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6月15日，王明以“绍禹”的名字，在《向导》第5集第198期发表了《中国革命前途与革命领导权问题》。此文认为，蒋介石集团的叛变说明了资产阶级的反动，“南京国民党右派政府和武汉国民党左派政府，从它们的政府成分、一切政纲和一切行动看来，显然是两个不同阶级性的东西”，武汉政府是工农小资产阶级政权。王明的这种观点也正是当时共产国际对于南京政府和武汉政府的基本认识。时隔一个月后的“七·一五”反革命政变，证明了这种认识的幼稚和危害。
武汉“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之前，王明随同米夫和代表团由武汉返回苏联，于8月初到达莫斯科。
四、王明教条宗派的形成
1925年至1927年，中国的大革命曾在共产国际指导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得到迅猛发展。但是，由于当时的同盟军国民党内蒋介石和汪精卫集团先后叛变了革命，由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集团的联合力量过于强大，由于陈独秀右倾错误主张在中国共产党内占据了统治地位，结果导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最终失败。
王明同米夫及其代表团，正是在大革命失败前夕离开中国，返回苏联的。
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不去认真总结指导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而是把罪责全都推到陈独秀身上，认为大革命失败是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理论水平低，领导能力不强，又不能坚决服从共产国际指挥的结果。因此，他们认为，迫切需要培养出一批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忠于共产国际路线，完全听从共产国际指挥的“真正布尔什维克”。
其实，他们所要求的这种人，并不是真正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人，也不是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人，只能是背诵马克思主义词句，硬搬俄国模式，俯首听命共产国际指挥的教条主义者。
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之所以重视莫斯科中山大学，就是因为它是一所为中国革命培养政治理论骨干的学校。而且在中国大革命失败后，它实际上成了一所“高级党校”。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力图通过这所“高级党校”，培养出一批服从共产国际指挥的“真正布尔什维克”，来担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这个任务是由担任了中山大学校长的米夫来承担的。
而米夫能够升任中山大学校长，王明也尽了一臂之力。
1927年夏，中山大学校长拉狄克因参加托洛茨基反对派被解除了校长职务，由教务长阿古尔接替拉狄克任代理校长。
当时中山大学支部局书记是谢德尼可夫。阿古尔和谢德尼可夫之间由于在学校工作等问题上各执己见，对一些问题的认识有严重分歧，又各有一批支持者，从而形成了以阿古尔为首的“教务派”和以谢德尼可夫为首的“党务派”，两派经常发生争论。
中山大学第一期学生中，俞秀松、周达文、董亦湘等在学生中素有声望，学习成绩也很优异，曾经参加了教务处的一些工作；而第一期学生中的张闻天、沈泽民等在同学中也较有影响，他们曾经参加了支部局的一些工作。所以，一些中国学生也被卷入了这场“党务派”和“教务派”之争。
“党务派”和“教务派”在1927年6月底的学期总结会议上，就教务和党务工作等问题相互指责，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会议一连开了七天，争论双方也互不妥协。放暑假后，学生们都去莫斯科近郊的塔拉索夫卡休养地休假，卷入“党务派”和“教务派”之争的学生们仍然争论不休。
恰在此时，米夫和王明回到了中山大学。了解到“党务派”和“教务派”难解难分的争论，王明认识到这是控制中山大学权力的天赐良机。于是，王明向米夫献上了一箭双雕的妙计：首先应把没有卷入两派之争的“第三势力”争取过来作为自己的力量，然后联合“党务派”反对“教务派”，这样既可以掌握“党务派”，又可以打垮“教务派”，从而全面夺取中山大学的权力。
米夫采纳了王明的建议并取得了成功，搞垮了阿古尔为首的教务派。米夫由此正式升任中山大学校长，王明也因“献计有功”，“成了米夫言听计从的座上客，在米夫的家里也挂起了王明的相片来”。
杨尚昆也回忆说：“王明随米夫回校后，在群众面前夸夸其谈。周达文、俞秀松等瞧不起他，认为王明没有什么实际工作经验，就是乱吹。王明向米夫献策：掌握‘第三势力’，联合支部局派，打击教务派。结果，支部局派取得胜利，米夫升为中山大学校长，不久，又任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从此，王明成为米夫的心腹，他拉住张闻天、沈泽民等一起，受到共产国际的赏识。博古和我是同班同学，当时还没有机会和他们接近，算不上核心人物。”
王明协助米夫控制了中山大学的权力，使中山大学里的斗争出现了一个转折点。从1927年下半年起，王明在米夫的支持下，控制了中山大学支部局，逐步形成了以米夫为靠山、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宗派。他们在米夫的支持下进行了一系列的宗派活动。中山大学的纷争，从此也主要转入了广大党团员反对王明教条宗派的斗争。
1927年9月，中山大学首期学生毕业。伍修权和朱瑞等一批同学毕业后分别进入了莫斯科步兵学校和莫斯科克拉尔炮兵军官学校学习；俞秀松、周达文等一部分同学于11月进入列宁学院学习；王明、张闻天、王稼祥、沈泽民等一部分同学留校任教和做翻译工作，并参加了学校支部局的一些工作。
中山大学党支部局相当于学校的党委，领导全校的党团工作。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大部分国民党学生都返回了国内，留在学校的一部分也加入中共党团或联共党团，所以，中山大学后期的学生几乎都是党团员，从而使中山大学党支部局在学生中有重大影响。当时支部局书记由俄国人担任，但支部局的许多委员由中国同志担任。由于中共党员入中山大学后都转为联共候补党员，必须有两年的候补期才能转为联共正式党员，所以按照正常手续转为联共正式党员的只能是那些有两年候补期、毕业后留校任教和做翻译工作的同志。也只有这些同志能够以联共正式党员的身份参加支部局的领导工作。
关于王明在支部局的任职情况，党史学界一种说法是他担任了“支部局宣传干事”。原中山大学学生的回忆则众说纷纭。有的人认为他“在校总支委员会中做组织工作”，有的说他是“党支部局成员”。大多数的回忆材料则没有讲王明在支部局里担任的职务，只公认王明是米夫的秘书，控制着支部局的工作。
为搞清此事，我们特意向一些当事人请教。陈修良在《莫斯科中山大学里的斗争》一文中曾说：“王明在米夫的支持下，一跃而为‘中大’的秘书，实际上成了‘中大’‘无冠之王’，支配全校同学的命运。”我们在访问她时她又肯定地说：“王明实际上不担任支部局的工作，他到共产国际去当翻译，相当于米夫的秘书，倚仗米夫的势力发号施令。”原中山大学学生张崇文和李一凡在回信答复我们提出的问题时也写道：“王明从未在支部局里担任过任何职务”。
从中山大学当时情况来看，由于米夫升任中山大学校长不久又担任了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成为中山大学权力的绝对支配者。给米夫作翻译的王明，在中山大学也自然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由于王明要跟随米夫处理中山大学的事务和参与共产国际东方部的工作，所以在支部局中不担任具体职务是可信的。但是，由于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要通过米夫培养一批“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来担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而“天才”的王明被认为是最合适的人选，得到了米夫的赏识和信任。因此，王明以米夫翻译的身份参加支部局的工作，并且在实际上控制了支部局的权力也是必然的。
王明实际上控制了中山大学支部局的领导权力之后，为了巩固自己的势力，扩大在中国共产党中的影响，扫除搞宗派活动的障碍，在米夫的支持下，开始罗织罪名，制造了“江浙同乡会”等一系列事件，并在中共“六大”以后，逐渐把斗争的主要矛头指向了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为夺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力实际上进行了组织准备和舆论准备。
由于王明以“真正的布尔什维克”自居，有米夫的直接指挥及共产国际、联共中央的信任，俨然成为中山大学“正确路线的代表”，骗取了一些中国同志的信任，使一部分同志也参与了王明教条宗派的一些活动。这时期，盛岳、李竹声、王云程、孙际明（孙济民）、汪盛荻（此五人后来都投靠了国民党）等投机分子也陆续参加了支部局的工作。他们借助王明势力来捞取个人资本，紧紧跟随王明大搞宗派活动，也成为王明教条宗派的骨干。至此，王明教条宗派在中山大学逐步形成。
曾经参加过王明教条宗派活动的袁孟超（袁家镛），叙述了王明教条宗派的一次派别活动：
“我参加过王明宗派活动的一次人事调整。有一次，在李竹声家里开会，我作为年级支部书记参加了会。会是王明召集的。会上说中大经过风波之后，要配合米夫，在领导层中把中国同志结合进去。决定李竹声任中大教务处处长，派王宝礼作中大总务处副处长。……中大调整班子时王明在这个秘密会上推荐了两个人，从这点看，王明有小宗派。”
毛齐华则指出了王明教条宗派的一些特点：
“王明等人的宗派小集团取得联共和第三国际领导的信任，在学校里起了很坏的作用。他们这些人，对马列主义的书本是啃得多一些，一讲起话来就引经据典，张口就是马克思、列宁在哪月哪本书第几页上怎么说的，不用翻书，滔滔不绝，出口成章。仗着能说会道搬教条，骗取第三国际领导的信任；然后又利用第三国际的威望来压制、打击不同意见的人。特别是王明，作风很不正派，善于在领导面前吹吹拍拍，因而取得第三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的完全信任。因为他得到第三国际领导的信任，他又以此为资本，去骗得张闻天、沈泽民、王稼祥等人对他的信任，以为他就是‘国际路线’的代表，跟着他没有错。到后来就形成这样的局势：第三国际的领导就是看人不看事，盲目地表示信任和支持，认为他们就是‘百分之百正确’的‘布尔什维克’。”
应当指出，王明教条宗派，是在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支持下，由米夫扶植起来的。王明教条宗派的一系列活动，都是在米夫的支持下进行的。王明教条宗派打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时，米夫不但背后策划，而且公开站在王明教条宗派一边。因此，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形成的王明教条宗派，实际上是米夫、王明教条宗派。
王明于1929年3月回国以后，米夫也于1929年夏辞去了中山大学校长职务。但这个教条宗派的主要成员仍然与米夫和王明保持密切联系，而且继续进行了一些宗派活动。杨尚昆同志就认为：“王明走后，张闻天和博古也不在支部局了，但是这条线还在，张闻天和博古同米夫主持的东方部有直接联系。延安整风时，博古说：我虽然不在支部局，但不在其位，必谋其政，主要是通过写文章，当翻译。张闻天主要是在思想理论方面支持米夫和瞿秋白等论战。”因此，在王明离开中山大学以后仍把中山大学内的教条宗派称为“王明教条宗派”，是必要和恰当的。
五、“江浙同乡会”事件
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全党期间，以其“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宗派主义政策而留下了深刻教训。他们用对敌斗争的方式来解决党内矛盾，任人唯亲，以我画线，对不同意见者一律排斥，无情打击，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在组织上的这种宗派主义政策，在中山大学期间就有着一系列的表现。“江浙同乡会”事件，就是一例。
王明在米夫的支持下控制了中山大学党支部局以后，虽然取得了米夫的绝对信任，但在广大同学中间仍很孤立。“多数同志称陈绍禹等是‘米夫的走狗，只知当翻译，拿高薪’，籍着米夫的势力，专门做小报告，打击同学”。一直受到王明等人排挤的俞秀松、董亦湘等人于1927年11月进入列宁学院以后，仍然时常来中山大学，而且深得广大同学的拥护。他们反对王明等人的宗派活动，在学生中有较大影响，成为王明等人进行宗派活动的障碍。因此，为了进一步打击异己，巩固在中山大学的权势，扩大在党内的影响，1927年秋，王明等人制造了“江浙同乡会”事件。
“江浙同乡会”当时被说成是“反党小组织”，“江浙同乡会事件”被认为是“反革命事件”。这一事件是怎样出现的呢？还是先看看原中山大学学生的回忆。
杨放之叙述了“江浙同乡会”出现的背景：
“中大反对教务派的斗争中，俞秀松、周达文、董亦湘这些资格比较老的同志，是参加中山大学教务处帮助工作的。当时，俞秀松等虽是学生，但他们是比较有经验的老党员，苏共人员创办中山大学，也要依靠中国同志，吸收中国学生帮助工作。俞秀松等在教务处工作中，帮助制定教学方针，实施教学方案，购置中文图书等等，得到教务处主任阿古尔的信任。但阿古尔与中大副校长米夫有矛盾，米夫极力排斥阿古尔，这就势必形成王明与俞秀松同志的对立。王明也看不起这些老一辈的同志。王明的俄语学得快，深得副校长米夫的欣赏。为了打击教务派，王明等人捏造罪名，于是出现了‘江浙同乡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