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种井田的是“众人”、“庶人”。甲骨文中有“众人”，周初的诗中也有。“众”字甲骨文作，无疑是在日下劳动的多数人。这种劳动者当是早已有之，不始于殷。在前他们是原始公社成员，但后来生产方式改变，众人的性质也就起了变化了。据甲骨文记载，众人替奴隶主耕田又打仗，处在被奴役被剥削的地位，很难说是什么“公社成员”。周代已不大用“众人”一词，但《曶鼎》中仍用“众”字称呼奴隶，那他们在殷代的地位就可想而知了。
周代称耕作者为庶人、庶民。就字形看，可能是厨房，取其烟熏黎黑之意。庶人耕种井田的方式是集体耕作，计口授田，定期分配。但这只限于大奴隶主的土地，小奴隶主则不尽然。庶人肯定是耕作奴隶，证据是《大盂鼎》：
锡汝邦司四伯，人鬲自驭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锡夷司王臣十又三伯，人鬲千又五十夫。
“人鬲”是通过战争俘虏来的奴隶，是无可争议的。“人鬲”中包括“自驭至于庶人”，驭是家内奴隶，庶人的地位是在家内奴隶之下的。下引《左传》上的两段材料同样说明了这个问题：
人有十等……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昭公七年）
“栾、郤、胥、原、狐、续、庆、伯，降在皂隶。”（昭公三年）
这里提到的奴隶都是“以待百事”的家内奴隶，庶人不在内，说明他们地位太低，不能入流。后来庶人的身份有所提高，家内奴隶一直未变。但有的家内奴隶仍“狗仗人势”，虽然身分低，而权势却高。
社会总是向前发展的，奴隶社会的事物也要发生变化。拿邑来说吧：它在奴隶社会中是奴隶劳动营，到后来却变成封建的行政机构，和郡县的性质没有区别。土地所有制也是这样。井田制是土地国有，即“公田”，一方面是劳动单位，同时也是俸禄单位，只能享有，不能卖买，即所谓“田里不鬻”。但除公田外，奴隶主还利用奴隶劳动，垦辟“私田”。私田无税无赋，可以因任地形而变化，这样的田可以交换卖买，因而逐渐发展起来，破坏了井田制。金文中《曶鼎》、《人盘》（即《散氏盘》）都可作为当时贵族已有私田的证明。有了私田，也便有了地主，但最初未经法律规定而已。后来“私肥于公”，法律便生出改变，承认公田亦归私有，而于公私田也一律取税，于是非法定地主变成为法定地主。这方面要以鲁国的材料最集中。庶人的身份也是会发生变化的，他们经过斗争，提高了自己的地位，变到升在家内奴隶之上，接近于士。阶级斗争的方式很多，怠工就是一种。有的贵族为了争取他们，也会作出一定的让步。于是种界消灭，奴隶解放，庶民就成了封建农民的称呼了。社会制度不同，词的含意甚至会起对流。例如百姓在早是专称贵族的，后来也用于一般民众了；臣、宰、仆本是奴隶，后来却成为官僚的尊称了；民字也是这样。有人不从发展上看问题，习惯于把发展变化的历史装在几个死硬的概念里去，未免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
二关于古史分期问题
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分期，我变动过几次，最后定在春秋、战国之交。近来又考虑了一下，觉得还是这样分期要适当些。
把两个互相衔接的历史阶段给一刀两断，是有困难的，不恰当的。中国这么大，地方这么广，社会发展当然不平衡。以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来说，鲁国的发展就快一些。鲁宣公十五年即公元前五九四年，“初税亩”（《左传》），要征收私家土田的租税。过了三十二年即公元前五六二年，鲁季孙、孟孙、叔孙三家“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毁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无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为臣，若子若弟；叔孙氏使尽为臣，不然不舍”（《左传》襄公十一年）。三家中季孙氏采用了封建的剥削方法，叔孙氏仍用奴隶制的剥削方法，孟孙氏走了中间路线。再隔二十五年，即公元前五三七年，三家“四分公室，季氏择二，二子各一，皆尽征之，而贡于公”（《左传》昭公五年），三家都采用了封建的剥削方法，于是鲁国就形成了封建社会，它的政权已经是代表地主阶级的了。秦国在孝公十二年，即公元前三五〇年才“坏井田，开阡陌”，确立了封建社会；从此“庶人之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故贫者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均见《汉书·食货志上》）。秦国和鲁国相比，前后相差近二百年（公元前五三七——三五〇年）。由于各国的社会改革均完成于战国年间，且为了叙述方便起见，总要找一个合适的年代作标志，就姑且定为春秋、战国之交吧。
这个变化是经过复杂的阶级斗争的，不过留到现在的材料不多。不能因为材料少就说事实少。春秋时代就有多次庶人和工商的暴动。他如生产者怠工、破坏工具、逃亡等，也都是阶级斗争，不能低估了。再举一条材料，《左传》昭公三年（公元前五三九年），晏婴评齐国“国之诸市，屦贱踊贵”，又何尝不是阶级斗争的反应？这说明民众受不了超度的剥削，就起来反抗，因而犯罪的人很多，遭了刖足之刑，用不着穿鞋，只好买义足了。
斗争是有，并在不断进行，上层统治者受着下层群众的压力，看到镇压也不济事，而且愈镇压、愈反抗，逃亡、怠工、破坏工具、甚至造反，旧的生产方式得不到更多的好处了，于是不能不改变。他们中的一些人为了借这股力量达到自己的目的，于是作出改变剥削方式、提高庶民身份等一系列的改革。这种自上而下的变革以秦国商鞅的变法为最显著。但要看到，这种自上而下的变革也是阶级斗争推动的，阶级斗争归根结底是社会发展的动力。
春秋、战国之间有很多划时代的变化，地主和农民的对立愈来愈明显，上面所引有关秦的材料即可证明。这是绝好的材料，有人否定它，未免失之主观吧！秦国是经过这个变化强盛起来的。秦国有这种变化，别国可以类推。而且，秦国的变化也不会是一朝一夕之功，如在“开阡陌”之前就有过秦简公七年（前四〇八年）的“初租禾”，大概遭到新兴地主的反对，行不通，所以秦孝公用商鞅实行变法后，秦国的社会就起了根本的变化。
战国时代，土地国有制已经破坏，土地私有制占了主导地位。这方面，鲁国的材料、秦国的材料都是有力的证据。再从政权上看，当时政权的目的在保证私有，如李悝《法经》有《盗》、《贼》、《网》、《捕》等篇，并说“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显然是要保护私有制。法权上的表示很鲜明。土地国有制的残余还有，后代还有逆流如“屯田”之类，但也维持不了好久。更重要的是，土地不问国有、私有，生产方法和关系已经改变，公有者的“公家”只是大地主之一或最大的地主而已。
庶人的地位确已起了很大变化。他们原在皂隶牧圉之下，后来有所上升，史实如此。有军功的可以上升，得到土地。很多人可以自动垦辟，占有土地；垦辟多点的甚至可以上升为中小地主。这些都会跟着租税制的发展而法定下来。庶民中的很大一部分虽然成了雇农、佃农、依附农民（附托有威之门），但也从过去的奴隶地位中挣脱出来了。至于家内奴隶（不生产的），当然还有，这种旧时代的残余会一直延续很久，不足为奇，像人的盲肠一样。有的家内奴隶狐假虎威，身份低而气焰很高。
城市的发展繁荣也是值得注意的问题。以齐国为例，春秋后期还是“国之诸市，屦贱踊贵”，到战国前期苏秦向齐宣王说：“临淄之中七万户……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临淄之涂，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挥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气扬。”（《战国策·齐策》）苏秦大概不是当面扯谎，这段材料可以说是没有问题的吧！但一个姜齐，一个田齐，相距不久，从“屦贱踊贵”到“家殷人足”，变化如此之大，不是反映了社会的转变吗？城市一方面是工商业者集中的地方，另一方面没有大量的地主、官僚居住，这种城市也难以形成。像苏秦描写的那种生活，劳动人民是来不起的；如果都来，谁去种田？这批人分明是集中在城市中的地主、官僚和为他们服务的人，他们是靠农民过活的。
总之，从各方面看，战国已是封建社会了。我在这儿只是举一些例子。我认为我们把奴隶制的下限定在春秋与战国之交是比较合适的，和毛主席的说法也并不矛盾，因为战国时代还是属于东周。遗憾的是，战国时代的史书多被秦烧掉了，剩下的《秦纪》太简略（请参看《史记·六国年表》序），我们可以利用的资料太少，否则恐怕就用不着打这么多的笔墨官司了。
一九五九年三月
注释
[1]本篇初见于1959年《历史研究》第6期，收入人民出版社1961年1月出版《文史论集》一书。现据1984年8月人民出版社《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3卷编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