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公，曾经是我在北师大工作期间指导过的博士研究生，悠忽已经10来年过去了，他已然成为论著颇丰的学者。他嘱我为他的新作《中国电影民俗学导论》写序，说实在的，我有些诚惶诚恐，自己对民俗、民俗学所知甚少，对电影民俗学更是不知所以，但师生情谊，理所应当，写上几句祝贺和介绍的话。
电影是民俗的一面镜子。影片中，婚殇嫁娶、灯笼火把、秧歌戏曲、皮影小调、朱门石狮、市井乡里，处处都是民俗生活的呈现。一方面，电影成为民俗的影像记载，而且是带有情感体验的影像记载；另一方面，民俗则为电影提供社会生活的斑驳质感，而且是具有时代特色、地域特色、人居特色的文化质感。电影与民俗的确水乳交融、相得益彰。无论是张艺谋的《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还是陈凯歌的《黄土地》、《霸王别姬》、《梅兰芳》，都以其鲜明的风俗特色，为“中国电影”带来了标志性的文化元素和文化识别。而一提到意大利电影、法国电影、西班牙电影、伊朗电影，我们脑子里都会浮现出各种鲜明的民俗风情，阿尔莫多瓦、黑泽明、多纳托雷、阿巴斯、林权泽等等，都是民俗电影的大师，民俗成为他们电影风格、电影个性、电影美学中最温暖而细腻的表达元素。
从这个意义上说，电影民俗学是一个有价值的研究领域。素材众多、意义重大，为电影美学、电影文化、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关系的思考，打开了新的路径。新鲜的研究选题不容易，而重要的有价值的新鲜选题就更难。博公的这个研究选择，应该说占得了很好的先机。这些年来，他自己将民俗学的考察以及他自己对传统文化的喜好相结合，将民俗学方法与电影观影经验相结合，将感性印象与理性分析相结合，对电影与民俗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和深入的研究，完成了这部洋洋洒洒的称之为“电影民俗学”的学术著作，既扩展了电影研究的新领域，也为读者理解电影提供了新视角。
据我多年的了解，史博公为人为学，都相当精细、认真同时又相当执著。读这本书，大概读者会感觉到他的纤细、绵密以及与之相伴的执拗。文如其人的判断，大致是有其道理的。所以，有人说，每个人就是一本书，其实每本书也都可以被看做一个人。博公的文字，行云流水、情感饱满，而深邃、简洁、开阔似乎则不是其最长。民俗，带有情感，成为电影民俗学，倒是很适合其研究的个性。
去过史博公在大运河畔的家，房间中陈设不少从旧货市场淘来的字画、窗棂、对联、桌椅，虽然房间因而显得多了几分沉暗，但的确有了一种时间和岁月的积淀。也许正是这种心境，促成了他用心去研究电影中的民俗，并把这种研究变成了电影民俗学。尽管研究仅仅是一种开创性的尝试，但我相信，这个开端，对于提升中国电影的民族文化气质，对于电影美学研究，都会带来学术上的推动作用。
2011-8-31
于清华大学“荷清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