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仑纳，是瑞典境内拉普文化的发源地。一百年前，聚居于此的，纯粹是拉普人。近年以来，由于基仑纳矿产丰富，已逐渐成为开采矿山的工业城市，目前人口有两万七千余人，其中百分之十是拉普人。就在距离基仑纳十五里处，有一个唤作“Jukkasjarvi”的小村落，是拉普人经常出入的地方。
到Jukkasjarvi村去的那个早上，天气阴寒，霏霏细雨纷纷飘落。
整个小村落，好似睡着了一般，异常地清冷、空寂。路上行人寥寥无几，他们身上的衣着，和平常人无异，看不出丝毫的“拉普味”。后来，到村落里的“拉普族博物馆”去参观，才算有了一点“小收获”。
该博物馆从各方面搜集了有关的文物和资料，借以反映拉普族的历史和生活面貌。这些固定不变的死板资料，固然可以增加我对拉普族的基本认识，但却不是我感兴趣的，我的兴趣仍在于探索现存拉普人的内心世界。
博物馆旁边附设一间商店，出售拉普人制作的各种手工艺品，诸如驯鹿皮包、皮鞋、地毯、木刻品、铜雕物等。这间商店也兼售饮料。掌管店务的，是个廿来岁的女孩，深褐色的头发，松松地覆盖在一张圆圆胖胖的脸上，双颊鼓突鼓突的，让人联想起饱满的水蜜桃。这是一个异常和气的女孩子，阔阔的嘴，老是弯弯地挂着一串恬然的笑意。
我坐在桌边，唤了一杯咖啡，慢慢地啜饮。店里生意，清淡得很，和气的女孩，善意地朝我微笑。我把咖啡放下，随口搭讪：
“听说这个村落，是拉普族的大本营？”
“是的。”她点了点头，说，“村里的人口，有大半是拉普人。如果你在星期天早上到这儿来，便可以看到他们穿上传统的服装上教堂去。”
“我很想找几个拉普人来谈谈，你可知道他们通常在哪里出入吗？”我问。
她突然“噗噗”地笑了起来，在我愕然的注视下，她才微感赧然地止住了笑声，说：
“我就是拉普人呀！”
我吓了一跳。我早已根据书本的描述而径自在脑子里绘了一幅拉普人的图像：粗糙的皮肤、粗壮的身躯、大大的嗓子、大大的脚板。然而，眼前的她，虽谈不上清丽可人，但却是长得温温雅雅的，颇有教养的样子。
把我心里的感想坦白地告诉了她，她温柔地笑道：
“一般人都错误地把拉普族看作落后的原始民族，实际上，我们是一种具有独特文化的、适应性与独立性都很强的民族。你晓得吗，不论是过游牧生活还是过城市生活的拉普人，除了熟谙拉普文外，至少还能操其他两种北欧语言！”
“你们是在学校里学，还是在家自学的呢？”
“哦，政府在教育上有给予拉普族特别的照顾，分别在高山和平地设立拉普学校，提供免费教育，使那些随着父母过游牧生活的孩子不会因为生活的迁移不定而失去受教育的机会！我自己过去十多年来，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完成中小学教育的！”
“哦，这么说来，你以前所过的，都是游牧生活啰？”我饶富兴味地追问。
“是的，我是两年前中学毕业后才决定自个儿留在平地里找份工作来谋生的。”顿了顿，她继续说道，“我的另外八个兄弟姐妹，现在还是随着我的父母过游牧生活。我家总共有六百多头驯鹿，需要人手来看管。”
“那——他们现在迁移到哪儿去了？”
“现在是夏天，高山上绿草茂盛，他们已在那边搭好帐篷居住了。”
过了十多年无拘无束的游牧生活，骤然留在平地从事朝九晚五的工作，她是如何进行自我调整以适应这种全新的生活方式的呢？
“刚开始时，的确很不容易。过惯了游牧生活，我自己感觉到我像一匹野马，放任自在，山川平原，全都是属于我的；但是，来到平地后，生活的一切，全都受到了人为条规的约束，就好像有人用绳子来捆住我一样！”她露着粲然生光如珍珠般的白牙齿笑着说，“还有，以前过游牧生活时，终日劳动，身体结实得很，长年都不必找医生。到平地来生活了仅仅两年，我便因为缺乏劳动而整个人发胖了。现在，家里的人都叫我马铃薯哩！”
看了看她略呈矮胖的身材，我忍不住笑了起来。马铃薯，好个贴切的绰号！令我不解的是：她既然那么眷恋游牧生活，又为什么要离开呢？
“我有我的理想。”她垂下眼帘，声音轻柔如水，“我想上大学——我对研究语文很有兴趣。最靠近这里的一所大学，是在六百英里外的Umea市，我必须好好地工作几年，储蓄一点费用。”
这真是一个充满了朝气和理想的女孩。在拉普族里，像她这样的人，算不算是很独特的呢？
“到城市里来谋生的拉普人很多，但是，有意读大学的却不多。”她坦白地承认，“一般拉普人对于自己还没有建立足够的信心，同时，当地社会也还没有完全地接纳我们……”
谈到这儿，她突然站了起来，以抱歉的语调说道：
“对不起，时间到了，我必须准备关店了。在基仑纳有一间专为拉普人开设的旅舍，你可以去看看。喏，我现在把地址写给你……”
拿了写上地址的字条，我向她道谢、告别。在回返基仑纳途中，我耳畔一直响着她那句曳着遗憾语意的话：“当地社会也还没有完全地接纳我们……”
我决定第二天一早到她提及的那间旅舍去，希望能发掘更多有关的资料。
这家拉普人旅馆，一点儿也不难找。它就在基仑纳市中心处，建筑外形四四方方的，像个火柴盒子。职员清一色是拉普人，而前来投宿的，则是来自散居于挪威、瑞典和芬兰等国北部的拉普族。
接待处有两位职员，都是女性，她们正坐在那儿闲聊，看见推门进来的我，都极有礼貌地站了起来。我表明来意，年轻的那位，立刻热心地从柜台后面走了出来，温暖地握着我的手，说：
“来，我们到会客室去谈。”
就在会客室里，这位外表看起来书卷气极重的女孩克丝汀，坦率地向我倾吐了拉普族放弃传统的游牧生活而进入城市工作后，所面对的种种矛盾、痛苦。
现年十八岁的克丝汀，是个混血儿，父亲是瑞典人，母亲是拉普人。他们是在中学读书时认识的，两人结合时受到很大的压力——亲友百般阻挠，社会也拼命排斥，他们虽然不顾阻挠而勇敢地结合了，但遗憾的是，结婚八年以后，还是不得不痛苦地分道扬镳。
克丝汀带着一种“往事不堪回首”的神情，微蹙着眉，说道：
“长期以来迥然而异的生活方式形成了截然不同的思想。惯于游牧生活的母亲，崇尚大自然，喜欢大家庭，对孩子采取放任的教育方式；但是，过惯城市生活的父亲，喜欢的是物质的享受、小家庭，同时也严于管教孩子，不过，这些都可以通过互相的调整而彼此适应。真正说起来，造成他们婚姻失败的致命伤是社会无时不在的那种无形的压力。”
说到这里，她以上排牙齿紧紧咬住下唇，好似在压抑情绪的波动，好一会儿，她才继续说道：
“像我父母这类不为社会所接受的婚姻，实在太痛苦了。基本上，瑞典人都很看不起拉普人，认为拉普人全都是没有文化的山地人，因此，处处加以为难。在工作上，排挤他们；在语言上，侮辱他们。父亲自从娶了母亲后，社会生活便几乎断绝了。由于经常在外面受到别人冷言冷语的攻击，回到家后，父亲对于许多原本可以忍受的生活细节竟都忍不下来了。自我懂事以后，在我印象里，父母几乎没有一天不吵架的！你说，可悲吗？”
年纪轻轻的她，此刻竟露出了一种十分疲乏的神情。
许多“归化”城市的拉普人，发现拼命工作的结果还是得不到重视，得不到认同，整个人便变得自卑消极，甚至自暴自弃。有些意志薄弱的，发现自己适应不了，颓丧之余，便酗酒闹事，这更加深了当地人对拉普人的偏见与不满，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这家拉普人旅舍是在十五年前设立的。”克丝汀解释着说，“主要的目的是让苦闷的拉普人有个相聚的地方，使他们的精神有所寄托。在这里，我们说拉普话，写拉普文，谈拉普族所熟悉的一切，吃拉普人爱吃的驯鹿肉，卖拉普族自制的手工艺品。总而言之，拉普人一走进这里，便有一种回返家园的感觉。”
据我观察，拉普人的确是把这里当作他们的安乐窝的。在长长的走廊里，我看到他们倚在栏杆上，亲切地以拉普话交谈；坐在宽大的藤椅内，以自制的乐器吹奏属于他们的曲子。在这里，气氛是融洽的、温暖的；人与人的关系，是和谐的、平等的。没有鄙视，没有斗争，一片祥和，一片安宁。
然而，旅舍以外的世界，对于拉普人来说，却是陌生而冷酷的。他们为了适应时代的变迁，被迫放弃自己的传统生活，放弃自己文化的根，企图把自己融进当地的社会里，但是，费尽努力，发现自己还是水缸上面的一层油，硬是融不进去，那种被摒弃于门外的痛苦，实在不是他人所能体会、所能了解的！
接下来的两天，在基仑纳的咖啡馆、小食店、公共汽车站、公园里，我都见到好些外表邋遢而精神失去平衡的拉普人，他们或胡言乱语，或对天狂歌，或当众痛哭，或乞讨金钱……
在了解了他们痛苦不堪的内心世界后，对于他们，我心里的感受，是同情多于厌恶的。
唉，拉普人，这阙游牧民族的悲歌，究竟唱到什么时候才了结呢？
不老的阿尔卑斯山
我是在奥地利的工业大城林兹（Linz）上火车的，准备到首都维也纳去。
火车里，一节节车厢，好似一间间小房，宽敞、舒适。每节车厢，可以容纳六名乘客。
老人赫尔穆，便坐在我预订的那个车厢里。
我进去时，他正捧着一本厚厚的书在读；我进去后，他放下书本，对着我友善地微笑。
他头发极白、白极，闪闪发亮。脸色极红、红极，容光焕发。乍一看，觉得他像一座活的阿尔卑斯山。满头的银丝，是山顶不融的积雪；脸庞呢，是山腰，是山麓，温暖的春风，将白雪融掉了，露出了山泥的本色——赤红赤红的。
待我把行李安顿好了，赫尔穆便以纯正的英语开腔问道：
“是游客吧？”
点头称是。
“新加坡来的吧？”
居然没有把我当日本人！惊讶之余，好感与好奇，齐齐萌生。
问他怎么知道，他指了指我的小背包，我看了看，原来背包上面，清清楚楚地印着“新加坡制造”的字眼。
我们相视而笑。
“到奥地利来，多久了？”
“两天而已。”
“准备逗留多久呢？”
“十天左右。”我答，把拟好的行程表递给他看。
“好，好。”他一面看，一面点头，说，“因斯布鲁克为群山环绕，景色绝佳。萨尔斯堡是我们的艺术之都，有很丰富的文化遗产。维也纳呢，是古老的大城，是音乐的化身。”赫尔穆说话时，语调充满了一种国家与民族的自豪感，“实际上，奥地利的每一寸土地，都有着令人难以抗拒的魅力。你若爱好户外活动，我们有数不尽的山峰，让你登山，让你滑雪。我们也有算不完的湖泊，给你游泳，给你垂钓。如你性格好静，你可以天天泡在歌剧院里，去听、去看那百回不厌的歌剧。在维也纳，即连空气，也跳跃着音符啊！”
也许自小便受到音乐的熏陶，奥地利人说起话来，细声细气，彬彬有礼，和粗声大气的意大利人相比较，有天壤之别。
把这想法告诉赫尔穆，他显得很高兴。他说：
“在奥地利，耳濡目染，不爱音乐的人，是很少的。”
他把膝上的书合起来，放在一旁，准备和我长谈了。
“你知道吗，我年轻的时候，就曾梦想成为一名钢琴家。但是，我的父亲不同意，他对我说：‘儿呀，在维也纳学音乐，竞争强、压力大，你会觉得很辛苦的。再说，成了钢琴家以后，要靠音乐演奏来养家，也是很难的，因为呀，除了兴趣、天分和技巧外，还得靠运气。你必须不时地揣摩观众的心理，这样一来，每一道音符，都变成了生活的鞭子，把你鞭得喘不过气来，还有什么乐趣可言！’父亲的这番话，影响了我的一生。我放弃了成为钢琴家的念头，选择了机械工程学。”
在“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情况下，多数人是会放弃兴趣而选择面包的。赫尔穆的故事，并不新鲜。重要的是，他是否也对他的下一代说重复的“故事”？
“不。”他说，语音掷地有声，“我觉得我不应该以我现实的价值观来影响下一代对前途的选择。”
在潜意识中，赫尔穆希望他的儿子能选上音乐系，替他圆一圆他年轻时曾有过的梦。可是，事与愿违，他的两个儿子都不愿意用音乐去洗涤别人的灵魂，他们选择了解剖刀。
“说来有趣，孩子很小的时候，我便看出他们和我的不同了。”赫尔穆说，“我很怕血，吃鸡时，只敢吃鸡胸肉，其他带骨的部分，我连碰都不敢，因为我怕我会不小心把鸡骨里的血啃了出来。我的孩子呢，可不同啰。他们老爱争鸡骨来吃，不但啃得咯咯响，而且，还把骨髓吸得一干二净！”
父子两代，截然不同。
说起来，也不知道是幸还是不幸，我们只能创造生命，但却不能把性格和兴趣也一起遗传给下一代。
目前，赫尔穆的两个儿子，一个到美国去修读医学专科学位；另一个呢，娶了瑞士姑娘，“娶鸡随鸡、娶狗随狗”地移居到瑞士去了。
家里，两老对影成四。
“寂寞吗？”我多事地问。
“寂寞？”赫尔穆淡淡地微笑，“我的字典里，没有‘寂寞’这两个字。我今年六十八岁了，还时时刻刻感觉时间不够用。”
“你的时间，用在哪儿？”我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