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来—相当于三届美国总统的任期—弗拉基米尔？普京都掌管着这个全球国土面积最大、自然资源丰富的世界第二大核武器国家。然而，对于普京的真实身份各方仍然争论不休。菲欧娜？希尔（Fiona Hill）和克利福德？加迪（Cifford Gaddy）[译者注：美国最权威研究机构之—布鲁金斯学会的两名专家
] 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上颇有建树，正如本书所说，尽管从成长经历和早期事业生涯来看，普京是典型的苏联人，然而，他却不再是“普京同志”，而成为了“普京先生”。普京与过去二十年间在俄罗斯迅速崛起的资本家们达成了协议—他们支持他夺取政治权利，而他则帮助他们积累财富。于是在“俄罗斯集团”和它的“裙带资本家”之间建成了菲欧娜和克利福德笔下的“非法防护罩”。不止如此，普京还鼓励政府官员，尤其是那些权力部门（其中就包括普京之前所属的情报部门）敛集私人财产。苏联也存在高层腐败的现象，但是与所有企业一样，它是由国家垄断的，然而今天，俄罗斯内部却出现了一种不正当的公私合营关系。
普京出生时的那个国家和现在他领导下的这个国家信仰体系已经全然不同。那时的苏联对“民族资本主义者”嗤之以鼻，将宗教视为“人民的鸦片”，同时将自己的追随者们称为全球运动的先锋队。然而，普京却并不是任何一种体系的信徒—他赞颂祖国俄罗斯，信奉东正教，并且将国家的未来寄望在前苏联的基础上。
菲欧娜和克利福德证实，普京奉行“俄罗斯例外主义”—这一点符合他的政治抱负和议题。这是一种很原始的意识形态，可以追溯到19世纪，当时的亲斯拉夫派对神秘的俄罗斯人精神和俄罗斯在欧亚大陆的宿命论坚信不疑，俄罗斯例外主义就来源于这种信念。普京在一次备受误解的著名发言中痛惜道，“（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译者注：地缘政治是政治地理学中的一种理论。它根据各种地理要素和政治格局，分析和预测世界或者地区范围的战略形势和有关国家的政治行为。
]灾难”并不是苏联解体，而是苏俄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初走向衰弱。这种观点，连同他的其他一些观点在内，都受到了众多民族主义历史学家和电影制作人尼基塔？米哈尔科夫（Nikita Mikhalkov）的影响。尼基塔？米哈尔科夫在奥斯卡获奖电影《烈日灼身》（Burnt by the Sun）中对斯大林主义进行了有力的控诉，因而闻名西方。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普京寻求“俄罗斯意识”的做法表明普京与沙皇之间存在某种共同点—他们都认为俄罗斯迫切需要一位最高领导人。克里姆林宫并不缺少诸如分权、控制和制衡这样的观点。斯大林被尊称为大帝（vozbd’，意思与Der führer和Il Duce相近[译者注：Der führer和Duce都是元首、首领的意思，Der führer为德国元首希特勒的自称，Duce则为意大利法西斯统治时期对墨索里尼的称呼。
]），即便是鲍里斯？叶利钦—这位与普京相比各方面都更希望改革的人—也习惯用沙皇（tsarstvovat’）来称呼自己。
如菲欧娜和克利福德所说，“普京”非常小心地避免使用这些言语。原因有几点，首先，他曾经当过步兵，做过克格勃的中级官员，这些经历使他习惯于安静地躲藏在伪装之下。其次，如果你曾是一名情报人员，如今成了国家的“第一人”（这是普京在他的准自传中采用的头衔），你就没有必要每天说大话—因为权力已然在你的手上。因此，尽管在普京眼里谁也无法和他平起平坐，他仍旧要求同僚们称呼自己“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尔洛维奇”，或者更为正式一些的“普京先生”。
即便是位居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Dmitry Medvedev）“之下”，担任总理的四年间，他也无可争议地位于“垂直权力体系”的顶端。普京连同“主权民主”一起，将那些话转化成了决心。总体来说，他成功地操控着软弱的议会，威吓或者拉拢政治对手，恐吓甚至监禁敌人，而且还掌控着大多数媒体的舆论导向。
然而，普京对他所建立起的这个系统的掌控权既不是绝对的、也无法确保永不失去。菲欧娜和克利福德进行了细致研究，并提供了有说服力的证据，来指出他的弱点—渐渐无法满足俄罗斯人民的需求。
这很大程度上是结构的问题—垂直权力体系中出现了一种反常的零增长动态（即此消彼长）。当权力过度集中在顶峰，那么最基层也就会被削弱，而人民恰恰需要倚仗基层政府的有效统治。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2004年9月发生的惨剧。当时车臣的恐怖分子在北高加索地区挟持了一千多人，其中大多数是学生。事发之后，在场的当地官员和SWAT团队墨守成规，坚持等待总统指示。结果导致三百多名人质死亡，其中包括近两百名学生。这就是“别斯兰人质事件”。
除此之外，身为领导人，恃权而骄的普京也带有些许自我强迫的成分。他要求俄罗斯的每一个公职人员对他负责。然而，当轮到他对国民负责时，他有时候也会发表一些反应迟钝、闪烁其词的言论。其中一次便发生在2000年8月，他没能解救那些被困在“库尔斯克”号里的船员们。
当时有很多人指责普京过于冷漠，对国家缺乏关心。十几年之后，公众对普京的评判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们指责普京想当然地认为自己能够获得公众支持，并且过于将权力集中在个人手中。2011年9月24日，他发布了一项声明，表示自己即将从梅德韦杰夫手中重新接过总统的权杖，就像这样的事情完全可以凭他一己之力决定。正如菲欧娜和克利福德所述，“普京的个人政治名声正在走下坡路”。于是接下来的几个月内，反对者们渐渐冒出来，他们打着“没有普京的俄罗斯”的旗号，进行大规模游行，并在2012年产生了巨大反响。
我会用两种个人观点来评价这本精彩的著作。
首先，菲欧娜和克利福德证明了普京在很多方面都独树一帜，他们详细分析了这位俄罗斯领导人的言论和政策，使我们能够深入了解“普京主义”。
近期，一些评论家开始将“普京主义”的标签贴在前苏联边境西边的某位领导人身上—匈牙利总理维克托？欧尔班（Victor Orban）。欧尔班曾是一位合法选举的改革者，如今正在走向极权主义。现在，北约和欧盟的成员国有所更新，在这样的背景下，那些跨大西洋民主共同体国家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我敢这样说，普京主义的幽灵已经缠上了欧洲—也正是这样的趋势，使得菲欧娜和克利福德所写的这本书更具时效性，也更有价值。
我的第二点个人评价是，菲欧娜和克利福德的书，启发深刻、见解独到、分析与论证充分。20世纪90年代我在国务院工作了8年，专门负责处理美国与俄罗斯的关系。以我的经验来看，这本书当得起这样的评价。还在国务院的时候我就认为，未来历史学家们对叶利钦的评价一定会比那个时期的前辈们要仁慈，即使在俄罗斯也一定如此。时至今日，我仍然坚持这一观点。无论是个人性格还是政策战略方面，叶利钦都有其失败、极端以及有缺陷的地方。因为酗酒和心脏病，叶利钦政权变得更加动荡，俄罗斯的前途也更加灰暗。但是我仍然相信，总有一天叶利钦会获得应有的褒奖。毕竟是他选择放弃了共产主义，他承诺开放社会和媒体，与西方世界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并且促进了苏联的和平解体。世界都应该铭记，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国家拥有成千上万的核武器，她本可以选择走南斯拉夫的老路。
不得不说，俄罗斯本土发展起来的普京主义也是叶利钦的遗产之一。这不仅仅是因为叶利钦将普京任命为自己的接班人，还因为—正如菲欧娜和克利福德所说的那样—普京主义是应对叶利钦统治时期国家贫困现状的对策，同时也是应对苏联解体的方式。
我曾经与普京打过交道，每次见到他时，他都身处不同的职位—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国家总理、代总统，国家总统。这些职业经历让他最终从幕后走上了俄罗斯政权的最高峰。菲欧娜与克利福德对普京的描述真实而准确，普京的确将情报间谍技术以及招募间谍的技能应用在了自己的治国方式之中。举个例子来说，我记得第一次与普京会面的时候，他就明确地告诉我，他已经研究过我的档案，并且递给我一位20世纪的诗人的资料—我的研究生论文论述的正是这位诗人。在我看来，这绝不是赞美而是一种警告，就像在说：“你的一切，我们都了如指掌。”
2000年6月的时候，比尔？克林顿以总统身份最后一次访问俄罗斯，与普京进行唯一的一次双边峰会。这位克里姆林宫的新任领导人冷峻、自负，对只剩下一个月总统任期的克林顿表现出自视甚高的姿态。克林顿希望两国在外交以及国家安全问题上能有进一步合作，但是普京礼貌而坚决地拒绝了这一提议。这次会议普京就是想证明，比起上一任俄罗斯总统，他更强硬、精力更旺盛，也更加自信，并且在他的统治之下，俄罗斯也会更加强大、繁荣。
普京同样也拒绝了克林顿为俄罗斯国内发展提供帮助的提议。在去机场的路上，克林顿突然决定去拜访鲍里斯？叶利钦。当时叶利钦正住在莫斯科郊外的一幢别墅中。“鲍里斯，”克林顿对他说道，“民主是你与生俱来的一种信仰。你从骨子里获得了俄罗斯民众的信任。你是真正的民主主义者，也是一位真正的改革家。但我不确定普京身上有这些东西，也许他是有的，只是我没有看到。你还是多多关注一下普京吧，不要让他误入歧途。不管他是否意识到这一点，普京都很需要你，真的特别需要你，俄罗斯也同样需要你。你改变了这个国家，鲍里斯。不是每一位领导人都会对国家产生这样的影响，但是你做到了，你是俄罗斯的幸运，也是世界的幸运。我很荣幸与你相交。我们曾经一起做过很多事情，一起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时期，但我们都没有放弃。我们所做的正确的事情一定会长存于世，这大部分都是你的功劳。因为有些事情对你来说更难做抉择。我是知道的。”
“谢谢你，比尔。”鲍里斯回答道，“我明白。我明白你所说的一切，我会慎重考虑的。”
“我相信你会的，鲍里斯。”克林顿接着说，“因为我知道你这里的想法。”说着他轻轻拍了拍叶利钦的胸口。
在那之后，回想起鲍里斯这位老朋友的政绩，克林顿感慨道：“我们会想念他。”大多数的俄罗斯民众都曾经历过叶利钦时代的动荡和穷困，而现在，正有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迫不及待地希望看到普京时代的未来。
布鲁金斯研究所所长 斯特罗布？塔尔博特
美国华盛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