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你这样看得起我，其实我并没有你想象的这样美好。但我心态还行，我总觉得人生苦短，活得就要像向日葵，即使万般沮丧也要面向太阳，任何时候都保持一颗乐观的心。好了，不说了，你注意力集中点，好好开车，绿灯了。”她浅尝辄止，并没有往深处引申，提醒道。
杨海洋不敢耽搁，赶紧通过了绿灯。
“这个路口的红绿灯设计得很不合理，南北方向的绿灯只有十秒时间，也不知道这些相关管理部门当初设置时是怎么考虑的。我就是想不通，即使他们当初设置有缺陷，现在改正过来也行呀，亡羊补牢，犹未为晚。但为何迟迟不见有谁来整改呢，我看还是根本没有往心里去呀。‘肉食者鄙，未能远谋’。像这种关系民生的事情，在他们眼里小得不能再小了，简直提不上桌面。现在的社会很浮躁，官僚主义严重，社会责任感流失，传统道德观沦丧。”杨海洋愤愤不平，有些牢骚。
“‘牢骚太盛防断肠，风物长宜放眼量’。不过这社会确实有种病态，改革的命题下，所写的文章往往都是改良的篇章。但换个角度来看，一切都是在进步中，就拿反腐倡廉来说，现在就比以前要好多了，抓的力度也大多了，但这种依靠几个强势人物反腐终究还是必须回归到制度反腐，才是根本。当然制度的执行和贯彻也确实离不开强权人物的铁腕推进。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她说了段相当有深度的话，让杨海洋很是吃惊，因为平时她基本不会这样说。
“就拿开车这事情来说吧，我因为老开车，在开车时总遇到一些困惑，比如一段不到十公里的路程，导航往往告诉我限速的界限至少四到五个区间。我很受伤，也很彷徨，刚刚把车速提到六十码，开了不到五分钟，导航马上提醒我，前面限速四十码，限速四十码又开了不到三分钟，导航又再次提示前面限速五十码，如此反复，不知这是故意捉弄人还是限速设置的随意性太大了，大概所谓的某种陷阱就是这样来的吧。”杨海洋对某个部门管理这块确实很有意见。
“你开慢点就是了，干嘛开那样快呢。”她安慰道。
“这不是快慢问题，主要是一个规范合理性问题，他们要是觉得四十码合适，就四十码就是了，干嘛老调戏人神经呢。还有一件事，比如在高速上，最高限速一会是一百码，一会是一百二码，都是同样的车道，只是有的地方道路路面好些，有的地方道路路面差些，我就纳闷了，高速整天日夜收费，四处设卡，向过往车辆提钱，收的钱都哪里去了，为啥不拿出来去维修路面，而允许那些劣质的路面通行我们的车辆，磨损我们的车胎，这其实按道理应该也是要赔付的，因为有关部门收取了相关的费用，而没有提供相应完善的服务，按照合同法律原则，这种交易是不公平的、是不对等的。但它们大棒一挥，靠行政措施，靠限速、靠堵而不是去疏通、去完善配套服务，这不是影响效率么？德国一半以上的高速不限速，德国的发展有目共睹，也没有数据说明德国交通死亡率比例又咋样的另类呀，德国高速公路绝大多数车祸原因都与驾车速度无关。当然我也不是主张我们不限速，我是说应该统筹规范起来，杜绝随意性，强化严肃性。当然，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利益，各省区相互之间各自的地方利益保护，各部门之间利益均衡，在条块管理方面缺乏宏观上的统一调配，而这一切需要借助强有力的中央铁拳出击。”杨海洋眼盯着前面的路，边开车边发表着自己的意见。
“看不出呀，你想法还挺多的，忧国忧民呀。”严芸芳没有发表任何意见，只是表扬了杨海洋几句。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范老夫子这种忧国忧民的思想确实值得我辈学习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社会的发展多思考思考一些问题，不是坏事，说不定你的某些想法被执权柄者知晓，对他有所启迪，也说不定呀，你这不就是在为国家献计献策么，为改善民生奔走么。所以陆游的‘位卑未敢忘忧国’，心怀天下，也是一种大情怀呀。”杨海洋豪情起来了，脚下一使劲，车速也被提起来了，超过了六十码，严芸芳赶紧提醒他。
“我在汽车制造方面是个门外汉，不知道汽车的研发有没有达到这样的地步，不过按照人工智能和现代科学的发展速度来推测，汽车制造商们完全可以设计出一种可锁定速度的软件装置，并且锁定速度的值可调节，软件装置可在手动和自动之间自由切换，与刹车系统联动。我相信装上这种装置的汽车一定会很受欢迎，这样在高速上人就轻松多了，就不会出现这样多的超速被罚款了，‘是不为非不能也’，估计这种装置一旦被装上汽车，有关部门的那些靠罚款营生的人鼻子都会被气歪，因为他们的收入会大幅缩水呀。还有现在的扣分制度也太严苛了，上次在你们铜溪，我路况不熟，刚绿灯转过一个人字路口，前面不到五米就是一个红灯陷阱在等着我，我一下没留神，立马被装进去了，六分两百大洋一起报销，这不是明显坑爹行为么。罚款都是按最高额度，扣分也是按照最高分值扣除，不知道修订这些法律规范的人当初是怎么想的，把那下限不知留给谁用。其实这些都还是因为规范不严肃，所以执行起来的随意性太大。”杨海洋说起来就滔滔不绝，口若悬河。他从后视镜看了一眼，后排坐着的文竹姑娘正美美地睡着呢，脑袋歪到了一边。“这也是一个大心境的有福之人呀。”他在心里这样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