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身上的金子置办了些日用的东西，又买了一张下午五点去上海的船票。
本来去了售票公司，询问了才晓得，已经没有票了。连售票窗口站着的服务人员也不见了踪影。踌躇着，一个蹲在黄包车前的票贩子走了过来。还没有讨价还价，他张口就要三根金条。我想着，还是忍一忍吧。现在是一票难求。
林家的祖籍是在上海，后来我父亲做了司令，才定居到了那个城市。在我十岁的时候，我父亲曾经带我去见过我的爷爷。我爷爷听说是上海有名的富商，他有两个孩子，一个是我的父亲，另一个便是我的姑姑。姑姑定居在上海。我还有一个表哥，他比我大一岁，年少时，我们两个的性子很合得来。
我在心里打算着，在上海还可以找到自己的远房亲戚，到时候可以借着家族的势力，重新回到南京，实现父亲守望南京的遗愿。
因为城里的局势不是很稳定，逃命的难民多如蝼蚁。在码头上，人山人海，摩肩接踵。每个人总是拖着很庞大的行李，拖家带口，都是在渴求着离开这片故土。为了生存。
船的名字很美好，名为太平轮。仿佛人若是真的乘坐这一艘轮船，就真的能到达太平的彼岸。离原定开船的时间近了。船还没有丝毫要离开的迹象，仍然有人陆陆续续地登船。我拖着行李箱，向检查的人出示了我的证件。他们便放我上船了。有个女人，抱着她的孩子，挤在我后面，拼命地推攘着我。那孩子用红红绿绿的棉被包着，小脸冻的像是红柿子。看起来，大约出生三四个月了。在检票的时候，那个女人抱着小孩的手是哆嗦的。原来，她是没有票的。穿制服的男人不让她上船。她开始跪在地上，不依不饶地哭了起来。她在人群里，像是跪在地上待宰的麋鹿。奔跑，不再属于她。眼睛里，迷茫与希望混杂着。
穿制服的男人给了她一拳，打到她的鼻梁上。鲜血顺着鼻子汩汩地流出来。在她灰尘满布的脸上，划出红色的长长的道印。就像是戴了一张面具，看起来滑稽极了。她的孩子因为剧烈的晃动，被抛到地上，嘤嘤地哭了起来。周围的人都匆忙地从她身旁经过。
“没票干嘛还要坐船，贱命！”
一个尖锐的女声响起。
我本来想站在那里，给她些施舍，但后面的人不允许我停下脚步。他们推挤着我上了梯子。女人的身影，渐渐消失在我的视线里。
我的船票是三等舱的。即便如此，它也是用三根金条换来的。我身上的钱已经不多了。必须快些找到林家，不然，就有可能流浪街头了。
进了船舱，一股霉馊味直直刺向我的嗅觉。本来船舱里有一排排涂着绿漆的木椅，供乘客们坐的。可是走道里，横七竖八地被填满了人。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震惊之余，我才意识到，这艘船已经严重超载了。舱里，不像是活人活动的地方，倒像是一个尸体乱放的死人堆。各种气味夹杂着，臭水淤泥的味道，湿的发霉的味道，几天没有洗澡的酸臭的人肉味，汗液尿液的味道。一种强烈的恶心涌上心头。头昏沉沉的，我有些喘不过来气。我扶着门口的走廊壁，弯腰，哗地一下，胃酸混杂着半消化的已经没有形状的的粘稠的食物，一股脑儿吐了出来，在地上形成一滩白色的泛着冷光的呕吐物。一个男人，打量了我一眼，眼里流露出不屑。的确，我的穿着打扮和这里是格格不入的。我低着头，嘴里说着：“麻烦借过一下。”找到我的座位号的时候，只见一个男人坐在我的位子上，他被一身墨绿色的军大衣裹着，靴子套在脚上，显得很大。他的头发油光闪闪，中间还夹杂着指头肚大的棉絮，以及一些叫不出名的东西。头缩在棉服的衣领里，像是在熟睡。我不敢把他叫醒，只好瘫坐在旁边的空地上。虽然很难忍，但是我还是克制住了自己。因为从今往后，我的生活注定是在最底层摸爬滚打。
船摇晃着，我附在木板上，在船舱的四周，是微弱的白织灯。大多数人都在闭着眼，打着盹。我闭上眼睛，能够感受到凉意，透过木板上的缝隙，一丝丝渗入到船舱里。在厚厚的木板之下，是冰冷的寒气沉沉的海水。
在船上的那一夜，我睡的不太安稳。闭上双眼，仿佛能够看到船下面流动的海水。忽然觉得自己就像是一叶浮萍，命运飘浮不定。
白桦的脸在我的脑海里浮现，此刻，蓝色的海水，泛着白色的光纹，一圈一圈地，漾起层层涟漪。在我和他之间，隔了一条无法跨越的鸿沟。我想念他，只不过只关乎想念。我早已习惯，告诉自己，我们两个的人生，是不同的轨迹。
家乡越来越远了。浓浓的迷雾里，我隐隐地看到梦蝶和阿福狗。他们站在门前巷子的转角处，静静地看着我。眼睛是空洞的，没有表情。冰糖葫芦的酸甜味，无论怎么想，都没有法子回忆起来。大宅院里，藤蔓缠绕着，它在空中肆意地卷出一条条棱线。
对未来的不明朗的遥望，让我有深深的恐惧。我宁可闭上眼，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模样。
第二日醒来，就听见轮船汽笛的鸣叫声。眼睛还没有睁开，眼泪就流了出来。从此以后，也不晓得该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了。忽然，有一丝领悟。我像是发疯了似的冲到三等舱的门口，顺着楼梯爬到船最上面的甲板上。
天已经破晓了，远处是雾蒙蒙的海面。一只白色的，健壮的海鸟，扑扇着翅膀，从泛白的天际划过，落在船的桅杆上。它黑色的眼睛，像是一颗葡萄籽。
我知道，无论如何，我都是停不下自己的脚步的。无论命运如何，我的心是唯一能够指引我前进方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