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打成“江浙同乡会”骨干分子的孙冶方，详细叙述了“江浙同乡会”的由来：
“在我们同期毕业的同学中，除了回国工作的以外，大部分升到别的学校学习，极少数的人留校工作，我和云泽（乌兰夫）同志以及一个后来成为托派分子的秦树功被派到东方大学当翻译。继续学习的学生只发给津贴，有些到军校学习的，按红军士兵待遇，津贴特别少。我们做翻译工作的拿工资，有近百卢布，生活较好。因此在暑假开学前，有几个去初级军校的同学提出，在星期天敲我的竹杠，叫我买肉买菜做中国饭吃。这天，除约好的几位军校的同学外，董亦湘也来了，军事学院的陈启礼、左权同志也来了，挤了一屋子的人，把同房间的乌兰夫同志都挤了出去。正当我们热热闹闹地做饭时，中山大学学生公社主任王长熙从窗外经过，听到里面说话的都是江浙人，因此回校后同别人讲起，某些人聚集在某人房间呱啦呱啦讲的很热闹，像开‘江浙同乡会’似的（其实，其中陈启礼、左权两同志是湖南人）。这话传到中大支部局中国同志那里，便添油加醋，说成是董亦湘等在我房里成立了‘江浙同乡会’。”
把流言“添油加醋”当成证据，这是古今中外搞诬陷的惯用伎俩。盛岳这个王明教条宗派的“干将”对此并不忌讳：
“教务派被打败了，阿古尔受到了撤职离校的纪律处分。然而俞秀松、董亦湘等形成这一派系的中国学生核心人物还在中山大学。……流言说，他俩组织了一个江浙同乡会。这个说得煞有介事的同乡会，为陈绍禹及其战友提供了用来反对俞秀松、董亦湘及其追随者的有力武器。因为组织这种团体违背了党的组织原则，而无论如何这种据说是有的组织可以被扣上封建性团体的帽子，因而陈绍禹等人要求对它进行彻底调查。而我当时并不相信他曾正式存在过。不过，在权力斗争中，夸大其词的方法可谓屡见不鲜”。
“江浙同乡会”被炮制出笼后，应王明等人的要求，中大支部局开始调查“江浙同乡会”事件，而且请来苏联格伯乌（K·P·U）人员参加调查工作。他们轻信王明等人的汇报，并不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在第一次调查后就认定，“江浙同乡会”在中国学生中确实存在，并决定要严加惩办。
王明等人制造了“江浙同乡会”事件后，虽然得到了苏联方面的支持，但他们并不满足，还要借此事件提高他们在中国党内的地位。于是，他们又找到当时在苏联参加中共六大筹备工作的向忠发汇报说，有人在中山大学组织了“反革命”的“江浙同乡会”，应当引起中国共产党的高度注意。
听了王明等人的汇报后，向忠发不作调查，就来到中山大学就所谓的“江浙同乡会”发表了讲话。
向忠发认为：“江浙同乡会”是“反党小组织”，“他们的组织在党内秘密，有中央的组织，亦有各地支部的组织”，“他们与蒋介石有勾结，受蒋介石的经济帮助，还听说与日本领事馆有勾结”，“他们以后的出路不外：1.公开的反革命，投向蒋介石来屠杀工农；2.走到小资产阶级反动政党（如第三党）里去，反对C.P；3，留在党内捣乱破坏。”因此，必须“消灭其组织”，“对组织中领袖和中心人物予以严厉的制裁”，对积极分子应“开除党籍或留党察看”。
向忠发来中山大学讲话后，不但引起了学生中的极大混乱，人人自危，也使学校的处理手段更加严厉。在有格伯乌参加的第二次会议上，决定开除12名中国学生的党籍、团籍，并有四人被逮捕，一批学生遭到株连。
王明等人制造“江浙同乡会”事件，是在米夫的支持下进行的。米夫和王明一方面要利用“江浙同乡会”事件，打击中山大学内的反对派，巩固王明教条宗派在中山大学的地位；另一方面要通过“江浙同乡会”事件，扩大王明在中国共产党内的影响。
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
“六大”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唯一在共产国际直接指导下在国外召开的代表大会。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第一书记布哈林和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中山大学校长米夫一直参加了大会的组织工作。由于“六大”在莫斯科举行，大会文件的起草、翻译及服务工作需要一批人员，所以决定从中山大学抽调一部分人参加大会工作，这为米夫扩大王明在中国党内的影响创造了条件。在米夫的安排下，王明担任了“六大”秘书处翻译科主任。
参加中共六大是王明第二次参加党的代表大会。虽然他这次也不是大会正式代表，仍以工作人员参加大会的工作，但王明利用大会第二天（6月19日）通过的“中央指定的中山大学和东方大学参加大会的学生全部给以发言权”的机会，开始在会上进行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的夸夸其谈。
可是，王明的表演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相反引起了广大代表的抵制和反感。在6月23日大会主席团召开的第四次会议上，主席团讨论后决定：“鉴于中山大学和东方大学被指定参加大会的学生发言不切实际，主席团经过讨论决定：仍允许他们发言，但须告诉他们不要只重复理论，分配他们去各省代表团工作。”6月26日的主席团会议又作出决定：“中山大学和东方大学学生发言有时间就讲，没有时间就不再发言。”给洋洋自得的王明等人泼了一瓢冷水。
不过，有米夫这个靠山，王明就敢于表演。王明又抓住所谓的“江浙同乡会”在“六大”做起文章。
据参加中共六大的张国焘回忆：“中共六次大会开会的时候，向忠发、陈绍禹等，逢人便说：‘中山大学，问题大得很，里面有一个国民党的江浙同乡会的小组织，参加的达一百五十多人’”
周恩来也指出：米夫在中共六大期间，“对向忠发极力地捧，利用他放炮，要他反‘江浙同乡会’等。在‘六大’会后，有的代表没有走，还召集了几个报告会，王明还报告了反‘江浙同乡会’的斗争”。
王明把反“江浙同乡会”作为自己的功绩到处宣扬，产生了十分恶劣的影响。中山大学的广大同学对这种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行径义愤填膺，纷纷向中共代表团和苏共中央反映申述，要求澄清事情真相。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是在1928年7月11日中共六大闭幕后，在19日召开的六届一中全会上，由参加会议的布哈林提议设立的。之后，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瞿秋白、张国焘和中共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驻农民国际代表邓中夏、余茂怀（余飞）、王若飞等五人，组成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是瞿秋白。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组成后，负责协调共产国际对中国党的领导，也参与对中山大学的管理。接到中山大学同学的申述之后，中共代表团负责人瞿秋白广泛听取了同学们的意见，又派中共代表团成员邓中夏、余飞前往中山大学调查真相。
可是，米夫、王明控制的支部局竟然不与合作，邓中夏和余飞与他们发生了争执。中共代表团又经共产国际秘书长柏金斯的同意，前往苏联格伯乌机关去查阅有关“江浙同乡会”的材料。但是，格伯乌机关只让中共代表团看了一次材料，便又以被开除的中国学生陈启礼、左权、尤赤、胡士杰、郭景惇等不服上诉为理由，拒绝中共代表团再次前往查阅材料，使中共代表团的调查工作无法深入进行。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代表团于1928年8月15日写信给联共中央政治局，表示了中共代表团对苏联当局处理“江浙同乡会”的不同意见。同时写信给中共中央，指出在一些江浙籍同学中，对某些问题意见一致，并不能说就是有组织的派别活动。
在广大同学的愤怒反对和中共代表团据理斗争之下，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联共监察委员会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组成了三方联合审查委员会来审理“江浙同乡会”事件，并于1928年秋，作出了并不存在“江浙同乡会”反动组织的结论。
后来在延安整风时，博古曾把这场因“江浙同乡会”引起的调查和抵制调查的斗争，称为王明宗派“反对中国党的第一战”。
“江浙同乡会”事件从出笼到利用向忠发以及米夫、王明亲自散播，又依靠苏联格伯乌的参与和镇压，使这场事件远远超出了中山大学内部中国学生的纠纷范围，不但在莫斯科的东方大学、列宁学院以及军事院校学习的一些中国学生被卷入了这场风波，而且在中国共产党内也造成了不良影响，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也参与了这一事件的处理。虽然最后的审理作出了并不存在“江浙同乡会”的结论，但是，“江浙同乡会”事件不仅影响了中国学生的正常学习生活，破坏了同学之间的团结，使一部分同学因此遭受打击和迫害，而且在以后仍然产生着消极的影响。
俞秀松后来被打成“托派”的证据之一，就是他“组织‘江浙同乡会’”；在三方联合审查委员会已经作出了不存在“江浙同乡会”的结论之后，王明教条宗派在反对“第二条路线联盟”斗争中，仍然给一些反对他们宗派活动的同学扣上“江浙同乡会”残余的帽子；甚至一些苏联的历史学家在今天，仍然认为中山大学的中国学生“存在着按省籍关系结合而成的不同派别”。
实际上，被诬为“江浙同乡会”主要成员的周达文是贵州人，陈启礼、左权是湖南人，而张闻天、沈泽民和博古等虽然是江浙人，却和“同乡会”的人观点不同。可见，并不是什么“按省籍关系结合而成的”派别。
王明对于自己策划了“江浙同乡会”事件并不隐瞒。在《中共五十年》一书中，他承认自己“积极反对托陈分子组织的所谓‘江浙同乡会’，并在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按照大会主席的决议作了《关于江浙同乡会的问题》的报告”。
六、“第二条路线联盟”
王明教条宗派虽然有米夫为其撑腰，又得到了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支持，但在中山大学广大学生中间仍很孤立。在会议上、墙报中、饭堂里，同学们激烈批评米夫、王明的派别活动，王明等人也制造出一顶顶的帽子扣在广大同学身上。
他们认为，中山大学存在着“江浙同乡会”、“江浙同乡会残余”、“工人反对派”、“先锋主义派”、“托洛茨基派”等各种各样的“反动派别”。这些“反动派别”在中共代表团的支持下，联合起来反对以支部局为首的“布尔什维克路线”，形成了反动的“第二条路线联盟”，必须对“第二条路线联盟”进行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从而使中山大学里的一批党团员遭受打击迫害，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主要成员也横遭诬陷。广大党团员为了维护党的独立自主，同王明教条宗派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一）“工人反对派”
中国大革命运动失败以后，由于中山大学的第一期学生已经毕业，在中山大学学习的国民党学生也纷纷离校回国，在校学生急剧减少。虽然环境险恶，按照原定计划招收的第三期学生还必须照常入学。
这时中山大学的办学宗旨已经发生了转变，强调招生时产业工人不得少于一半，而且中共中央为了在“白色恐怖”下保存革命力量，也有计划地把一批大革命时期的工人骨干送往中山大学学习。所以，第三期学生中有很大一批是出身于工人的同志。例如。后来被王明教条宗派称为“工人反对派”代表的李剑如，是上海三次工人起义的骨干；余笃三是武汉工人运动积极分子；吴福海也参加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在法国的一批华工也在这个时期进入了中山大学学习。
这批工人出身的学生进入中山大学学习，使中山大学内反对王明教条宗派的斗争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他们有丰富的实践斗争经验，对王明教条宗派自以为是、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的夸夸其谈最为反感，所以他们逐渐成了中山大学反对王明教条宗派的公开代表。他们“经常到大会上发言，公开批判支部局的错误行为。而且他们因为是工人出身，成分好，米夫一派不敢过分打击他们，所以胆子特别大，拥护他们的人很多。”
这批工人出身的学生进入中山大学，确实给王明等人的宗派活动带来了一定的困难，成为他们宗派活动的一个障碍。因为共产国际此时特别强调产业工人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意义，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共产国际就把工人出身的向忠发推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在关于中国革命的一系列指示中，共产国际都反复强调中国共产党无产阶级化的意义。因此，如何对待这批工人出身的学生，王明等人也颇费脑筋。
“他们披着天衣无缝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外衣，就足以使党支部局和学校当局陷于极大的窘境。”
王明教条宗派在这批工人出身的同学进入中山大学之初，也力图把他们拉过来控制为自己的势力。可是，由于学校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引起了广大同学的普遍不满，王明教条宗派依仗米夫的撑腰，利用中山大学支部局的权力发号施令、颐指气使的行为也引起了这些同学的反感。“王明经常以‘领导人’自居来参加‘中大’的大会、师生员工大会等，发表长篇大论，手捧经典著作，言必称马列主义，引经据典，以未来的‘中国列宁’的姿态出现在‘中大’同学的眼前，使人厌恶”。③特别是王明教条宗派对待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轻蔑态度，更使这些工人出身的学生不满。他们对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的瞿秋白、邓中夏等代表团成员有着特殊的敬重和爱戴，经常向瞿秋白等代表团成员反映情况和请教问题，对于王明教条宗派的派别活动也逐渐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