，你说说，一万五千斤的小麦该是怎么个长法？是光长穗，不长秸秆叶子呢？还是平地里冒出一层麦粒儿？”
葛平的脸红一阵白一阵，嗫嚅地说：“人家科学家计算过……还登过报……”
“见鬼去吧！庄稼人不能靠这一套过日子！”停了一会儿，父亲嗓子有点儿哽咽地说：“庄稼人的日子，难过啊！走错了一步，就会死人的！”
老人家说完这句话，嘴角就抽搐起来。他用力咬住自己的嘴唇，猛地转过身，匆匆忙忙地走了。儿子看见父亲走出好远，举起满是老茧的巴掌擦眼睛——他流泪了。葛平心里一阵酸痛，返身就往公社走去……
这事过去二十多年了，可是每当他要和父亲打交道时，总要回想起这段往事。他告诫自己：要深入调查研究，要掌握充分的事实，这样才能说服他的农民老子。
葛平来到北山，一眼看见了父亲。他歪戴着乌毡帽，裤腿挽得老高，一双黑脚杆，深深地埋在刚翻过的泥土里。他是在犁地。牛拖着铁铧子在地头上休息，他自己却歇不住，瞅这空子捡地里的草根。他的手背皲裂了，看上去像一块老树皮，但十分灵活，一双手在泥土里摸来摸去，一会儿工夫就抓出两把草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