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军队是一两天内就会到的;三件事——住的地方,困的稻草,吃的东西,必须立刻想法。是一师兵呢,不是玩的。住,还有办法,四乡茧厂和寺庙,都可以借一借;困的稻草,有点勉强了;就是“吃”没有办法。供应一万多人的伙食,就算一天罢,也得几千块钱呀!自从甲子年③以来,镇上商会办这供应过路军队酒饭的差使,少说也有十次了;没一次不是说“相烦垫借”,然而没一次不是吃过了揩揩嘴巴就开拔,没有方法去讨。向来“过路”的军队,少者一连人,至多不过一团,一两天的酒饭,商店公摊,照例四家当铺三家钱庄是每家一百,其余十元二十元乃至一元两元不等,这样就应付过去了。但现在当铺只剩一个,钱庄也少了一家(新近倒闭了一家),出钱的主儿是少了,兵却多,可怎么办呢?听说商会讨论到半夜,结果是议定垫付后在“国难捐”项下照扣。他们这一次不肯再额外报效了!
到第二天正午,“两脚新闻报”跑来对我说道:
“气死人呢!总当作是开出去帮助十九路军打东洋人,哪里知道反是前线开下来的。前线兵多,东洋人有闲话,停战会议要弄僵,所以都退到内地来了。这不是笑话?”
听说不是开出去打东洋人,我并不觉得诧异;我所十分惊佩的是镇上的小商人办差的手腕居然非常敏捷,譬如那足够万把人困觉的稻草在一夜之间就办好了。到他们没有了这种咄嗟立办的能力时,光景镇上的老百姓也已流徙过半罢?——我这么想。
又过了一个下午又一夜,县里的电话又来:说是那一师人临时转调海宁,不到我们镇上来了。于是大家都松一口气:不来顶好!
却是因为有了这一番事,商会里对于“国难捐”提出了一个小小的交换条件——不是向县里或省里提出,而是向本镇的区长和公安局长。这条件是:年年照例有的“香市”如果禁止,商界就不缴“国难捐”。
“香市”就是阴历三月初一起,十五日为止的土地庙的“庙会”式的临时市场。乡下人都来烧香,祈神赐福,——蚕好,趁便逛一下。在这“香市”中,有各式卖耍货的摊子,各式打拳头变戏法傀儡戏髦儿戏等等;乡下人在此把口袋里的钱花光,就回去准备那辛苦的蚕事了。年年当这“香市”半个月工夫,镇上铺子里的生意也联带热闹。今年为的地方上不太平,所以早就出示禁止,现在商会里却借“国难捐”的题目要求取消禁令,这意思就是:给我们赚几文,我们才能够付捐。换一句话说:我们可生不出钱来,除非在乡下人身上想法。而用“香市”来引诱乡下人多花几文,当然是文明不过的办法。
“香市”举行了,但镇上的商人们还是失望。在饥饿线上挣扎的乡下人再没有闲钱来逛“香市”,他们连日用必需品都只好拼着不用了。
我想:要是今年秋收不好,那么,这镇上的小商人将怎么办哪?他们是时代转变中的不幸者,但他们又是彻头彻尾的封建制度拥护者;虽然他们身受军阀的剥削,钱庄老板的压迫,可是他们惟一的希望就是把身受的剥削都如数转嫁到农民身上。农民是他们的衣食父母。他们盼望农民有钱就像他们盼望自己一样。然而时代的轮子以不可阻挡的力量向前转,乡镇小商人的破产是不能以年计,只能以月计了!
我觉得他们比之农民更其没有出路。
(原载1932年8月1日《现代》第1卷第4期)
①国联调查团:1932年4月,国际联盟派英国贵族李顿(V Lytton)率调查团来我国东北调查“九一八”事件。
②甲子年:这里指1924年。这年9月,曾发生齐卢战争(或称江浙战争)。
③黄警顽:上海市人,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所职员。
我所见的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那年,我在K府中学读书。校长是革命党,教员中间也有大半是革命党;但这都是直到K府光复以后他们都做了“革命官”,我们学生方才知道。平日上课的时候,他们是一点革命色彩都没有流露过。那时的官府大概也不注意他们。因为那时候革命党的幌子是没有辫子,我们的几位教员虽则在日本留学的时候早把辫子剪掉,然而他们都装了假辫子上课堂,有几位则竟把头发留得尺把长,连假辫子都用不到了。
有一位体操教员是台州人,在教员中间有“憨大”之目。“武汉起义”的消息传来了以后,是这位体操教员最忍俊不住,表示了一点兴奋。他是唯一的不装假辫子的教员。可是他平日倒并不像那几位装假辫子教员似的,热心地劝学生剪发。在辛亥那年春天,已经有好几个学生为的说出了话不好下台,赌气似的把头发剪掉了。当时有两位装假辫子的教员到自修室中看见了,曾经拍掌表示高兴。但后来,那几位剪发的同学,到底又把剪下来的辫子钉在瓜皮帽上,就那么常常戴着那瓜皮帽。辫子和革命的关系,光景我们大家都有点默喻。可是我现在不能不说,我的那几位假辫子同学在那时一定更感到革命的需要。因为光着头钻在被窝里睡了一夜何等舒服,第二天起来却不得不戴上那顶拖尾巴的瓜皮帽,还得时时提防顽皮的同学冷不防在背后揪一把,这样的情形,请你试想,还忍受得下么,还能不巴望革命赶快来么?
所以武汉起义的消息来了后,K府中学的人总有一大半是关心的。那时上海有几种很肯登载革命消息的报纸。我们都很想看这些报纸。不幸K城的派报处都不敢贩卖。然而装假辫子的教员那里,偶尔有一份隔日的,据说是朋友从上海带来的,宝贝似的不肯轻易拿给学生们瞧,报上有什么消息,他们也不肯多讲。平日他们常喜欢来自修室闲谈,这时候他们有点像要躲人了。
只有那体操教员是例外。他倒常来自修室中闲谈了。可是他所知道的消息也不多。学生们都觉得不满足。
忽然有一天,一个学生到东门外火车站上闲逛,却带了一张禁品的上海报。这比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还哄动!许多好事的同学攒住了那位“哥伦布”盘问了半天,才知道那稀罕的上海报是从车上茶房手里转买来的。于是以后每天就有些热心的同学义务地到车站上守候上海车来,钻上车去找茶房。不久又知道车上的茶房并非偷贩违禁的报,不过把客人丢下的报纸拾来赚几个“外快”罢了。于是我们校里的“买报队”就直接向车上的客人买。
于是消息灵通了,天天是胜利。然而还照常上课。体操教员也到车站上去“买报”。有一次,我和两三个同学在车站上碰到了他,我们一同回校;在路上,他操着半乡音官话的“普通话”忽然对我们说:
“现在,你们几位的辫子要剪掉了!”
说着,他就哈哈大笑。
过后不多几天,车站上紧起来了,“买报”那样的事,也不行了。但是我们大家好像都得了无线电似的,知道那一定是“著著胜利”。城里米店首先涨价。校内的庶务员说城里的存米只够一月,而且学校的存米只够一礼拜,有钱也没处去买。
接着,学校就宣布了临时放假。大家回家。
我回到家里,才知道家乡的谣言比K城更多。而最使人心汹汹的是大清银行的钞票不通用了。本地的官是一个旗人,现在是没有威风了,有人传说他日夜捧着一箱子大清银行的钞票在衙门上房里哭。
上海光复的消息也当真来了。旗人官儿就此溜走。再过一天,本地的一个富家儿——出名是“傻子”而且是“新派”,——跑进小学校里拿一块白布被单当作旗挂在校门口,于是这小镇也算光复了!
这时也就有若干人勇敢地革去了辫子。
我所见的辛亥革命就这么着处处离不了辫子。
(原载1933年10月1日《中学生》第3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