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年，陈大同在北京出差去杭州。他本来忙碌了一周了，昨天晚上也没有睡好，本想到了车上好好睡一觉。哪成想对面做了两个男乘客，看样子是像学生，那两个学生的后排是四个学生，其中有两个女生。他们一上车就说个不停，看样子是同一个学校，相约去做一件事。
他们在那说，陈大同对面的这两个男生也站起来，转过身跟他们一起说，这声音就很嘈杂，也有些大。在火车上，本不是休息的地方，人多嘴杂，声音自然不能放低。
被扰了清梦，陈大同多少有些不愉快，心里说，现在的学生，素质也越来越差了。想要说上几句，却又觉得没有必要。于是，只是闭着眼睛在那里养神，实际上却清醒的很。
六个人在那里说，其中一个人说，有柱，你这是第一次去杭州么？
有一个人回答说，不是，以前读本科的时候去过一次。
又有人问，哎，那你是南方人么？
那个人回答说，不是，我老家是河北的。
有个女生问，河北的啊，我也是河北的，我老家是背面张家口的，你呢？
那个人回答说，我是河北南边的。
又有人问，有柱，有柱，怎么叫有柱？
那个人说，我们家里穷，叫有柱，是说希望我是家里的顶梁柱，能够撑起家。村里的人，就盼着什么，然后那个这个希望给起名字。
又说，我小时候一个要好的朋友，最近在闹改名字，原来叫小剑，不知道怎么想的，又改名叫“尊严”，王尊严。真不明白大家都这么在意这个名字。
其他人听了，哈哈大笑。
真是说着无心，听者有意。陈大同对着王字很是敏感，听到“王尊严”，心里就是一动，听到“有柱”，也觉得耳熟，而且跟“有信”也相近。他睁开眼，打量这个答话的人。只见他在靠窗户的内侧，手扶着靠背，跪坐在座位上，跟后面的两男两女说话。从背影看，是个身材高大的人。
陈大同就跟他打招呼，那人回过头来。陈大同见他四方大脸，浓眉大眼，年龄跟自己相仿，到有几分年轻。
陈大同说，朋友，怎么称呼？
那几个人都不说话，齐刷刷地看着陈大同。
回过头的那个人看了陈大同一眼，说，你是干什么的？
陈大同一笑，说，不好意思，刚才听你们说，有个叫王尊严的，是河北人，我想打听点事。
那人看了其他人一眼，又说，这样啊，那是什么事情啊？
陈大同笑着说，有一个叫王贵业的人，现在应该四十多岁，有一个叫郑有信的人，现在应该有二十五六岁，也是河北的，不知道认识不认识？
那人一怔，问道，你跟王贵业和郑有信是什么关系？他们是你什么人？
陈大同见他这样，心里有些激动，但脸上仍然是笑的，说道，没什么关系，只是受了朋友的托付，打听一下，那个郑有信还是从小就走丢了的，真是可怜。
那人说，这可巧了，我知道的那个郑有信也是小的时候就走丢了，他爹还出去两年多去找他，最后也没有找到。
又说，也有个叫王贵业的，品行却不怎样。
这个人就把这郑有信当年的事情说了一遍，大家听了，都说真是可怜，又痛恨那拐走孩子的人心肠真的是很毒。
陈大同听着，不时附和一下，却没有表明自己的身份。他跟这六个人聊，又问他们去哪里，做什么事情，顺便问了讲故事的这个人的手机号码。
不用说了，这个人就是我了。当时，我十一从冀村回到北京不久，就应承了一个项目，跟另外一个实验室的同届同学组成一个考察小组，从北京到杭州去做课题。我同陈大同相遇，但那时却不知道陈大同就是郑有信。我一下车，就忙着做课题，回到北京忙着做报告，对陈大同这个人没有太深刻的印象，只记得他是个挺会说的人，口才很好。
过了几个月，正当我想不起陈大同的时候，陈大同却给他打了电话，问是不是在北京，是不是有空，能不能一起吃个饭，当面请教一些事情。
我刚做完课题，为了做这个课题，我已经晚回家了。我有心拒绝陈大同，但陈大同却极力要见一面。
我听他言辞恳切，于是应承他，在魏公村的一个饭馆相见。
等到了饭馆，却见陈大同早已经到了，还找了一个雅间。我没想到他会如此客气，倒为曾想拒绝他而觉得有点愧疚。
陈大同却喜出望外，一个劲的道谢，把我让进雅间，也告诉服务员上菜，又说自杭州一别一来的情况。酒过半巡，陈大同又提起王贵业和郑有信，最后对我说，他就是郑有信。
这一句话却把我给镇住了，一口菜夹在空中，不知道是该放下，还是放进嘴里。
陈大同端起酒杯，自己喝了一口，缓缓地把自己从陈树生和黄梅那里知道的故事，再加上自己的经历，一五一十地跟郑有柱说。
听他这么说，我也才仔细端详他，觉得他跟郑碧坛的面庞轮廓有点相像，但这是酒在起作用也不可知，于是权听陈大同说。
我说，有信丢的时候，还很小，这中间隔得时间太长了，你又失了忆，也记不起来小时候的事情，如果是王贵业还活着，他也许能够证明下，可现在他也死了。
陈大同说，这个证明什么的，也不是没有办法。其实，对我来说，我是想了结这个心愿，一个是我想知道我的亲生父母到底是谁，一个是我想问问王贵业，为什么要拐走我，一个是我爸我妈也希望能回到老家去看看，了结他们的心愿。
又说，按照你那么说，郑碧坛家里穷，我又能图他什么呢。
再说，今天找你来的意思，就是看能不能带我回去一趟，我好看看冀村，看能不能想起来以前的事情，我也想确认一下，希望你能帮我这个忙。
要说我完全不相信陈大同的话，那是假的，十分里面，我有七分是信了。这信了，自然就难以拒绝，于是答应了陈大同的请求。
正是因为这样，快到过年了，我才带回来一个郑有信，才见了王尊严和郑有荷，见了郑碧坛。
郑碧坛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就知道这就是有信，这就是他的儿子。我也觉得真是神奇了。
陈大同到了冀村，见了一些街道，都有似曾相识的感觉，他见了郑碧坛，从内心深处升起的那种亲切感觉，是从来没有在陈树生那里体会到的。那座院子没有太多变化，那个格局也没有变化。
他跟郑碧坛说自己的遭遇，说在陈树生家里多受照顾，又说自己在北京工作，挣得还可以养活自己。
郑碧坛一个劲地说好，他相信，他的有信早晚有一天会回来，但真的是这一天，他又有些不敢相信了。
郑有信，也就是陈大同，彻底相信自己找到了原来的家，他想在冀村过年，但郑碧坛不让。
郑碧坛说，是我们生了你，但小的时候没有看好你，这二十多年来，是人家把你养大，又让你有书念，有了人家你才有今天，如果是跟着我，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人家陈树生才是我的恩人，我不能再把你从他们身边抢走，你必须得回去。人活着，得跟这庄稼地一样，不能糊弄。
王尊严也跟陈大同说，哥，你尽管放心，咱爹有我照顾，你就放一万个心吧，以前是我爹对不住大家，现在就让我来还这份债。你就放心回去吧。
郑有荷也这么说。
这样，陈大同才回了广州。
陈大同回到广州，跟陈树生和黄梅说了这几个月来的故事。陈树生和黄梅嗟叹不已，说这真是老天有眼，又恨王贵业恨，又悔自己当初不该养子心切，才有这样的人间悲剧。
陈大同宽慰他们，现在已经是很圆满了，这是老天爷让咱们两家人有联系，从此以后，我就是郑家和陈家共同的儿子。
陈树生和黄梅感慨一番，要陈大同清明节务必回去看看郑碧坛，顺带给他妈和爷爷烧烧纸。陈大同答应了。
转眼间，过了春节，就是清明了。陈大同告知了陈树生和黄梅，从北京买了芙蓉饼和稻香村，又回到了冀村。
他这次回冀村跟上次回来不同。
他一下车，就见村口竖起一个横幅，上面写着“热烈欢迎游子寻根谢祖”，下面还有一行小字，是副标题，写着“欢迎北京著名电视主持人衣锦还乡”。有人上来拉住他，给他挂上红花，他妹妹郑有荷和妹夫王尊严也在人群里，上前拉住他的手，领着他往郑碧坛的院子里走。后面还有敲锣打鼓吹唢呐的人，都忙活着，响个不停。冀村老小都出来观看，在后面簇拥一团，直到郑碧坛的老院子里。
再看郑碧坛的小院子，那低矮的院墙早就不见了，换成了一人多高的红砖墙。屋里的摆设也换了新的，虽然不是全新，但也跟上次比，新了不少，耐看了不少。
郑有信以为是他爹郑碧坛破费做了这些。待人们散去，他问王尊严，才知道，原来是王尊严出了一半，郑东起父子出了另一半。
郑东起父子这么做，明面上的理由是“资助乡贤，谋福谋生”，实际上却是希望郑碧坛能够不在郑有信面前揭他们的短处。毕竟，郑有柱现在是主持人，他想爆料什么事情，都会有可能。也正是因为了解这一层理由，王尊严才会让他们出资，不然，不知道以后他们会做出哪些出格的事情。
郑碧坛一直反对这么做，说这事浪费。
郑有信是哭笑不得，却也不好说些什么。
第二天，一家人，郑碧坛、郑有信、郑有兰、王尊严和王爱爱都去地里烧纸。走过南岗子，就听见有人再唱歌，声音不是很大，时近时远的。那王爱爱听到了，也跟着哼哼几声。郑有信环顾四周，却也没有看到人影。
给秦和郑有信他爷爷烧了纸后，郑碧坛对郑有信说，不管怎样，你也去给小剑他爸烧点纸吧，人都死了，就没有什么好计较的了。
郑有信点点头。
给王贵业烧完纸，一家人又乘坐三马回家。路过那南岗子时，隐隐约约地听到歌声。郑有信就问，这是谁在唱？
王尊严答道，还不是周需儿。这是他多年的老习惯了，有事没事，就到南岗子上来唱歌。
郑有信说，这歌声洪亮，中气十足，吐字圆润，是个好嗓子。
又说，我这个主持人就是四处找那些有才华的人，让他们能够上到电视台上。我看这个周需儿就是块好料子。
听了他这话，王尊严说，他也能上电视，他要是能上，我也能了。
回到家后，临近天黑，郑有信问好了路，一个人前往去找周需儿。
那时，周需儿一家正围坐在桌旁吃饭。见是郑有信来了，赶紧搬来一个马扎，让他坐下。郑有信就跟他们闲聊，把自己的来意说明白，说想请周需儿去一趟北京，参加他主持的节目。
周需儿没有吭声，看看他老婆秦多雨。
秦多雨很高兴，说，还有这样好的机会，应该让他去试一试。
又说放心吧，一定去。
郑有信没想到这么顺利，也很高兴，就留了一张名片，说，这张纸上有我的电话，就按照这个地址去找我就行了。
第二天，郑有信在家里跟他爹郑碧坛说话，门外有人喊，有人吗？
郑有信出去一看，不是别人，正是周需儿。
周需儿见了郑有信，说，去北京，很远呐，光是路费就不少吧。要不我不去了。
郑有信一笑，知道他想什么。就说，路费给你报销，吃住也不用你管，都由台里出，就只管去吧。但只能带一名家属啊。
周需儿听了这话，笑了，说，不带别人，就带着我老婆秦多雨一起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