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王志华花5000多元制作了一个玻璃陈列柜，是仿照带顶的公交车候车亭样式制成。陈列柜上部既可做灯箱又能当招牌，还能形成封闭空间，保持食物清洁。”做的时候心里没底，但我想，如果把筛脾放在这样的柜子里，顾客在卫生方面肯定会放心，客人自然会更多，就下了决心。”王志华说，陈列柜做出来后，街道办的领导很认可，第二年就要求夜市经营者统一定制。
为了改善地面油腻的问题，五一星光夜市购置地板革铺在桌椅下面，并规定每周五为清洗地面日，以保持地面清洁。摊位服务员都配了统一服装，使用的餐具也从最早的瓷盘变成了一次性餐具。
小夜市带动大经济
五一星光夜市的成功经验被全市的夜市所借鉴，如今的幸福夜市、友好夜市等也成为夜市名牌。随着夜市的进一步规范，夏日夜晚，去夜市逛街品尝美食不仅成为首府市民的习惯，更成为提升乌鲁木齐旅游城市形象的王牌。而夜市上也走出了许多首府餐饮企业，比如杨帆烧烤、胖老汉椒麻鸡等。
李兰生说，沙依巴克区目前商贸大区的形成也是从五一星光夜市发端的，当年沙依巴克区开展的破门设店等各种鼓励个体经济的行为都是基于夜市的成功。如今，各区开办夜市的地点，周围总是店铺林立，形成繁华的商圈。
夜市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给商户带来收益，更多的是将人们的思想搞活，让商品流通活跃起来。夜市经济作为一种独有的国民经济存在方式，在改革开放前期曾对宏观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也对商业氛围的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带动起到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首府第一批经营饭馆的个体户开始成长，有人以此挖到人生第一桶金，有人坚持要将特色饮食发扬光大。他们的历程让我们看到了“小饭碗”里盛出的“大变化”。(王晶晶)
流行语
外来妹
外来妹是一个因为电视剧《外来妹》(图为剧照)而引起社会关注的群体。在上世纪80年代中叶，随着国家用工制度的松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向东南沿海，其中的女性，是一个有着鲜明特点的群体。
外来妹多集中在玩具、服装、电器等轻体力消耗的企业，但是当年监管机制的缺失，她们的劳动强度极大、劳动保护极低、劳动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障。
此外，由于中国传统观念的影响，外来妹还承受着一些特殊的压力，比如教育问题、生育问题等，这些问题逐渐得到反思，并加以解决。
旧闻新看
《开设夜宵启事》
为使各族人民群众欢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我公司定于九月三十日下午八时在大、小十字、红卫东路一带开设夜宵三天，备有民族风味烤全羊、腊羊肉、烤羊肉、帕尔木丁和各味鸡、鸭卤制品及经济小吃等，品种繁多，欢迎选购。
乌鲁木齐市饮食服务业公司
——《新疆日报》1979年9月25日
第六节百姓生活 首批个体饭馆花一元办执照
百姓经历从“有啥吃啥”到“吃啥有啥”
从排着队去个体小饭馆吃饭，到下馆子要讲究菜品质量、卫生环境，再到可以任意选择不同风味、不同档次的餐厅、饭馆就餐……改革开放以来，首府第一批经营饭馆的个体户在一次次变迁中见证了饮食文化的发展。
不敢去办营业执照
今年72岁的张万琦是原乌鲁木齐市电机厂的一名退休职工，上世纪80年代初，当首府第一批个体户羞答答撩开面纱的时候，他的“清汤牛肉面馆”也出现在红旗路市场内。
1983年年初，张万琦因腰部受伤无法从事电焊工作，向单位申请获批停薪留职。家里有3个孩子，妻子又没有工作，张万琦的内心焦急不已。
“我能不能也开个饭馆？”乌鲁木齐市电机厂给员工提供的住房在红旗路市场内，而张万琦家的门就面对着市场。一天，他看到家门口新开的一家饭馆门前吃饭的人排起长队，突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开饭馆会不会又被扣上资产阶级的帽子？张万琦说，文革期间，他家因“地主成分”曾挨过批斗，当时他的思想负担很重。犹豫再三，他又去问了那家饭馆的老板，了解到国家允许这样做后，他才开始动手准备。
没几天，张万琦亲手做了3套桌椅，叫来兰州的两个亲戚，拿出家中所有积蓄——300元买了煤、面、配料，又亲手做了一个小牌子——张万琦的牛肉面馆开张了。
“不敢去办营业执照，害怕留下‘证据’。”张万琦说，饭馆刚开业，工商部门的人就来检查了，要求他办理营业执照。他赶紧找市场里另外5家饭馆的老板商量，大家决定都去办。
办营业执照那天早上，张万琦心里七上八下的，在天山区工商局门口磨蹭了半天才进去。没想到，填了一张申请表，花了1块钱，一张营业执照就发给了他。
“第一批个体饭馆都是先开起来后，才在我们的鼓励下领取执照的。”乌鲁木齐市工商局原工商科科长张尚华回忆说，1981年1月，接到国家工商部开放市场、发展个体的通知后，乌鲁木齐市工商局连夜发出通告，告诉人们可以进行个体经营，但敢于尝试的人却寥寥无几。
一年以后，人们才渐渐了解了开放精神，才敢陆续展开行动。最初只是手写表格进行登记，直到1983年，首府才有了第一批拥有国家统一的营业执照、真正意义上的个体饭馆。
一天赚一月工资
买粮要粮票，买肉要肉票，买油要油票，买布要布票——由于物资匮乏，当时的人们如果口袋里只有钱，进国营食堂是吃不上饭的，而个体饭馆的出现让许多人有了新的选择。
“一碗牛肉面4毛钱，人排满了，有人等不及就站着吃。”红旗路市场是首府最早的个体户集中地，周围有许多单位。张万琦的饭馆开业第一天，只准备了一袋子面，一会儿就卖完了。“一碗面抛开成本，可以净赚两毛钱。”张万琦说，一周后，他发现满足顾客需求后，自己一天能赚70元钱，这相当于他以前一个月的工资。
与张万琦同一时期在市场开饭馆的马先生说，当时，从早上开业到晚上关门，店里的顾客就没有断过，最大的感受就是辛苦。受“极左”思想的影响，所有个体饭馆都不敢雇人帮忙，几乎都是全家上阵，或者叫来外地的亲戚帮忙。
虽然开饭馆让腰包鼓了起来，但对“个体户”这个称呼，张万琦还是感到很丢脸。饭馆就开在自己家，以前的老同事就在身边，看着别人都是国营单位职工，他心里很不是滋味，一见到熟人就躲。
1985年，情况得以改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加入个体户行列，乌鲁木齐市天池路、五一路、铁路局附近，个体饭馆犹如雨后春笋，红旗路市场里的饭馆由6家迅速增加到40家。经营种类也不再局限于牛肉面、炒面、拌面了，凉面、水饺、小笼包子等小吃也相继出现。
“在国营食堂和个体饭馆吃饭感觉是完全不同的，这是个体饭馆迅速发展起来的原因。”张尚华说，过去人们去国营食堂吃饭，是“有啥吃啥”，加之国营食堂经营时间有限，有时候下班去可能就吃不上了。但个体饭馆营业时间长，品种相对多样，加上经济条件在日渐好转，人们第一次对饮食提出了要求。
开始迎合顾客需求
提起五一市场的27号拌面，许多首府人都对其有着深刻的印象。1986年，刚刚生完孩子的马春艳和丈夫双双放弃国企职位开起了饭馆。在刚开业的两年时间里，他们和其它拌面馆一样都是炒大锅菜，白菜、土豆、过油肉，来了客人只需要拉面就行了。但渐渐的，顾客开始不满足这几样菜。经过思量，27号拌面成为附近首家顾客想吃啥菜就炒啥菜的拌面馆，并开始经营小炒米饭。
“顾客一进门先给他沏杯热茶。”马春艳说，上世纪80年代末，个体饭馆之间的竞争拉开序幕。除了提供更多种类的选择，大家都开始着眼于提高饭菜质量和服务态度。哪家的饭味道正、服务态度好，就会有不少回头客。与此同时，人们开始重视饭馆的卫生条件，饭馆不仅仅要有卫生许可证、工作人员的健康证，防疫部门还会不定期来检查。
上世纪90年代是首府个体饭馆的一道分水岭，此时人们又进一步对就餐环境提出要求，而之前只要开个饭馆就能赚钱的局面也开始改变。像张万琦这样最早在红旗路市场开个体饭馆的人，都挖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有的开始转行做其他行业，继续经营的人则选择扩大规模，而一些入行较晚、不能满足顾客需求的饭馆则被淘汰。
魏继真也是1983年红旗路市场的个体饭馆老板。他的“西平饭馆”生意火爆后，又先后在大西门、人民电影院开起了分店。1993年，从外地个体餐厅学习归来后，他关闭了3家饭馆，并在仓房沟路开了一家规模较大的餐厅——“粮油餐厅”，仅装修就用了20万余元。漂亮的礼仪小姐穿着醒目的制服或旗袍、戴着耀眼的帽子，胸前挂着写有饭馆名字的绶带，笑容可掬地站在新餐厅门前迎候客人。
和他一样，许多有实力的个体餐厅也纷纷搞起包装，“装修”一词开始风靡，装修上档次的餐厅很受顾客的青睐。
“时代不同了，顾客的需求也不同。放在从前，人们看到装修豪华的餐厅，肯定觉得消费不起，不敢进来。”魏继真说，但时代变了，告别了粮票年代，鸡鸭鱼肉已经不稀罕了，进餐馆“尝鲜”变得越来越普遍，就餐环境、饭菜质量、服务态度缺一不可。
个体餐厅走向多样化
“绿色蔬菜”、“老字号”、“地方菜”、“家常家”……如今，首府个体餐馆随处可见，而经营的种类也让人目不暇接，为了突出自己的特色，个体经营者不断推出新噱头吸引顾客眼球，甚至各式西餐也成为寻常百姓的家常便饭。
多样化、个性化、国际化已经构成了首府餐饮市场发展的主旋律，餐饮广告越做越多，报纸的美食专版已成时尚。据国家商务部调查数据，目前，中国人均月餐饮消费支出已超过680元，比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增加了118.4倍。
改革开放30年来，首府餐饮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个体餐厅逐步形成高、中、低档不同的层次群，包罗万象的经营项目必将推动餐饮业走向更加繁荣的新时期。
(摆歌)
流行语
夏令时
1986年，窦星元提出的夏令时被国家采纳并予以实施。
中国人开始在每年4月中旬第一个星期日的凌晨2时整(北京时间)，将时钟拨快一小时，作为夏令时的开始。到9月中旬第一个星期日的凌晨2时整(北京夏令时间)，再将时钟拨回一小时。
实行夏令时的目的是要让全国人民一起为节约能源而早睡早起，但地大物博的中国显然对此不适应。
东西部地区的作息时差太多，而使用同一“夏令时”非常不便。交通航运时间表频繁更换也给人们生活习惯造成一堆又一堆的麻烦。
从1992年起，夏令时在中国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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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摊小贩吆喝“李泽厚”》
李泽厚、弗洛伊德、托夫勒……这些作家的名字从首都街头书摊小贩的口中吆喝出来，听来好拗口，但是书贩们确实在重新考虑自己的摊子上该摆点什么。
人们一度习惯将这些书贩与金庸、梁羽生、琼瑶等港台通俗文学作家的名字连在一起。这类作家的书如今仍占据书摊上较大的地盘。
然而，书贩们发现前些时候他们对“琼瑶热”、“金庸热”的估计过于乐观了。现在武侠、言情小说的销售已开始冷下来，一些学术性强的着作转而成为热销书。近几个月销得快的书籍有《宽容》《海明威谈创作》《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美学的历史》等。
北京街头的小书摊畅销书屡有加价出售的现象，但这些小书摊又以翻阅自由、营业时间长等方便的服务赢得顾客。
冬夜街头，路灯下书摊前人头攒动的景象到处可见。
——摘编自《人民日报》1986年12月14日第3版有删节
原标题：《请听北京街头书摊小贩吆喝声“李泽厚、弗洛伊德、托夫勒……”》
第七节百姓生活 出租车行业发展三十年天上人间
当年开“皇冠”交警很热情
华沙、嘎斯、皇冠、夏利、桑塔纳……自上世纪70年代末出租车悄然在首府出现，到如今成为市民必不可少的出行工具，出租车行业的发展，从一个侧面诉说着三十年来新疆城市的巨变。
首批出租车为单位服务
1976年，新疆第一家国营出租汽车企业——乌鲁木齐市出租汽车公司(现新疆旅游出租汽车集团公司)在乌鲁木齐市成立。这家公司有营运出租汽车18辆，大多从政府淘汰下来的华沙、嘎斯69等公务车改装组成，主要为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外事活动急需服务。后来，又陆续增加了212吉普、伏尔加等车型。
1982年前后，喀什、昌吉、石河子等城市也相继出现了出租车，一般以挂靠城市公共交通公司的形式开展营运活动。1985年，库尔勒市成立了出租汽车公司，有营运出租汽车40余辆。
在那个年代里，市民并不知道出租车为何物，出租车司机在市民眼中，只是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里的驾驶员。
首府市民对出租车的最初印象是从1986年开始的，那年，除了企事业单位及外事活动服务的需求外，个体户也开始搭乘出租车，对出租车的需求开始增加，为此，乌鲁木齐市出租车公司一次性进口了24辆皇冠，这在当时属于最高档的小轿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