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认为，评价一种文明，必须看它“能够生产什么样子的人，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他批评那些“被称作中国文明研究权威”的传教士和汉学家们“实际上并不真正懂得中国人和中国语言”。他说“要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纯朴的”，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和纯朴”，此外还有“灵敏”。
辜鸿铭还将中国人与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进行了对比，凸显出中国人的特征。他说，美国人博大、纯朴，但不深沉；英国人深沉、纯朴，却不博大；德国人博大、深沉，但不纯朴；法国人没有德国人天然的深沉，不如美国人心胸博大，也没有英国人的心地纯朴，却拥有这三个民族所缺乏的灵敏；只有中国人全面具备了这四种优秀的精神特质。辜鸿铭说，中国人给人留下的总体印象是“温良”，“那种难以言表的温良”。在中国人温良的背后，隐藏着他们“纯真的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中国人“过着孩子般的生活——一种心灵的生活”。
辜鸿铭对外国银行无好感。他说：“银行家是晴天把伞借给你，雨天又凶巴巴地把伞收回去的那种人。”这句话成了讽刺银行家的名言，被收进《英国谚语》。
辜鸿铭讽刺道：“二十世纪数学已经改良了，以前三三得九，现在则不然。我借洋款，三三得九变作三三得七；等我还洋款时，三三得九则变作三三得十一。”
辜鸿铭说：“洋人绝不会因为我们割去发辫，穿上西装，就会对我们稍加尊敬的。我完全可以肯定，当我们中国人西化成洋鬼子时，欧美人只能对我们更加蔑视。事实上，只有当欧美人了解到真正的中国人——一种有着与他们截然不同却毫不逊色于他们文明的人民时，他们才会对我们有所尊重。”
辜鸿铭一针见血地讽刺道：“什么是天堂？天堂就是在上海静安寺路最舒适的洋房里；谁是傻瓜？傻瓜就是任何外国人在上海不发财的；什么是侮辱上帝？侮辱上帝是说赫德总税务司为中国定下的海关制度并非至善至美！”
辜鸿铭曾这样评价张之洞、端方这两任湖广总督：“张文襄学问有余而聪明不足，故其病在傲；端午桥聪明有余而学问不足，故其病在浮。文襄傲，故其门下幕僚多伪君子；午桥浮，故其门下幕僚多真小人。”
辜鸿铭鄙夷“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而妄冀公卿”的读书人。他说：“今日中国不患读书人之多，而患无真读书人耳。”他更厌恶读书人的“傲”与“浮”：“学问有余而聪明不足，其病往往犯傲。聪明有余而学问不足，其病往往犯浮。傲则其学不化；浮则其学不固。其学不化则色庄，其学不固则无恒。色庄之至，则必为伪君子；无恒之至，则必为小人！”
20世纪初，辜鸿铭曾与外国友人逛上海的十里洋场。友人见沿街娼馆林立，惊异上海的妓女竟如此之多。辜解释道：“Prostitude者，Destitude也（卖淫者，穷也）。”
辜鸿铭主张纳妾，日籍夫人吉田蓉子去世后，辜又纳了年轻美貌的小脚女人碧云霞（辜为其从妓院中赎身）。他为纳妾辩护道：“许多西方人在谈中国官大人纳妾如何不道德。其实，这比那些开着小轿车，从马路上拾回一个女人消遣一夜后，次日凌晨又将其推到马路上的欧洲人，要无私和道德得多。纳妾的中国官大人可能是自私的，那么开小轿车的欧洲人不仅自私，而且是懦夫。”
萨摩雄次看书报甚久，辜鸿铭对他说：“你读得太多了，应该减少读书的时间，而增加一些冥想和思考。”
日本人安冈正笃将自己的作品送给辜鸿铭，辜问了他的年龄后说道：“四十岁之前不可著书。”萨摩雄次问何故，辜回答：“一个人无论他具有多么伟大渊博的知识，在四十岁之前都不可能悟出值得流传后世的思想，随着年龄的增长，往往会发现自己的著述中有许多地方令其懊悔不已。”并举了许多例证。多年后，萨摩得知安冈因其年轻时问世的著作而受到批驳和攻击时，更感到辜所言极是。
辜鸿铭到北大任教。当梳着小辫的辜走进教室时，学生们发出一片哄堂大笑。辜却平静地说道：“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闻听此言，学生们一片静默。
1915年9月初，辜鸿铭在北大的开学典礼上发言，大骂当时的政府和一些社会上的新事物。他说，现在做官的人，都是为了保持他们的饭碗。他们的饭碗，可跟咱们的不同，他们的饭碗大得很，里边可以装汽车、姨太太。又说，现在人做文章都不通，他们所用的名词就更不通，譬如说“改良”吧，以前的人都说“从良”，没有说“改良”，你既然已经是“良”了，你还“改”什么？你要改“良”为“娼”吗？
“五四”运动的两大口号是“科学”和“民主”。辜鸿铭相信科学，因此从来不骂科学，但对民主却是深恶痛绝。他曾在文章中将民主的英文单词“Democracy”改成了“Demoncrazy”，“Demon”意为“魔鬼”，而“crazy”则是疯狂。因此辜鸿铭认为，民主就是“魔鬼”+“疯狂”。
教学
李季回忆，1916年底蔡元培接掌北大之前，教授他们英文的教师C先生常以妓院为家，从不认真备课、上课，引起全班同学的强烈不满，因而强烈要求校长改聘辜鸿铭来给他们上课。为达到这一目标，他们罢课数周，最后迫使原校长点头应允。李季说：“自C去而辫子先生（指辜鸿铭）来，我们不啻‘拨开云雾见青天’。”
震瀛回忆，辜鸿铭常教他们读英文版的“千字文”：“DarkSkiesaboveTheYellowEarth（天地玄黄）……”音调整齐，口念足踏，全班合唱。学生们看着辜鸿铭的样子，觉得越发诙谐滑稽，故乐而忘倦。辜还常对他们说，《三字经》中有许多科学，开宗明义便说“性本善”，这是关于人生哲学的问题，与卢梭的论调相同；“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是数学；“白水火，木金土”是物理化学；“三纲五常”是伦理学；“天地人，日月星”是宇宙论、天文学……全书都是很有教导小学生价值的。
辜鸿铭讲课，每次总要讲“君师主义”。他说：“西洋有律师同警察，所以贫民不服，要起Bolshevism（布尔什维克主义）；中国历来有君主持各人外面的操行，有师管束内里的动机，所以平安。若是要中国平安，非实行‘君师主义’不可。”
辜鸿铭捍卫东方文化，曾对学生们说：“我们为什么要学英文诗呢？那是因为要你们学好英文后，把我们中国人做人的道理，温柔敦厚的诗教，去晓谕那些四夷之邦。”
辜鸿铭授课，第一堂课时，他让学生将讲义翻到pageone（第一页），等到上最后一堂课，他还是让学生将讲义翻到pageone，授课时间全在嬉笑怒骂中过去。
辜鸿铭曾为学生定下三条规矩：“第一，我进来时，你们要站起来，上完课我先出去，你们才能出去。第二，我向你们问话或你们向我提问，你们都要站起来。第三，我指定背的书，你们都要背，背不出来不能坐下。”
上辜鸿铭的课，学生最怕的还不是背诵，而是翻译。辜一次让学生将“天地玄黄，宇宙洪荒”译成英文，学生们听罢，个个抓耳搔腮。他还曾要求学生用英文翻译《三字经》《千字文》，学生们更是痛苦不堪。
辜鸿铭讲课诙谐幽默，讲到得意处，会忽然唱段小曲，或从长袍里掏出几颗花生糖大嚼，令人忍俊不禁。
每次去上课，辜鸿铭总带一童仆为他装烟倒茶。他坐在靠椅上，辫子拖着，一会儿吸烟，一会儿喝茶。学生着急地等待着他讲课，他却一点也不管，慢慢吞吞。
辜鸿铭讲英国诗，旁征博引，海阔天空，怪论迭出。他将英文诗分为三大类：国风、小雅和大雅，国风中又分为苏格兰风、威尔士风等七国风。他今天教“大雅”，明天讲“小雅”，后天则是洋“离骚”（弥尔顿的《悼亡友诗》）。在列举诗人的作品时，他常常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对照原文，竟一字不差，记忆力之惊人让所有学生都不得不为之折服。
辜鸿铭上课时经常跑题，信马由缰，针砭时弊，臧否人物。周作人回忆说：“他在北大教的是拉丁文等功课，不能发挥他的正统思想，他就随时随地想要找机会发泄。”
一次，辜鸿铭骂袁世凯，从上课铃响骂到下课铃响。北大学生总结出一条规律，绝不能跟辜先生提“袁世凯”，否则一堂课就报废了。
北大某毕业班的班长请辜鸿铭提供一张照片，贴在毕业簿的同学录中，作为纪念。结果，辜火冒三丈道：“我不是娼妓者流，何用照片？你们要是不吝惜经费，何不铸一座铜像作为纪念？”
李季等北大学生毕业时，纷纷穿上毕业服装。辜鸿铭见后说道：“娼妓最喜欢招摇过市，炫示自己的美丽，无论什么足以自炫的东西，她们总要表示出来给人看，所以叫做婊子。你们现在穿戴这样的衣帽，不独是堂堂乎张也，而且洋派十足，真是了不得！”
辜鸿铭25岁之后才开始研习中国文化，故授课时写别字，或字缺笔少划的事常有发生。一次，他讲《晏子春秋》时，将“晏”写成“宴”。学生指出错误后，他很尴尬，一边纠正一边自语：“中国汉字真讨厌，‘晏’与‘宴’不过把‘曰’字的部位换一下而已，字义就不同了。英语中就没有这样调皮捣蛋的。”有好事的学生马上接口道：“英语中也有。比如‘god（上帝）’倒过来就成了‘dog（狗）’了。”辜鸿铭听罢，一笑了之。
著名报人张友鸾记载，罗家伦是北大的“名学生”，辜鸿铭却反感他好出风头，不好好学英文，故上课时十有八回让罗家伦回答问题。罗的英文底子很差，有时胡乱回答一通，有时干脆就说“不知道”。有一回，辜听了罗的回答很不满意，当堂加以训斥，话说得很重。罗颇为难堪，站起来为自己辩解。辜大怒，拍着桌子说：“罗家伦！不准你再说话！如果再说，你就是WPT！”罗家伦被吓得愣住了，不再言语，但他却不知道“WPT”究竟作何解。一天，罗趁辜正讲得兴高采烈的时候，凑上前去问道：“上回老师不准我说话，骂我WPT。这WPT是什么意思，我到现在还不明白。请老师告诉我：这是哪句话的缩写？出在哪部书上？”辜一抡眼道：“你连这个都不知道吗？WPT，就是忘、八、蛋！”此言一出，全班同学哄堂大笑。罗家伦恨得牙痒，却无计可施。此后，“北大学生，没有一个不知道罗家伦就是‘WPT’的”。
1919年5月3日，罗家伦写信给当时的教务长马寅初和英文主任胡适，历数辜上课的种种恶行，如“次次总是鼓吹‘君师主义’”，“上课一年，所教的诗只有六首另十几行”，骂新诗，说不出英文诗的精神等。
一次，辜鸿铭问某学生问题，要求该生站起来回答，学生就是不起立，辜气得将他驱逐出教室。某生离开后，其余学生皆随之而去。辜怒道：“礼教果坠地无余矣！”遂辞去北大教职。
流变
在法国进修期间，辜鸿铭认识了一位对《易经》十分推崇的老教授。老教授认为《易经》是最有价值的经典。他认为黑格尔的理论是根据《易经》写出来的，黑氏却将之据为己有，说是自己首创，并批评《易经》的理论一文不值。老教授以不懂中文、不能通读《易经》为生平憾事，让辜回国后一定好好研习《易经》。辜鸿铭从此对《易经》产生了研究的兴趣，晚年自称“汉滨读易者”和“读易老人”。
1880年，辜鸿铭学成回到马来亚，被派到新加坡殖民地政府任职。当时他西服革履，短发油光可鉴，俨然一洋派博士。两年后，他遇到维新派人物马建忠。辜自述，与马“三日倾谈”，“使我再一次变成一个中国人”。他马上辞职回到槟榔屿，对辜家的家长、堂兄表示，愿意留发结辫，脱下洋服，着中国传统服饰。
在遇到马建忠之前，辜鸿铭读过的唯一中国文学作品，仅为翟里斯翻译的《聊斋志异》。马告诉他《聊斋》只是当朝一个落第秀才的笔记小说，算不上中国杰出的文学，劝他应该去读唐宋八大家的作品。与马一席长谈，他对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无限神往，开始“读五经诸子，日夜不释手。数年，遂遍涉群籍，爽然曰：“道固在是，不待旁求也”。通过研读传统文化，辜鸿铭对中西方文化产生了新的认识。他认为：“欧美主强权，骛外者也；中国主礼教，修内者也。言一时强盛，似优于中国，而图长治久安，则中国之道盛矣、美矣！”
1885年，辜鸿铭在厦门开往香港的船上遇到了广州候补知府杨汝树。杨被辜的识见辩才所折服，将其举荐给两广总督张之洞。
辜鸿铭第一次见到张之洞时，仍是着西装，辫子长得也不太像样，以至于张劈头问道：“你到底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并让他“赶紧脱掉西装，留辫子，学官话，做个像样的中国人”。
有某英国人知道辜鸿铭自小留学海外，对中国国学知之甚少，选了某经书中难懂的词句，前去考问他。辜被问得满脸通红，瞠目结舌，久久不能措一词。一时忌恨辜之人，均洋洋得意道：“我们现在已难倒辜汤生了！”受此刺激，辜鸿铭更加努力，倾力研读中国典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