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巴什海拔4200米，维吾尔语意为“河水之源”，它也正是普鲁河的源头。在河岸平坦的高台上，有一个用石块垒起来的大院子，院子里有几间用石块搭成的长方形的屋子，这便是当年筑路大军的指挥部。经过半个多世纪的风吹雨淋，屋顶早已荡然无存，为了避风我们的帐篷干脆就搭建在屋内。
建好营地后，夕阳还没落去，我急忙拿出相机，轮番给队员们拍“标准照”。当有队员不情愿时，我就劝说他：“照片以后有用。”没想到此话一出，立刻招来了一片质疑声。其实，探险活动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出发前每个队员都要照一张全身和一张半身的照片，照片的用途不言而喻，不是上英雄榜，就是……
不知谁在帐外大喊了一声：“依塔洪回来了！”在帐篷里准备晚餐的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急忙爬出了帐篷。依塔洪真是铁人呀！从普鲁村到这里足有60多公里山路，我们艰难地跋涉了三天，可他一天就赶到了。寒暄后才知道，他当天就返回了普鲁村，并搭车去于田县城买了包谷，用卖羊皮的钱买了几个西瓜，返回到普鲁村已到了夜里12点。为了能在苏巴什赶上我们，他没有休息就出发了。也就是说，他和我们分手后在山里奔走了两天没合眼。“探险”对依塔洪来说似乎太遥远了，甚至他都说不出这两个字来，在他眼里为我们干任何事情都是劳动，都是为了养家糊口。
晚上，阵阵山风吹得帐篷哗哗作响，虽然习惯了野外生活，我还是久久不能入睡。我由衷地佩服依塔洪，心想，我们这些号称资深的户外老驴和他比起来真是太渺小了。依塔洪作为一个世代生活在昆仑山中的村民，凭他的虔诚和忠厚被昆仑山所接纳，使他成为了一名昆仑山的儿子。而我们千里迢迢来到这里，充其量只是触摸了昆仑山的一角。要想让昆仑山接纳我们，还有一段相当长的路要走，还要面对更多更残酷的挑战。
拼命赶路，翻越硫磺达坂到色格孜库勒湖畔
硫磺达坂海拔5114米，是新藏高原北部边缘上的一个标志性的达坂，翻过这个达坂就进入了阿什库勒盆地。我们必须用一天时间翻越硫磺达坂到色格孜库勒湖，因为全程33公里的线路上没有水，这对每个队员来说都是一次不小的考验。
8月3日，凌晨6点我就把队员们叫了起来，匆忙吃了点东西就出发了。
我们沿着干枯的河床向南走去，一个小时后踏上了一条向西南延伸的路基，沿着一条由彩色砂岩山构成的峡谷向达坂走去。连续几个小时的攀爬，我的全身被汗水浸透，出发时带的一升水已消耗过半，想到后面的路程，我强忍着口渴一步步地向达坂攀登。
在高原，人的红血球数量剧增，血液浓度也变黏稠，缺少饮水血液会变得更黏稠，这样会大大加重心脏的负担，严重时会引起心衰。途中我们看到了一头死亡不久的野牦牛。
北京队员老宓的状态很不好，我早晨起来就发现老宓的脸肿了一圈，两条胳膊上起满了可怕的大红疹子。快到达坂顶部时，他有点支持不住了，把身上唯一的负重——莱卡照相机也放到了毛驴背上。
从苏巴什到硫磺达坂距离不足10公里，我们用了近5个小时。当我们站在达坂顶上，回首眺望，4天来用双脚丈量的大地是一望无际的高山。虽说是盛夏，在5000多米的达坂上没有一点暖意，被汗水湿透的队员们不时地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尽管这样，口干舌燥的我们还是狼吞虎咽地吃掉了依塔洪带上来的两个西瓜。
站在达坂向南望去，远处的雪山在云雾中时隐时现。在雪山和我们脚下的高山之间夹着一个长约50公里，宽约15公里的洼地，这便是青藏高原上著名的阿什库勒盆地。此时，距色格孜库勒湖还有23公里路程，我们不敢久留，急忙沿着当年修筑的路基向东走去。路边除了满目荒凉的沙砾外就是一具具骆驼或毛驴的白骨。
行走了2个多小时后，离远处的阿其克库勒湖越来越近时，我们离开了路基，向正南的色格孜库勒湖方向走去。一天滴水未进的小毛驴似乎嗅到了湖水的气味，一路小跑地向湖边奔去，而队伍在平坦的盆地上也拉开了很长的距离。我们急于在天黑前到达营地，也顾不上高原缺氧，紧随驮队拼命赶路。
经过一天33公里的高海拔跋涉，天黑前我们终于到达了色格孜库勒湖边，并将营地建在附近的一条小溪边上。此时，老宓的体力已完全透支，到营地后他一头钻进帐篷就睡了过去。按原计划，我们将修整一天，考察阿什库勒盆地。
色格孜库勒湖是阿什库勒盆地三大湖泊中唯一的淡水湖，它与西面的阿其克库勒湖紧密相连。如今的色格孜库勒充其量是由一个个水洼连成的“湖”。实际上，早在几十年前湖水已基本干枯，只是在夏季阿其克库勒湖的渗水和来自南面雪山融水的注入，使色格孜库勒形成了一个个水洼。色格孜库勒湖畔也正是日本探险家橘瑞超在第三次中亚探险时所选择的营地。
1910年日本大谷探险队组织了第三次中亚探险，年轻的探险家橘瑞超从伦敦出发，经西伯利亚进入新疆。他从吐鲁番地区南下再次进入罗布泊，考察楼兰遗址，然后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对喀什及和田地区的文物进行考察挖掘后，一时心血来潮，克制不住好奇之心，改变了原定的计划，打算穿越西藏无人区，由西向东进入甘肃。照他的话说：“要在世界地图神秘的地方印上我这个日本人的足迹。”
1911年盛夏，橘瑞超从和田赶到了克里雅（今于田县），他计划沿着克里雅河而上，进入西藏高原。为了完成这次旅行，他以克里雅为基地，雇用了六七十人，租用了20多匹马，还有一批骆驼、牦牛，筹备了供人和牲畜用30天的给养。但这次旅行对他来说绝非容易。他用骡马、牦牛和骆驼先后几次往西藏高原运送给养，可是在穿越普鲁河谷过程中，由于骆驼体型庞大，遇到陡坡、崖石突出的溪谷，自身通行都很困难，驮载行李更是举步维艰，许多骆驼从悬崖坠入谷底摔死，结果在到达阿什库勒盆地之前，骆驼队陷入了全军覆灭的悲惨境地。在橘瑞超的游记《中亚探险》（新疆人民出版社）一书中有这样一段描述：“将克里雅的根据地移到普鲁村，在这里停留的一个星期中，我不断收到先遣运输部队的各种报告，有说骆驼被激流冲走溺死了，又有说马驮着行李掉入谷底，或发现了人和马能够通行的小路等等。得到各种各样的报告后，我也从普鲁出发前往西藏高原的色格孜库勒湖畔。这一带已进入昆仑山的深山峡谷，克里雅河水湍急，两岸如削，断崖绝壁，我们沿着大小岩石间的缝隙渐次前行，多次遇到困难，期间看到了许多遗弃后被乌鸦和狼啃吃的骆驼、马匹的尸体，这都是先遣运输部队的，足见他们遇到的困难。当我翻过西藏和新疆的分水岭阿土毕达坂（硫磺达坂）时，没走5步心脏就好像受到挤压，再下去10步感觉喘不上气来，大家感到头痛得厉害。到达目的地色格孜库勒湖畔时，呼吸更加困难，结果我们全部躺倒了。我静静地躺在帐篷里，用清冷的湖水敷在前额，最终完全昏了过去，直到苏醒过来什么事情也不知道。我们都患了高山病，一连数天躺在帐篷里。这些不习惯高原生活的维吾尔人，经历了艰难的历程，受到了病魔的袭击，渐渐开始露出怨言，对前途充满悲观。”
他还写道：“在色格孜库勒湖畔的第九天夜里，我走出帐篷外，一轮明月高挂在西藏高原的上空，倒映在湖心，大地铺上了一层银霜。当我走到临近的帐篷，让我大吃一惊——平时睡觉打鼾的队员已无影无踪，查看一遍，几十个队员只剩下两个人，其余的不知什么时候都逃走了。帐外的爱马在西藏高原的沉沉夜色中昂首长嘶，冲破寂静，好像在对我表示同情……”
橘瑞超不敢久留，他和两个驮工日夜兼程回到普鲁后，想再次召集人马取回留在色格孜库勒湖畔的物资，但普鲁的人没有人愿意前往。不得已他又回到了克里雅，可还是没有人应召前往。最后他又回到了和田，经过艰辛的筹备，组建了一支新的队伍。可当他回到湖畔一看，放养在附近的马有的死了，有的非常虚弱，还有两三头牦牛也不知逃到哪里去了。羊有一半找不到了，有的浑身血淋淋的，奄奄一息，还有一些散乱的羊头和羊腿，显然是一群恶狼袭击了营地。
在色格孜库勒湖畔，橘瑞超新招募的驮工又因高山反应大都逃走了，他和剩下的两名驮工曾几度陷入绝境。他们艰难地跋涉在前人未到过的山丘，最终回到了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至此，这支探险队终未能找到一条通往西藏或甘肃的便道。
老宓的病情加重了
8月3日清晨，营地边的小溪结了一层薄冰，在冰下缓缓流淌的溪水比起前一天清澈了许多。色格孜库勒虽说是淡水湖，但常年的蒸发使得一个个水洼变得咸涩不说，水中还漂浮着许多小生物。到了下午，雪山的融水夹带着泥土和各种生物汇入小溪，使这浑浊的溪水即使长时间地沉淀也难以清澈。
老宓的情况更加糟糕了，他身上又新出了许多大红疹子，对他过敏的原因大家说法不一。他自己怀疑是吃了路上采的野蘑菇，也有人说是饮用了小溪的水，而我则觉得是毛驴身上的一种特殊东西引起的，因为之前就发生过这样的病例。在2005年夏天，乌鲁木齐登山探险协会的会员邢睿带3名法国人到火山口探险，其中一名女队员就对毛驴身上的一种东西过敏。来之前，她知道昆仑山的运输工具是毛驴后，专门从法国带来了抗过敏的针剂，在探险过程中她始终与毛驴保持一百多米的距离，即使这样她还是过敏了。据说这种过敏非常可怕，严重时会蔓延到喉咙，将导致人呼吸困难窒息而死。在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盆地里，如果老宓病情进一步恶化，后果真不敢设想。
老宓在中石油工作，他风尘仆仆来到新疆，没经过适应性训练就进入昆仑山，开始高海拔长距离的行军，他经受住了比我们更多的磨难和痛苦。我们不敢拖延，决定第二天一早送他返回普鲁村。
对老宓而言，能到达这里已经很不容易了，为了能再多看一眼阿什库勒盆地的广袤与神奇，早饭后，老宓忍受着病痛的折磨，与我们一起涉过小溪向对面的山梁走去。
站在海拔4900米的山梁上，环视阿什库勒盆地，色格孜库勒一潭潭蓝绿各异的水洼似乎与东边的阿其克库勒湖连成了一片；在山梁和南边高耸的雪山之间镶嵌着一大片绿色草地；山梁的东南方向，一座梯形的山包醒目地耸立在阿其克库勒湖旁，这便是我们一直期待的阿什库勒火山，也是在学术上一直存有争议的昆仑山亚洲一号火山。
夏季，阿什库勒盆地处处都充满了生命的迹象：绿色的草地，蓝色的水湾，欢唱的水鸟，野牦牛踏出的道道足迹，无不给这片广袤的高原盆地带来了勃勃生机。
下午回到营地后，老宓的病情又加重了，他的大腿内侧新冒出许多红疹。这一症状验证了我的判断，毛驴身上某种东西引起的过敏已不容置疑，因为在去山梁的路上他始终骑着毛驴。而摄影师吕俊是我们这支队伍中最辛苦的人，几天来的劳累让他也病倒了，晚上体温烧到了39摄氏度，为了控制病情，我给他服用了一倍剂量的阿莫西林。
晚上，我来到了依塔洪的帐篷，让他派年轻驮工肉孜和两头毛驴护送老宓下撤。在整个行程中，阿什库勒盆地也是个折返点，再往前走，一旦出现问题安全返回的可能性就不大了。这一点在做应急预案时也考虑到了，为此，我们特意雇用了一名年轻驮工。
8月4日清晨，经队友的精心护理，吕俊的烧退了。我们必须按计划离开阿什库勒盆地，踏上翻越克里雅山口的道路。而老宓则没有别的选择，必须返回普鲁村。
谁来承担护送任务呢？在这个节骨眼上放弃探险，是非常痛苦的选择。为了这次探险，每个队员都进行了长达一年的准备，付出了太多的心血，一旦放弃有可能再没机会来到这里了。但老宓返回必须有人护送。如果让协作马庆护送，会大大增加摄像师吕俊的负担，势必影响到整个拍摄工作。
在我左右为难的时刻，副队长马玉山站了出来，决定放弃翻越克里雅山口，护送老宓回普鲁村。马玉山是2005年冬季到达火山口的三勇士之一。我们一起登山探险十几年，不仅是旅途中的伙伴，也是生活中最要好的朋友。关键时刻才显哥们情义，他毅然作出了牺牲。
前途未卜，前进和返回都充满了凶险，在分手的时刻，队员们心情都很沉重，只能默默无语地拥抱，挥手告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