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五年早春，我出差去了趟北京。当时大连电视台正在完成一部大型文献纪录片《血与火的记忆》，以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暨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在中国电影资料馆，我们复制了一批十分珍贵的电影历史资料。
这期间，我先后拜访了从解放军总医院离休的徐维廉的女儿徐谒敏，以及住在宣武门外永安路的张师贤的遗孀邓珍一夫人。
在返回大连的前一天，我去了绿柳如烟的北京大学，在东方语言文学系的南侧，找到了学校的档案馆。我向工作人员说明了来意，希望能在这里找到父亲留下的一些印痕，尽管这已经是七十年前的历史碎片了。
一位四十多岁的女老师，在问清我父亲的姓名、所学专业及毕业年份后，转身走进存放档案的库房里。我当时很激动，好像即刻便能见到父亲一样，尽管他已于二十八年前离开了我们。
时间不长，那位女老师便从库房里走出来了，手里当真拿着一个很大的牛皮纸档案袋。我急着迎了上去，可那位女老师却十分遗憾地说：“非常抱歉，您父亲的档案没了。”她从口袋里抽出一张仅有的薄纸，纸上分明写着“《卷内备考表》，案卷号XJ03121，整理唐子清（32140）档案，发现内无材料”。
我沮丧极了，就像即将见面的亲人竟转瞬从身边消失一样。那女老师无可奈何地解释了一番，无需赘言，这又是“文化大革命”的错。
就在我准备转身离开时，另一位工作人员突然说：“您再等一等。”她返身上楼，不一会儿就回来了，手里拿着又一个同样的牛皮纸档案袋，并从里面抽出一张灰绿色的十分陈旧的硬纸卡，那竟然是父亲在燕大学习期间的总成绩表。在照片栏里，二十二岁的父亲正目光凝重地望着我，好像在说：“我一猜就是你，我想你该来了。”
邓云乡先生在他那本《文化古城旧事》中，谈到燕京大学时是这样说的：“文化古城时期，在摩登仕女的心目中，清华是男士的‘天之骄子’，燕京更是‘天之骄子’了……这时期的燕京大学，有最充足的外汇经费，有世界名望的第一流的学人教授，有风景优美，建筑华丽，湖光山色的校园，有语言到生活一切都美国化的环境，有最为昂贵的学杂费……是最特殊的，最洋气的，最神奇的——这里我不用‘贵族化’一词，因为在我的师友中，包括最熟悉的朋友，不少都是燕京出身的并不是贵族化的人，也没有贵族化的习气。”
父亲就属于这一类的人。
云乡先生谈到的“文化古城时期”，始于一九二八年，奉系军阀张作霖撤离北京，止于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这十年。由于民国政府迁往南京，中国的政治、经济、外交等中心随之南移，北平只剩下一大批教授、学者和文化人，只剩下多所知名学府及国家级公共文化设施，只剩下明清两朝五百多年留下的宫殿陵寝，以及一大群固守封建文化传统的老先生们，而如此浓厚的文化氛围，对中外文人学子来讲，仍具有极强的吸引力，古城文化日渐繁荣。
父亲就是这一时期，在燕京大学度过了他的大学时代。
头一年的学费，是太爷从自己的私房钱里拿出来的。知道父亲要进京上学，朱氏的心情很复杂。她虽然知道父亲一直在冷落自己，但还是从娘家拿来些许银元，并张罗着为父亲打点行装。
叔叔好奇地问父亲：“哥，北平远吗？”
父亲笑了笑：“听说不近，从滦县坐火车也得大半天才到。”
“火车跑得快吗？”
“快，像风一样。”
在未名湖畔的校园中，在同学的指点下，父亲见到了仰慕已久的著名作家许地山、周作人、郑振铎、俞平伯，女作家谢婉莹（冰心）、冯沅君，著名学者顾颉刚、陆侃如、刘廷芳、张东荪，还有语言学家郭绍虞，社会学家吴文藻，历史学家邓之城、洪煨莲、简又文、陈垣、钱穆，古文字学家容庚等等。
一天，在回宿舍的路上，迎面走来一位老者。此人身材高大，鹤发红颜，一身淡灰色的长衫迎风飘逸，很有大师风范，让所有在场的同学不禁肃然。大家同时向他致意，他微笑地向大家点头致谢，目光谦逊而慈祥。老人走过后，父亲急着问：“他是谁？”同学们都说不认识。
“是校长蔡元培吗？”一个同学说。
“No，蔡先生我见过，比他瘦，戴眼镜。”
“刘半农？”
“得了吧，刘半农才多大岁数。”
张师贤从后面跑过来。“仰山，”父亲急着问：“你是新闻系的，消息灵通，你知道刚才过去的那位是谁？”
张师贤回头望了望，哈哈大笑说：“他呀，不认识吧，”他故作神秘地：“这可是位大师。”
“谁？”大家不约而同地问。
“你们这些新青年，连报纸都不看，报上照片都登出来了。”他故意卖关子，压低声音：“通州美以美会的牧师。”
“牧师？”父亲问。
“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新入学的研习生，李文镕。哈哈哈！”
“这么大岁数还来上学？”大家不禁长吁了一口气。
无论如何父亲也不会想到，刚才向他颔首致意的竟然是他未来的老丈人。
多少年之后，仰山伯伯还笑着对母亲说：“大嫂，你没看见素心兄当时那模样呢，俯首肃立，毕恭毕敬，一副丑媳妇见公婆的模样，哈哈哈！”
然而，时局却越发动荡了。一九三二年十二月，日军第八师团用铁甲车炮击山海关，一九三三年元旦，日军又在临榆挑起事端，一月三日，山海关守军在伤亡逾半、求援不得的情况下被迫后撤，山海关失守。消息传来，燕大全校哗然。很多同学都知道父亲是迁安人，而迁安即在长城脚下，与山海关近在咫尺。
父亲当时住在图书馆北侧的男生宿舍，这是一座琉璃瓦屋顶的中国传统建筑。为省钱，父亲和许多同学一起住在宿舍的顶层。一群穷学生挤在一起，大家谈的全是忧国忧民的话题。一位经济学系的同学十分活跃，此人叫王汝梅，河北磁县人，他虽然与我父亲同届，都是一九三二年入校的，年龄却比父亲小三岁。
王汝梅对日本鬼子疾恶如仇而且讲究实干，他有丰富的想象力和组织能力。长城抗战后，他请燕大印刷所的工人们帮忙印了一本游击战术的小册子广为散发。更有甚者，有一次，他通过东北大学军训部，借来了一批步枪和手榴弹，并越过层层警戒，硬是将这批武器运到了燕京大学校园里。
一天晚上，他和学校抗日救国会的同学组织燕大学生搞了一次真枪实弹的军事演习。那天晚上，大家都很兴奋，同学们在学校西门挖了防空壕。一个同学爬上未名湖畔的水塔，用手电筒发出信号，顿时枪声大作（其实是在放鞭炮），一阵冲杀。及至深夜，同学们仍乐此不疲。
王汝梅最终还是肄业离校了。有人说他去了延安，还有人说他去了苏联。四十三年之后，他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他后来的名字叫黄华。
一九三三年，热河前线吃紧。燕大学生立刻组织救亡工作队急赴承德，希望说服汤毓麟将军，坚决抗战，不辱使命。父亲与燕大的昌黎汇文同学富寿介、孙德亮同车前往。一路上，大家高唱抗战歌曲，歌声此起彼伏。
到了承德，不想汤毓麟却以战事紧迫无力抽身之由，拒不接见他们。同学们遂奔走街头游行演讲，呼吁百姓支持抗战。一时承德古城群情激奋，抗战热情十分高涨。
不料，第二天一大早，一队军警便将学生们封堵在下榻的旅馆里。一名军官代表汤将军表示学生心意已领，请立即返城不得滞留。不由学生分辩，便武装押送全体请愿学生上了回京的汽车。望着拥堵在车前的承德市民，学生们站在车上痛哭失声。
四月的一天，时近黄昏时，新闻学系的张师贤，忽然兴奋地向父亲跑来：“素心！素心！你看谁来了？”夕阳下，一个熟悉的身影从未名湖畔的一片松林后转出。
“校长！”父亲激动地跑上前去，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徐维廉显得有些疲惫，他握住父亲的手，对身旁与他一起来的杨扶青先生说：“瘦了，但还算精神。”
杨扶青笑着与父亲点了点头：“昌黎汇文出来的，大都瘦了，但全都很精神。”大家都笑了。
杨扶青名永兴，字扶青，河北乐亭人。昌黎汇文中学的校董。一九〇七年在天津读书时，结识了同乡李大钊并成为挚友。杨扶青为人仗义忠厚坦诚，曾全力资助李大钊赴苏联，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一九二七年，李大钊被奉系军阀张作霖逮捕后，他曾多方奔走营救。此次来北平，即受大钊夫人赵纫兰女士之托，与有关方面协商大钊遗骨迁坟之事。顺便陪徐维廉一道，探望正在燕京清华读书的昌黎学子。
太阳落山了，西山一带沉浸在一片橙红色的暖雾里。未名湖水光潋滟，远处传来了抗战的歌声。听说徐校长和扶老（大家对杨扶青的尊称）在这里，连清华的汇文校友都赶来了。谈到时局，大家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十分不满，徐维廉心情格外沉痛地说，如此下去，日本人全面侵华将不可避免，但他同时强调：“你们还是学生，是未来建设国家的栋梁，在校期间还是应以学习为重，不要因此荒疏学业。”
当天晚上，徐维廉、杨扶青如约拜会了燕京大学校长吴雷川。徐维廉让父亲随行，并嘱咐说：“吴老的儿子让当局给杀了。这件事你不要多问就是了。”
吴雷川，字震春，浙江余杭人，光绪二十四年翰林，清末著名学者。民国初年入教育部任参事，后为常任次长。
吴雷川一九一五年接受基督教圣公会洗礼，二十年代后，其宗教思想发生转变，遂结合中国儒家传统，联系中国社会现实，开始致力于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沟通与融合，探索中国社会发展的道路，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和中国本色神学的开拓者。
吴老住在燕大西北的朗润园，这里曾是清皇室载涛亲王的私家园林。院子里林草繁茂，一座座西式洋楼掩映其间，和北邻燕大的燕东园一样，这里居住着许多燕京大学任教的教授与学者。
吴老住在朗润园一片水塘南岸的小院里，开门的是吴老家的男仆文子。徐维廉、杨扶青都是吴老多年的朋友，寒暄之后，徐维廉介绍父亲与吴老见面。在客厅里坐下来后，吴老首先关心昌黎的情况，徐维廉详细陈述了一个时期以来，冀东一带的复杂局势，吴老默默地听着，目光凝重而忧愤。提到李大钊迁坟一事，吴老感慨地说：“守常（李大钊）我是熟悉的。一个北大的教授，只因信仰不同就被绞死，天下还有让人讲话的地方吗？”
告别的时候，徐维廉当着吴老对父亲说：“吴老年迈，身旁又无更多亲人，你抽空要代我常过来看看。”父亲点头。
这之后，父亲渐渐成了吴家的常客。吴雷川也成了影响父亲一生的另一位恩师。
大学一年级临近期末的时候，父亲已身无分文了。张师贤知道后，倾囊相助。但余下的学业，父亲已无力完成了。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父亲与吴雷川谈了，希望停学一年，回昌黎汇文任教筹集学费。吴雷川欣然答应了。
一九三三年夏天，父亲回到了昌黎汇文中学。临行前，张师贤将自己一套白西装送给父亲，并开玩笑地说：“有钱时还我一件呢子大衣就行了。”
一九五七年春节，父亲带我回北京探望亲友的时候，仰山伯伯（我后来一直这样称呼张师贤）还对我说：“你爸爸还欠我一件呢子大衣呢。”说罢放声大笑，那笑声爽朗而豁达，至今萦绕在我的耳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