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普世被抢白了一番，又找不出话来反驳，就窝着一肚子气，不吭不哈回了家。他只能生闷气，不敢对儿子说，又找不到地方发泄，第二天就去派出所报了案。然后派出所找了阿兰，没说几句话，就把她放了。第二次又把阿兰叫到派出所，留了一宿，又放了。邓普世烦恼了，决定去告阿兰。打听了一圈后，又不告了。万一输了官司，劳力伤财，得不偿失，还是算了吧。他就是不服气，一个丫头片子，说话的口气凭什么这么大。
贺兰见到了梅姐，严肃地说：“阿兰那个老头，我见过了，人固执，偏激，难搞，脾气暴躁，你最好退钱，不然他什么事都做得出来，要是那样的话，大家都跑不掉。”梅姐说：“哪有钱退？钱到我手上，热都没热直接转到了香港，都出境了。我跟香港那边要钱，人家理都不理我，你叫我怎么办？我偷钱给他退啊？”贺兰说：“那怎么办？就等着出事？等着阿兰再进派出所？”梅姐说：“这种事，没证没据的，谁给他查？说穿了是民事纠纷。”贺兰叫道：“搞得不好，大家都得进派出所，都得坐牢。你不担心我担心。你是领导，你要承担责任，你别把大家祸害了。我还打听到了，他儿子就是公安。你不退钱，就是找死。”梅姐说：“别说丧气话，到不了那个地步。我也跟你直说了吧，你这么聪明的人，不可能不懂，这就是骗钱，就是人骗人，你自己保重，不要管别人。”
这下不用废话了，已经摊牌了。贺兰也不多说了，这个女人的品行和智商，她算是见识了，还有什么好说的呢，本来想把话摊开说，让她有个清醒的认识，做出合理的判断，没想到她更干脆，把骗人的话都说出来了，那还玩什么？她大失所望，没打招呼就走掉了。走了几步路，又回来了，又往左边走，她走错路了。她按耐住气愤，给阿兰打了电话：“马上停止活动，不能再玩了，算算还有多少钱没回来。”阿兰说：“至少一百万。”贺兰差点坐到地上。
贺兰懂梅姐的意思，她等于告诉自己，该收手了，该跑路了，可是自己从没跑过路，不知道怎么跑路。她就在网上查，凡是跟经济犯罪有关的，一条一条看，后来还看了量刑标准。她告诉阿兰：“网站维护，暂不交易，暂停活动，你下通知吧。另外，我跟梅姐谈了，她不掏钱，不退钱，没得玩了，你小心，能躲就躲吧。”阿兰说：“我为什么要躲？又不是我骗他的钱，都给了梅姐，让他找梅姐去。”贺兰说；“话我跟你说清楚了了，你自己看着办。”后来，梅姐没跑，阿兰没跑，都跟没事一样，都不在乎，贺兰也没有跑，但最害怕。
她想知道结果。她也清楚，跑是跑不掉的，她就等着，等着那个结果到来，她还设想着如何面对那个结果。她通宵失眠，到天亮的时候，好不容易睡着了，却做了个噩梦，从梦中醒来，疼痛难忍，就起了床，开了灯，俯身瞧了瞧，才发现，床沿儿，地板，脚上，都沾满了鲜血。她在梦中把脚磕到了床边，破了一大块皮。祥子起床一瞅，大吃一惊，说她太狠心了。贺兰没有解释，叫他继续睡觉。他早上九点出门，晚上十点到家，除了睡觉，啥也干不了。对自己在干啥，他懒得问，自己也不敢说。祥子刚躺下来，阿兰打来了电话。贺兰握着手机走出了家门。
阿兰说：“邓普世又来了，烦死了，人就在门口，我没开门，他就隔着门问，上司是谁。我不知道怎么说。”贺兰说：“就说在香港，让他自己找去，网站上有地址有电话。”阿兰说：“他说就想讨个公道，不为难我们，知道我们不是老板，说出来就没事了。”贺兰说：“怎么说？我也没见过上司，就见过梅姐，让他找梅姐去。”阿兰说：“我刚才打给梅姐了，她说别理他，让他告。”这下跑不掉了，要是闹到家里来，更丢人，祥子也受不了，还不如见见再说。贺兰说：“让他来见我，我跟他说。”阿兰说：“算了吧，别见了，肉包子打狗啊。他天天见我，拿我没办法，你就不见他，看他能怎样。”贺兰说：“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还是随意吧，我好好跟他解释。”阿兰说：“出了事，你负责。”
第二天，贺兰跟着阿兰进了餐厅，见到了邓普世。贺兰笑着脸，打着招呼，点着菜，准备化解危机。由于思想准备足，她对接下来的事也不惊慌失措了。阿兰进了两次派出所，什么事都没有，对此次的见面，也不在乎。邓普世竟然红了脸，竟然有些不好意思，点头哈腰，像个恶心的太监，趁着喝了几杯茶，找了个上厕所的借口，从后门溜了出去，打了个电话，偷偷滚蛋了。两分钟不到，派出所的人闯进来了，二话没说，捉着贺兰和阿兰拉出了餐厅，推进了警车，押到了派出所，其实是公安局的经侦科。
后来，邓普世隔壁的人跟阿兰讲，他儿子在经侦科，专程交代来抓人的。此前，他跑到经侦科打听消息，说自己的朋友被诈骗了，要报案。人家问损失了多少钱，他说几万块钱，大家当场就笑了，说邓普世没见过世面，他们查的，都是几百万、几千万、甚至上亿的大案子，报案得本人来才行。这时，他儿子过来了。邓普世一看纸包不住火了，就向儿子和盘托出了。这就立了案。阿兰后来才知道缘由，她以为他不会跟儿子讲，毕竟是违法的事，丢脸的事，没想到老头子到头来还是要钱不要脸，没忍住。出狱后，每次见到邓普世，阿兰就使劲儿翻白眼，好像狗见到仇家，恨不得咬他两口。
祥子晚上没见着贺兰，孩子睡着了，顿时感觉不对劲，也不知道有啥事，就打通了贺兰的手机。她还呆在经侦科，说和朋友洗桑拿。祥子说：“洗啥洗？浪费钱，回家多搓几下就行了。”贺兰笑着说：“回家再说。”然后挂了电话。从此以后，祥子再也没有打通她的手机。当时，贺兰和阿兰被推到了办公室，拍了照，录了口供，画了押，接着送进了看守所。上车之前，贺兰问：“这是去哪里？去干什么？”公安说：“去交代问题，说清楚了再放回来。”贺兰说：“不用告诉家人吗？不用带生活用品吗？”公安说：“不用不用，跟住酒店一样，齐备的很。”说完了哐当一声关上门。车子里立即黑乎乎的，彼此都看不清脸。阿兰说：“兰姐，我怕。”贺兰咬咬牙说：“是祸躲不过。”
贺兰和阿兰进到看守所，立即被分开了，关进了两个小屋子，一般大，都没有窗户，门口挨着厕所，没有遮挡，都是女人，都是二十多个人，都睡地铺。安顿下来后，公安立即审问贺兰和阿兰，态度亲切，语气和蔼，就像聊家常，说没事的，尽管说吧，说完了就回家，又不是什么大事。阿兰很听话，如实说了。贺兰一坐下来，瞅着对面的公安，就彻底理解了什么是阶级差别，完全接受了眼前的事实，经过慎重考虑，做了交代。两个小时后，小惠进了经侦科，四个小时后，梅姐进了经侦科。第二天，小惠出来了，梅姐进了看守所。小惠吓得心惊肉跳，脸色惨白，回到家，脸都没洗，尿都没拉，就给祥子打电话。
祥子睡到八点钟，一摸身边，没摸到贺兰，再下床瞄着上铺，也没见着画画，又觉得不妙，就拨打贺兰的手机，提示已经关机。他心慌了，立马给学校打电话，班主任说人好好的。他挂了电话，迷糊着眼睛，迅速穿好衣服，刷完牙洗完脸，想着到底能出啥事？手机响了，是小惠打来的。她带着哭腔说：“哥哥，兰姐被抓了，进了看守所，一时三刻怕是出不来了。”祥子说：“啥啥啥？你说啥？谁进看守所了？到底咋回事？你慢慢说。”小惠说：“我马上来你家，电话里面说不清楚。”祥子问：“你不上班吗？”小惠说：“还上什么班？已经请假了。”祥子说：“那赶紧来，我还要上班。”小惠说：“我打的来。”
祥子傻站着，瞅着垃圾篮，里面有支牙膏，刚丢下的，他弯腰捡起来，进了厨房，打开水龙头，洗了洗，甩了甩，揭开牙膏的盖子，从后面开始挤压，渐渐有了牙膏，亮晶晶的泛着蓝色，他瞅了两眼，拧开水冲掉了。他的习惯是拿着牙膏就捏，然后刷牙。贺兰说：“牙膏是挤着用的，不能捏，不然用不干净，教了你多少遍了，你就是学不会。”其实，祥子就是拗着，越说越不听，贺兰也拗着，越不听越说，十几年了，还拗着。
他洗洗手，丢掉了牙膏，走到电脑台前坐下，开了电脑，查看历史记录，接着打开QQ，用贺兰的号登陆，提示密码错误。他瞬间没了兴致，立马关上电脑，傻呆了几分钟，起身把地给拖了。再坐下来，给餐厅老板打了电话，说有急事，不能按时到。餐厅老板说，没事没事，能来就行，生意就这个鸟样，有什么关系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