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中国的奴隶社会
什么是中国奴隶社会的基本特征？这是从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中国历史以来，就存在的老问题。我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十批判书》、《青铜时代》、《奴隶制时代》等书中，讲过这个问题。这些著作，有的是很早以前写的，其中有些意见考虑不周，已作了修正。但我的基本见解，现在仍未改变，因为近些年来还没有发现新的反证，所以我还是保留着原来的意见。
我认为，中国奴隶社会不像所谓“古代东方型”的奴隶社会那样；只有家内奴隶，而生产者则是“公社成员”。严格按照马克思的意见来说，只有家内奴隶的社会，是不成其为奴隶社会的。家内奴隶在解放前的汉族和某些少数民族中都还存在。如果太强调了“公社”，认为中国奴隶社会的生产者都是“公社成员”，那中国就会没有奴隶社会。正如太强调中国封建社会中还是和奴隶社会一样，是土地国有制，则中国就没有封建社会一样。这样，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原理，也就成问题了。当然，如果事实如此，我们也只好尊重事实；可惜事实并不是这样。
原始公社在我国古代存在过，是不可否认的。它是原始社会的共同细胞组织。马克思所说的日尔曼人的“公社”，德文是Volksland，意即人民的土地；拉丁文是Ager publicus，意即公地。马克思讲的印度“公社”，德文是Dorfssystem，英文是Village System，意即村庄体系。马克思讲的巴黎“公社”，德文又是另一个词Kommune。这些本来意义不同的词，在我国都译为“公社”，不一定都适当。原始公社在中国古代应该有，但名称是什么？我们弄不清楚。我们只能就商、周社会中的某些基本社会单位作些推测。甲骨文中有邑字，形作，像人所住居的区域。邑有大有小，商的首都叫做“天邑商”，各地有小邑，甲骨文中屡见“乍（作）邑”的记载。邑的起源应该很早，不始于商。因甲骨文字已经相当发达，商代文化是很高的，根据安阳及其他地区的发掘物即可知道。邑中的组织最初应是原始公社组织。直到春秋时代，楚人仍称当时社会发展较为原始的百濮人的住地为邑，说是“百濮离居，将各走其邑”（《左传》文公十六年蒍贾语）。
但邑的性质是随社会的发展而变化的，它作为商、周社会中的基层单位，其中的组织就不再是什么“公社”了。《汉书·食货志上》的一段材料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殷周之盛，《诗》、《书》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
民，年二十受田，六十归田。七十以上，上所养也。十岁以下，上所长也，十一以上，上所强（勉强）也。……
春，令民毕出在野，冬则毕入于}db}邑}/db}。……
春将出民，里胥平旦坐于右塾，邻长坐于左塾，毕出然后归。夕亦如之。……
冬，民既入，妇人同巷相从夜绩。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必相从者，所以省费燎火，同巧拙而合习俗也。
这里的邑，很像是劳动集中营。里胥、邻长就跟哼哈二将一样，坐在居邑门口，监视着“民”之出入。其他材料（包括地下发现的材料在内）都可说明这个问题。古代有“受民受疆土”的事，邑可作为生产资料赏赐；邑与田又可交换。金文中有好些这样的例子，我在这里只举《镈》一例，是把邑作为赏赐品的。
镈氏易（锡）之邑二百又九十又九邑，与之民人都（鄙）。（《镈》，《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第二一〇页）
又有《人盘》（一称《散氏盘》），是人破坏了散人的邑，由人用两处的田地来赔偿的纪录。文太琐碎，可查《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此外邑与田的交换则有《从》。
和邑相当的有里，也可用以赏赐。再晚则有县和书社，古物中所见关于县的资料，以齐国为最早。齐灵公灭莱，赐叔夷“厘都，其县三百”（《叔夷钟》，同上书，第二〇三页）。这种县一定很小，恐怕与邑、里、书社等是同物而异名。县的本义是悬首级的意思，甲骨文中不见此字，可能出现较晚。把脑袋子挂在一个地方为县（悬），把人（奴隶）集中在一个地方为县，从字义的引伸中可以看出县邑的性质。
因此，如果说邑最早是原始公社组织，那末后来就变成为奴隶主控制下的劳动集中营，变成行政机构了。所以一有机会，邑人就会集体地或个别地逃亡，这是奴隶反对奴隶主的一种形式。《易经·讼》九二：
不克讼，归而逋其邑人三百户。
《讼卦》的邑是相当大的邑，逃跑了的有三百户人之多。《论语》：“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只有十户人，那是很小的邑。
邑的这种变化是从两方面来的。一方面，经济发展了，公社内部就会产生贫富分化，耕种方式就会由本族自耕变为用奴隶耕作。邑中的组织就蜕变为奴隶制性质。当然，孑遗形态是有的，如“同宗共财”之类；就是解放前的祠堂、会馆、公产、常平仓之类，也何尝不是原始社会的孑遗。但把孑遗形态或一时性的逆流夸大成社会制度，就不合乎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了。即使承认有孑遗形态，那也是变了质的。在奴隶社会里，它的内部结构是由奴隶制的生产方式决定的；在封建社会里则取决于封建生产方式。
另一方面，有的种族被别族征服了，就会部分地或全部地降为种族奴隶——“黑劳士”（Helots）。商代已有种族奴隶是不成问题的，所谓“纣有亿兆夷人离心离德”，便是。周是以少数人征服了商，又把殷民降为种族奴隶。如“殷民六族”、“殷民七族”都是殷之遗民。“怀姓九宗”，则是属于殷的种族奴隶。但以后都成了周的种族奴隶了。《左传》上又有“九宗五正”参加重要会议，“九宗”自即“怀姓九宗”，有人据此否认“怀姓九宗”为奴隶，其实参加会议的是九宗之长，即管家头子。在被征服族中，原有贵族会部分地保留下来，成为征服者的走狗，是不足为奇的。周的统治进一步发展了中国的奴隶制，把更多的种族加以奴隶化。这在《诗经》里面也是有反映的。如：
或燕燕居息，或尽瘁事国。或息偃在床，或不已于行。或不知叫号，或惨惨劬劳。或栖迟偃仰，或王事鞅掌。或湛乐饮酒，或惨惨畏咎。或出入风议，或靡事不为。（《小雅·北山》）
东人之子，职劳不来；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罴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试。（同上，《大东》）
前一段材料反映出阶级之间的悬殊，也反映出殷人所处的奴隶状态。《大东篇》中的“西人”就是周人，“东人”则指殷人或其同盟种族。“舟人”的“舟”字恐怕是谐“周”字的音，不敢直言，故借音近之字来回避。“百僚”的“僚”分明是“隶臣僚”的僚，是一种奴隶。
总之，到了奴隶社会，邑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把它看作行政单位还可以，解为“公社”、借以确定社会性质，就未必适当了。不但不宜于古，而且不宜于今，因为这容易和我们的伟大的人民公社发生混淆。
弄清了“邑”的性质，土地所有制的形态和耕作者的身份就容易明白了。我认为中国古代存在过井田制，但它不是公社土地所有制，而是奴隶主贵族的土地国有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同上，《北山》），说明了这一点。当然，中国最早是存在过公社土地所有制的，这是一种萌芽状态的土地制度，土地完全由本族人自耕。但后来它就起了变化。一种是夺取异族之田，将原有耕作者降为奴隶；本族自耕者，在有了奴隶可供榨取之后，也会采取奴隶耕种。公社土地所有制因之就转化成为贵族土地国有制。
井田本身也会发生变化。田是人为的，甲骨文中打猎也称田，当时休耕，应是在休耕地上打猎。天然的田是不可能有的。田最初是方块块，取其象形；后来便发展成有严整的沟洫畎浍系统的井田。在井田之外慢慢出现了私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小雅·大田》），是说所有的井田都是“公田”，不属于井田的便为私田，并不如孟子所解释的“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诗经》的“中田有庐（芦），疆埸有瓜”（同上，《信南山》），庐是芦菔，并不是中央百亩的公田里有人民的住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