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农民工城市融入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有效途径
现行户籍管理制度使得农民虽已进城务工，但农民的身份没有变，未被城市认同接纳为城市居民。他们长期处在城市边缘，只被当作廉价劳动力，不被城市认同、接纳，甚至受到忽视、歧视或伤害，享受不到应有的权利。他们自身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保障，就会导致农民工对城市社会普遍怀有疏离感，有时甚至是怨恨情绪，不断累积矛盾，处理不好就会造成重大的社会不稳定隐患。针对这些不和谐因素，2006年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我们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人民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和谐社会。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要求，社会主义民主法治更加完善，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完备等，将是2020年应当达到的总目标。由此可见，农民工的各项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他们的生存、发展，或者说他们的融入城市，能够拥有更好的制度环境，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由之路。
第二部分 社会融入的基本理论与融入指数研究现状
一、社会融入的基本理论
有关社会融入的基本理论主要体现在关于社会融合的研究之中（注：董匡时、嘎日达：《社会融合理论研究综述》，《新视野》2010年第6期。）。社会融合理论概括而言，可以分为一个基础、三个层次。一个基础，即社会融合的基础理论，包括脆弱群体理论、社会分化理论、社会距离理论和社会排斥理论；三个层次，即社会融合的宏观、中观和微观理论。社会融合作为一个社会政策概念起源于西方学者对社会排斥的研究。由于被社会排斥群体通常是脆弱群体，又往往处于社会的最底层，社会排斥常常表现为不同阶层之间的排斥与疏离，以及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的社会距离，因此，脆弱群体理论、社会分化理论、社会距离理论和社会排斥理论分别从不同角度来为社会融合提供理论依据。
脆弱群体理论认为，脆弱性来自生命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或者来自社会安排。如果脆弱群体得不到必要的社会保护，很容易被主流社会疏离、抛弃或者排斥。保护脆弱群体应该成为一个社会的基本伦理。社会分化理论揭示了社会结构中的阶级或阶层差异，以及由于这种差异而导致的社会分裂或者社会排斥，认为每个阶层都可能形成一个共同体，拥有自己的阶层意识；不同的阶层意识增加了社会融合的难度，可能造成不同阶层之间的对抗与冲突。社会距离是能够表现一般的前社会关系及社会关系特征的理解和亲密的等级与程度，这些等级与程度可以通过社会距离量表予以测量。社会排斥是指个人或者群体被部分或者全部地排斥在充分的社会参与之外，社会融合的族群模式包括同化模式和多样化模式。前者适用于多族群社会中那些自愿迁入的群体；后者适用于那些通过非自愿迁移、征服、扩张而加入的群体。社会融合的心理建构主要围绕认同和接纳展开。
社会融入是一个多维度的复杂概念，是指不同个体或群体与某个群体的内聚性，即个体在某个群体中的参与、认同程度，群体成员之间的相互依赖度，或者说是一个个体之间、不同群体之间或不同文化之间互相配合、互相适应的过程，包括经济、政治、社会、制度、文化及心理等层面。其核心内涵可以概括为：平等的参与机会；享受基本的社会福利；积极的社会关系，包括在社区中能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层面平等地受到重视和关怀，在家庭、朋友和社区拥有相互信任、欣赏和尊敬的人际关系；改善和发展能力（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农民工市民化：制度创新与顶层政策设计》，中国发展出版社2011年版，第281～282页。）。近年来，在实践取向的指引下，对“社会融入”的研究不仅关注“如何促进边缘个体融入主流社会”，更加强调对农民工作为“行动主体”的能动性与城市融合的历程探究；不仅从结构视角强调“制度变革”的意义，而且更加重视个体因素的影响，如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认同等。
二、国外社会融入指数研究情况
国外有关社会融入指数主要有2000年欧盟提出的社会融合指标，主要针对欧盟公民的社会融合问题；2005年英国提出的欧洲公民资格和融合指数，2007年调整为欧盟移民整合指数，主要针对居住在欧盟成员国的第三国居民（注：董匡时、嘎日达：《农民工城市融合度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对欧盟社会融合指标和移民整合指数的借鉴》，《西部论坛》第20卷第5期。）。
欧盟移民整合指数共142个指标，每个指标根据最不赞成、不赞成或赞成分别赋予1、2、3分。该指数的结果包括总分值和指数值，总分值是142个指标的赋值的平均数，它可以反映某个国家的公民资格和融合政策的赞成程度，如果总分为1～1.25，那么该国政策属于不赞成移民融合，处于1.25～1.75则属于轻度不赞成，处于2.25～2.75则属于轻度赞成，处于2.75～3则属于赞成。
三、我国农民工城市融入指数研究情况
关于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实证研究，有着重从农民工个体、主观层面开展的指标研究，如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陆康强副教授在《特大城市外来农民工的生存状态与融入倾向——基于上海抽样调查的观察和分析》（注：《财经研究》2010年第5期。）一文中，从融入条件（就业条件、收入条件、居住条件）、融入意愿（来沪动因、未来去向）、融入迹象（来沪年数、方言掌握，交往对象、在沪家人，心理归属）等角度分析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据介绍，2009年9月，复旦大学与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合作开展“上海市外来农民工情况调查”，在调查基础上建立了一个测量上海农民工城市融入倾向度的综合指数，包括三个向度：条件指数、意愿指数和迹象指数。测量结果，在最低为0、最高为1的程度范围内，上海农民工目前的城市融入倾向在条件上接近对称分布，一半人的倾向度在0.56以上；在意愿指数上呈明显正偏分布，一半人的倾向度不到0.25；在迹象指数上也呈正偏分布，一半人的倾向度不到0.37。总倾向度为0.39，处在较低水平。
也有学者在借鉴欧盟移民整合指数基础上，提出农民工城市融合的测量应该从城市层面和个体层面两个层次理解（注：董匡时、嘎日达：《农民工城市融合度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对欧盟社会融合指标和移民整合指数的借鉴》，《西部论坛》第20卷第5期。），其中，城市层面的城市融合包括政策融合和总体融合两个方面。政策融合是从城市与农民工相关的政策角度去测量农民工的城市融合状况，由此建立的指标体系可以称为“农民工城市融合政策指数”；总体融合是从整个城市农民工总体来评价农民工的城市融合状况，由此建立的指标体系可称为“农民工城市融入总体指数”；个体层面，主要考察农民工主观融合感受和评价以及农民工客观融合状态，由此建立的指标体系可以称为“农民工城市融合个体指数”。上述三个指数中，“农民工城市融合政策指数”主要是对政策进行客观评估，不涉及农民工的主观评价；而“农民工城市融合总体指数”和“农民工城市融合个体指数”既测量农民工的主观融合评估，又测量客观融合状态，区别在于前者测量的是农民工总体的客观融合状态和主观融合评价，而后者是某一个农民工的客观和主观融合状态。应该说，目前，大多数的农民工城市融合实证研究都纳入了客观性指标和主观性指标。客观性指标主要指农民工的生存状态，如农民工社会保障情况（失业保险、最低生活保障、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住房情况、职业培训实际参与情况、每天劳动时间、个人收入（收入水平和工资发放情况）、劳动合同类型等；主观性指标主要指的是迁移意愿、融入城镇的愿望，身份认同和社会地位、交友意愿和困难求助对象，接受本地文化价值程度和社会满意度等。
第三部分 农民工城市融入个案研究——以农民工家庭教育情况为例
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与孩子的亲子关系如何、孩子取得进步时如何赞美和奖励、孩子犯错误时如何批评和教育、父母亲之间关系如何、教育孩子的理念、方式是否一致等，直接影响甚至决定孩子的成长与未来。农民工家长作为一个流动性偏大，收入、文化水平偏低，闲暇时间偏少的特殊群体，其教育孩子的理念、规划、标准、方式及环境如何，对于其虽然户口是在老家农村，但可能从小就在上海长大，也在上海接受教育的“农二代”的成长有着关键性的影响。为此，上海农之梦青年公益服务社与航头镇团委合作，对航头镇的中小学和幼儿园开展了农民工家长家庭教育情况调查。调查采取座谈会和问卷形式，参加座谈会的家长近60人，面向航头镇域范围内的所有农民工家长发放调查问卷2500份，回收调查问卷2257份，回收率为90%。
调查问卷主要分为两大部分：一是家长基本信息，二是家庭教育情况。根据调查问卷统计，初中及以下文化水平的家长占总数的67.8%，家庭月收入在3999元以下的占总数的52.9%，职业为工厂做工、务农、个体户或小业主的家长占总数的72.4%。调查问卷主要从教育理念、教育规划、教育标准、教育方式及教育环境等角度来了解农民工家长家庭教育情况，目的是在问卷分析的基础上针对相应问题提出若干对策建议。
一、家庭教育情况
1.教育理念
这主要通过对待男孩、女孩的态度，对孩子的教育是以表扬为主还是以批评为主，如何看待孩子的优缺点以及教育孩子的重要方面选择等来体现。
在对待男孩、女孩的态度上，选择“一视同仁”的占总数的80.4%，如果加上“谁听话、表现好就喜欢谁”的选项，则总数占到93.7%，说明绝大多数家长都能公平对待家里的儿子和女儿，传统的重男轻女的观念已经几乎没有市场。
在对待孩子是“以表扬为主”还是“以批评为主”的问题上，选择“经常表扬，只要孩子做得对”和“只要有进步，及时表扬”的占总数的73%，选择“很少训斥孩子，只有犯了很大错误才会的”占到总数的56.6%，如果加上选择“从来没有训斥过，即使孩子做了很过分的事情”，则要占总数的59.1%，说明农民工家长已经认识到表扬、激励对孩子成长的作用。
在如何看待孩子的优缺点问题上，优点的前3位分别是“善良”、“身体好”和“聪明”，分别占到总数的21.5%，20.1%和13%，缺点的前3位分别是“贪玩”、“不专心”和“任性”，分别占到总数的24.3%，22.9%和11.8%。
在教育孩子方面哪些是最重要的问题上，排在前3位的分别为“身心健康”（占23.1%），“勤奋吃苦”（占16.2%）和“良好的生活习惯”（占14.7%），说明品学兼优也是农民工家长在教育孩子时的基本理念，而且“品”还是第一位的。
2.教育规划
这主要通过对孩子初中以后的规划和对孩子更长远的人生规划来体现。
在对孩子初中以后的生活规划上，选择“在上海读职业高中或中专”的比例最高，占总数的35.2%，选择“回老家继续读高中”的占总数的24.7%。
在孩子将来上大学等更长远的人生规划上，有39.2%的家长选择“一定要上大学，没有大学文凭就没有好工作”，34.8%的家长选择“看他自己了，能考上就上，考不上就干别的”，21.4%的家长选择“不一定，行行出状元，做别的做好了也可以”，说明农民工家长对孩子的人生规划受到现行的中考和高考体制的制约，在符合政策规定、保证亲情团聚和提供梦想舞台三者之间，农民工家长对孩子的人生规划选择首先要符合政策规定，其次是保证亲情团聚，而对于上大学这样会为孩子人生梦想提供更大舞台的选择，则只能放在次要的位置（因为在上海读职校或中专不能参加高考）。
3.教育标准
这主要通过称职父母的标准，好孩子的标准和孩子不够好的标准来体现。
在您认为称职的父母应该是什么问题上，排在前5位的选择分别是“善于和孩子交流，沟通思想感情”（占15.6%），“尊重孩子的兴趣和爱好”（占14.3%），“有固定的时间经常与孩子相处”（占13%），“注重培养孩子解决问题的能力”（占12.5%），“不随意批评和训斥、打骂孩子”（占10.8%），说明了解孩子、尊重孩子并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已经成为家长自我衡量称职与否的重要标准。
在好孩子的重要标准问题上，排在前5位的分别是“有良好的习惯”（占17.1%），“身体健康”（占16.9%），“有善心”（占15.2%），“学习好”（占15%）和“善于交流和表达”（占1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