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家有一位常来的“丫姑老爷”,——那女人从前是我的祖母身边的丫头,我想来应该尊他为“丫姑老爷”庶几合式,就是怀着此种希望的。他算是乡下人中间境况较好的了,他是一个向来小康的自耕农,有六七亩稻田和靠二十担的“叶”。他的祖父手里,据说还要“好”;帐簿有一叠。他本人又是非常勤俭,不喝酒,不吸烟,连小茶馆也不上。他使用他的田地不让那田地有半个月的空闲。我们家那“丫小姐”,也委实精明能干,粗细都来得。凭这么一对儿,照理该可以兴家立业的了;然而不然,近年来也拖了债了。可不算多,大大小小百十来块罢?他希望在今年的“头蚕”里可以还清这百十来块的债。他向我的婶娘“掇转”二三十元,预备趁这时桑叶还不贵,添买几担叶。(我们那里称这样的“期货叶”为“赊叶”,不过我不大明白是否这个“赊”字。)我觉得他这“希望”是筑在沙滩上的,我劝他还不如待价而沽他自己的二十来担叶,不要自己养蚕。我把养蚕的“危险”的原因都说给他听了,可是他沉默了半晌后,摇着头说道:
“少爷!不养蚕也没有法子想。卖叶呵,二十担叶有四十块卖算是顶好了。一担茧子的‘叶本’总要二十担叶,可是去年茧子价钱卖到五十块一担。只要蚕好!到新米收起来,还有半年;我们乡下人去年的米能够吃到立夏边,算是难得的了,不养蚕,下半年吃什么?”
“可是今年茧子价钱不会像去年那样好了!”
我用了确定的语气告诉他。
于是这个老实人不作声了,用他的细眼睛看看我的面孔,又看看地下。
“你是自己的田,去年这里四乡收成也还好,怎么你就只够吃到立夏边呢?而且你又新背了几十块钱债?”
我转换了谈话的题目了。可是我这话刚出口,这老实人的脸色就更加难看,——我猜想他几乎要哭出来。他叹了口气说:
“有是应该还有几担,我早已当了。镇里东西样样都贵了,乡下人田地里种出来的东西却贵不起来,完粮呢,去年又比前年贵,——一年一年加上去。零零碎碎又有许多捐,我是记不清了。我们是拼命省,去年阿大的娘生了个把月病,拼着没有看郎中吃药,——这么着,总算不过欠了几十洋钿新债。今年蚕再不好,那就——”
他顿住了,在养蚕这一项上,乡下人的迷信特别厉害,凡是和蚕有关系的不吉利字面,甚至同音字,他们都忌讳出口的。
我们的谈话就此断了。我给这位“丫姑老爷”算一算,觉得他的自耕农地位未必能够再保持两三年。可是他在村坊里算是最“过得去”的。人家都用了羡妒的眼光望着他:第一,因为他不过欠下百十来块钱债,第二,他的债都是向镇上熟人那里“掇转”来,所以并没花利息。在这一点上,不能不说这位聪明的“丫姑老爷”深懂得“理财”方法,便做一个财政总长好像也干得下:他仗着镇上有几个还能够过得去的熟人,就总是这里那里十元二十元地“掇”,他的期限不长,至多三个月,“掇”了甲的钱去还乙,又“掇”了丙的钱去还甲,这样用了“十个缸九个盖”的方法,他不会到期拖欠,他就能够“掇”而不走付利息的“借”那一条路了;可是他的开支却不能不一天一天大,他的进项却没法增加,所以他的债终于也是一年多似一年。他是在慢性地走上破产!也就是聪明的勤俭的小康的自耕农的无可避免的命运了!
后来我听说他的蚕也不好,又加以茧价太贱,他只好自己缫丝了,但是把丝去卖,那就简直没有人要;他拿到当铺里,也不要,结果他算是拿丝进去换出了去年当在那里的米,他赔了利息,可是这掉换的标准是一车丝换出六斗米,照市价还不到六块钱!
东南富饶之区的乡下人生命线的蚕丝,现在是整个儿断了!
然而乡下人间接的负担又在那里一项一项地新加出来。上海虽然已经“停战”,可是为的要“长期抵抗”,向一般小商人征收的“国难捐”就来了。照告示上看,这“国难捐”是各项捐税照加二成,六个月为期。有一个小商人谈起这件事,就哭丧着脸说:
“市面已经冷落得很。小小镇头,旧年年底就倒闭了二十多家铺子。现在又加上这国难捐,我们只好不做生意。”
“国难!要是上海还在那里打仗,这捐也还有个名目!”
又一个人说:我认识这个人,是杂货店的老板。他这铺子,据我所知,至少也有三十年的历史;可是三十年来从他的父亲到他手里,这铺子始终是不死不活,若有若无。现在他本人是老板,他的老婆和母亲就是店员;——不,应该说他之所以名为老板,无非因为他是一家中惟一的男子,他并不招呼店里的事情,而且实在亦无须他招呼;他每天的生活就是到处跑,把镇上的“新闻”或是轮船埠上客人从外埠带来的新闻,或是长途电话局里所得的外埠新闻,广播台似的告诉他所有的相识者,——他是镇上义务的活动“两脚新闻报”。此外,他还要替几个朋友人家帮衬婚丧素事,甚至于日常家务。他就是这么一位身子空,心肠热的年青人。每天他的表情最严肃的时候,是靠在别家铺子的柜台上借看那隔天的上海报纸。
当时我听了他那句话,我就想到他这匆忙而特别的生活与脾气,我忍不住心里这么想:要是他放在上海,又碰着适当的环境,那他怕不是鼎鼎大名交际博士黄警顽②第二!
“能够只收六个月,也就罢了;凶在六个月期满后一定还要延期!”
原先说话的那位小商人表示了让步似的又加这一句。我就问道:
“可是告示上明明说只收六个月?”
“不错,六个月!期限满了以后,我们商会就捏住这句话可以不付。可是他们也有新法子;再来一个新名目,——譬如说‘省难捐’罢,反正我们的‘难’天天有,再多收六个月的二成!捐加了上去,总不会减的,一向如此!”
那小商人又愤愤地说。他是已经过了中年还算过得去的商人,六个月的附捐二成,在他还可以忍痛应付,他的愤愤和悲痛是这附捐将要永远附加。我们那位“两脚新闻报”却始终在那里哗然争论这“国难捐”没有名目。他对我说:
“你说是不是:已经不打东洋人了,还要来抽捐,那不是太岂有此理?”
“还要打呢!刚才县里来了电话,有一师兵要开来,叫商会里预备三件事:住的地方,困的稻草,吃的东西!”
忽然跑来了一个人插进来说。于是“国难捐”的问题就无形搁置,大家都纷纷议论这一师兵开来干什么。难道要守这镇么?不像!镇虽然是五六万人口的大镇,可是既没有工业,也不是商业要区,更不是军事上形胜之地,日本兵如果要来究竟为的什么?有人猜那一师兵从江西调来,经过湖州,要开到“前线”去,而这里不过是“过路”罢了。这是最“合理”的解释,汹汹然的人心就平静了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