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广州《随笔》赠阅未断，一九九二年第六期又准时寄到。我年增而精力减，可是对于不破费而送到眼前的，还是愿意翻开看看。收名人的文章不少，看了而引起沉思的是王西彦一篇，《焚心煮骨的日子》。据“编者按”，这是一本书名，共二十四章，写“文革”的回忆，这一期刊载的是书的第五第六两章和后记。第五章的题目是《三个死难者》（其实加上傅雷的夫人朱梅馥，是四个），指叶以群、李平心和傅雷。第六章的题目是《一个不识时务的老人》，指原名陈小航后来一贯用笔名的罗稷南。引起的沉思呢，很杂，想只说两种。由人生之道方面看，一种浅而明，是，用每“小”愈况法，比喻为一个人，荒唐，不会养生，以致惹来一场大病，险些死去，事过，就应该自己记住，并告诉子女，病时的情况，尤其病因的荒唐，以期此后不再病；此理甚明，也就用不着多费唇舌。我想说的是第二种，不浅而明的，是在只用暴力而不讲理的环境中，可否不走罗稷南的硬顶而不说假话的一条路，而走《诗经·大雅·烝民》说的一条路，“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甚至当戏唱，说假的比真的更像真的？问题很复杂，因为牵涉到“朝闻道”的“道”，所以就一言难尽；甚至是非也很难说。
佛门视妄语为大戒。常识呢，诚也是美德；但容许少数例外，比如对病危的人说病况，实就反而不合适。常识来于常，也是对付常的，所以碰到非常就要另说。“文革”的情况是非常，单就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的一群说，有不少人（或竟是绝大多数？），包括我在内，走的是明哲保身一条路。办法是：行动表示服从；少说话，非说不可就说假的。这就于理有亏、于德有损吗？说是，说不是，像是都不能斩钉截铁。难于论断，是因为心情很复杂。以下算作自省也好，想说说这个复杂。
复杂，要排个次序，姑且由亲及疏。也许由于“天命之谓性”？感到最亲的是生命，于是决定，或并未思索就选定，只要有办法，要争取能活下去。至于办法，上面说过，要演戏，即唱念做，观众所见，是萧恩或教师爷，下场，卸了装，回到蜗居才变成自己。这也许很苦吗？也不尽然，因为“保身”之前还有“明哲”。这明哲，化为处世之理，还可以分为远近。近的是从“政学系”那里学来的，是“对人说人话，对鬼说鬼话”。比如，对于监督我们（斯文）扫地、早晚请罪的红卫英雄，说“这样做并不好”是人话，说“我有罪，我有罪”是鬼话，我说鬼话，混过来，想到政学系的发明创造，还很得意。由政学系稍远就推到讲理是迂。还记得有个故事是讲这种情况的，那故事是：甲乙二人争论，甲说四七是二十八，乙说是二十七，相持不下，至于扭打，到县太爷那里打官司。县太爷判打甲三十大板，都逐出。甲不服，回来问责打的理由，县太爷说，“他已经荒谬到说四七是二十七，你还同他争论，不该打吗？”甲叹服。据此理，说假话，不讲理，也就有了理。由此理还可以再远推一步，是由《庄子·秋水》篇那里学来的，争论，认真，是想“藏之庙堂之上”，“留骨而贵”，我认为应该“宁其生而曳尾于涂（途）中”。就这样，我，还有不少人，就居然活过来，及见改革开放，欣赏电视屏幕上的时装表演，享受农林牧副渔的良好收成，等等。
这样说，与刚直的罗稷南相比，说假话混过来的，反而成为胜利者吗？也不能这样说，原因仍是心情很复杂，难得丁是丁，卯是卯。记得几年以前，写篱下闲谈式的文章的时候，我曾两次谈到这种心情。一次是收入《负暄琐话》的《王门汲碎》，谈房东李太太的轶事，其中一件就是“文革”中多次受批受迫，终于不承认她父亲王铁珊是贪官。我记这件事，当然是对这种刚正不阿的言行怀有深深的敬意。又一次是收入《负暄续话》的《直言》，篇末曾说：“还是想想直言与世故间的纠葛，就我自己说，其中是充满酸甜苦辣的……放弃直言而迁就世故，就要学，或说磨练。这很难，也很难堪，尤其明知听者也不信的时候。但生而为人，义务总是难于推卸的，于是，有时回顾，总流水之账，就会发现，某日曾学皇清某大人，不说话或少说话，某日曾学凤丫头，说假的。言不为心声，或说重些口是心非，虽然出于不得已，也总是哑巴吃黄连，苦在心里。”说苦，显然是因为，本来也是愿意刚直，不得已才转向明哲的。这明哲，虽然可以从政学系直到《庄子》那里取得一些安慰，但清夜自思，其中总含有世故甚至圆滑的成分，与罗稷南、李太太一流人的直道而行对照，就不能不感到惭愧。
那么，还是放大为人生之道，论之，如果视刚直为义，我们就该如孟老夫子所说，“舍生而取义”吗？有些人（就说是为数不多吧）这样做了，其结果之一是，想见到他们、应见到他们的人就不能见到了。至少为想见、应见的人们着想，明哲也许是可取的吧？
说了半天，还是不能跳到两难的夹缝之外，只好另找门路。其实也很简单，不过是有个不说假话也能活的天地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