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吕不韦在中国历史上应该是一位有数的大政治家，但他在生前不幸被迫害而自杀，在他死后又为一些莫须有的事迹所掩盖。他的存在的影子已经十分稀薄，而且呈现着一个相当歪曲了的轮廓。这是吕氏的不幸，然而不在二千多年后的今日，吕氏的真面目要想被人认识恐怕也是不可能的事吧。
本是濮阳人而成为家累千金的这位阳翟大贾，复经纪商业于赵国的都城邯郸，奔走于秦国的都城咸阳，可知他在当时是新兴的富人阶层，而他的经济活动的范围是跨有现今的山东、河北、河南、山西、陕西各省的。他在当时是真实的一位国际贸易商人。在交通梗塞的当时，在商业上能有这样大范围的活动，可知他绝不是一位寻常的材料，果然他在政治上投了一次机，于是便由商界一跃而进入了政界。
关于他在政治上的那一次投机，《史记》本传和《战国策》都有纪录，虽然它们的内容多少有点不同。当他父亲还在的时候，他贾于邯郸，结识了为质于赵的秦国的诸庶孽孙，异人，他认为“奇货可居”，便回到家里同自己的父亲有过这么样一段戏剧性的谈话：
〔吕不韦〕谓父曰：“耕田之利几倍？”
〔父〕曰：“十倍。”
〔吕〕：“珠玉之赢几倍？”
〔父〕曰：“百倍。”
〔吕〕：“立国家之主赢几倍？”
〔父〕曰：“无数。”
〔吕〕曰：“今力田疾作，不得暖衣余食，今建国立君，泽可以遗世，愿往事之。”（据《战国策·秦策》）
就这样便再往邯郸，以金钱资助异人，为他布置门面，另一方面又到秦国去游说，使异人能够争取到继承王位的资格，结果他是成功了，算盘果真是如了意。
异人本是秦昭王的孙子，昭王享国凡五十六年，死时已经在七十岁以上。据《史记》，“昭王四十年太子死，四十二年以其次子安国君为太子”，这就是异人的父亲。但异人的兄弟是有二十几位的，他又不居长，居长的名叫子奚。异人的母亲夏姬也没有宠，因此异人在赵为质是一位相当寒伧的落难王孙。他受着不韦的资助而走到意想外的红运，对于不韦当然是要感激的。所以当他后来即了王位的时候，吕不韦便做了他的丞相。
以上所述，《史》、《策》都没有什么不同，所不同的是吕不韦游秦之年与他游说的情况。《史记》所记是在昭王末年，安国君为太子的时候。安国君的宠姬华阳夫人是楚国的人，虽有宠而无子。不韦入秦便买贿华阳夫人姊向华阳夫人进言。华阳夫人听从了他，便把异人立为嫡子。《国策》却说在安国君已经即位以后，而不韦所买贿的则是华阳夫人之弟阳泉君。这在年代上说来，相差要在十年以上。秦始皇是异人之子，以秦昭王四十八年生于邯郸，当时异人已经和吕不韦深相结托，大大地阔绰起来了。再隔十年昭王去世，安国君立为孝文王，其时年已五十三，仅立一年而又死去。如把服丧期（据《秦本纪》只一年）除外，则“即位三日”而已。看来《战国策》的年代说显然是有所罣误。至所买贿的华阳夫人的亲人究竟是姊是弟，无关重要，或者也有姊也有弟，而《史》、《策》各纪其一的吧。
因此不韦初入秦游说之年当据《史记》，大率是在始皇生年之前，即秦昭王四十二年至四十八年之间。当然在初入秦之后也可以再次或屡次入秦，《战国策》所纪的或许也就是最后一次定立异人为太子时的游说吧。
总之吕不韦在政治上的投机是成功了，他使异人被华阳夫人认为嫡嗣，更被定立为太子，转瞬之间竟公然登了王位，真可以说运气太好，而吕不韦的政治航程从此也就一帆风顺了。
但吕不韦的投机，在一般的传说中却还有续篇。而这续篇两千多年以来便成为了我们中国人的差不多家喻户晓的故事，便是说，秦始皇是吕不韦的儿子。这故事是太普遍了，就连我自己在半个月以前也都是深信不疑，而在认吕不韦为阴谋家之外，于认秦始皇为私生子一点，尤感受着一种私意的满足。因为历史上有好些伟大人物往往是私生子，例如孔子是私生子，耶稣也是私生子。秦始皇之非凡，也正好像为私生子增加了光荣。
秦始皇是吕不韦的儿子，这个传说只见于《史记》。本传上说：
吕不韦取邯郸诸姬绝好善舞者与居，知有身。子楚（即异人）从不韦饮，见而说（悦）之，因起为寿，请之。吕不韦怒，念业已破家为子楚，欲以钓奇，乃遂献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时生子政，子楚遂立姬为夫人。
这传说虽然得到了久远而广泛的传播，但其本身实在是可疑的。第一，仅见《史记》而为《国策》所不载，没有其它的旁证。第二，和春申君与女的故事[2]，如像一个刻板印出的文章，情节大类小说。第三，《史记》的本文即互相矛盾而无法说通。关于第三的一层须得加以解释。
怎么说《史记》本文自相矛盾呢？因为他既说秦王政母为邯郸歌姬，然而在下文又说，“子楚夫人，赵豪家女也”，这怎么说得通呢？而且既是“大期生子”，那还有什么问题呢？“大期”据徐广说是大过十二月，据谯周说是大过十月。要说不足期还有问题，既是大过了十二月或十月，那还有什么问题呢？所以旧时的学者对于这一事也就早有人怀疑，明时的汤聘尹认为是“战国好事者为之”（《史稗》）。又如梁玉绳的《史记志疑》认为是司马迁有意将“大期”字样写出，以“别嫌明微”，表示传说的不可靠。司马迁有没有这样微妙的用意不得而知，然而传说的不可靠倒是千真万确的。
问题更可以推广到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传说产生？对于这层，前人也有过一些推测。例如王世贞的《读书后记》便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认为是吕不韦自己有意编造，他想用以暗示始皇，知道他才是真正的父亲，应该使他长保富贵。第二种认为是吕氏的门客们泄愤，骂秦始皇是私生子，并使天下的人知道秦国是比六国先亡。事既出于推测，本来是无可无不可，不过照王氏的说法，却未免把吕不韦和他的门客们看得太下作了。我在这儿不想多作辩驳，但却想另外提出一种推测出来。我认为是西汉初年吕后称制的时候，吕氏之族如吕产、吕禄辈仿照春申君与女的故事编造的。
据《史记·高祖纪》，吕后之父，“单父人吕公，善沛令，避仇，从之客，因家焉”。单父在汉为河内郡山阳县（今河南修武县），与吕不韦所食邑“河南洛阳十万户”在秦同属三川郡。汉初之河南洛阳郡仅为三川郡之一部分，其“户五万二千八百三十九”（《汉书·地理志》），仅及吕氏户口之一半而已。故吕后父吕公可能是吕不韦的族人。即使毫无族姓关系，吕后党人为使其称制临朝的合理化，亦宜认吕不韦为其族祖，秦始皇为其族父，这样便可对刘氏党人说：天下本是我吕家的天下，你刘家还是从我吕家夺去的。我这自然也只是一种揣测，尚无直接证据，但是至少我们可以断言：秦始皇是吕不韦的儿子的话，确实是莫须有的事。
二
秦始皇不仅不是吕不韦的儿子，而且毫无疑问地还是他的一位强有力的反对者。秦始皇和吕不韦的斗争，一般的人把它太看轻了，似乎认为的确是为了介绍嫪毐，为了太后宣淫，所谓“中之言不可道也”的那么一回事。其实就是关系嫪毐的故事，我相信，也一定有很大的歪曲。我们且根据《史记》，再把这一段故事清理一下吧。
异人即位之后便为秦庄襄王，“以吕不韦为丞相，封为文信侯，食河南洛阳十万户”，但庄襄王也只做了三年的国王便死了。接着便是秦始皇即位，即位时仅仅十三岁，还是一个孩子，政权不用说是操在被尊为“仲父”的丞相吕不韦手里的。在这初期的几年，吕不韦在行政上应该不会有过什么掣肘。有之，便是在这时有那怪物嫪毐的出现。始皇八年，“嫪毐封为长信侯，予之山阳地，令毐居之。宫室、车马、衣服、苑囿、驰猎，恣毐，事无大小皆决于毐。又以河西大原郡，更为毐国”。这嫪毐究竟是什么人呢？
始皇益壮，太后淫不止。吕不韦恐觉祸及己，乃私求大阴人嫪毐以为舍人，时纵倡乐，使毐以其阴关桐轮而行，令太后闻之，以啗太后。太后闻，果欲私得之。吕不韦乃进嫪毐。诈令人以腐罪告之。不韦又阴谓太后曰：“可事诈腐，则得给事中”。太后乃阴厚赐主腐者，吏诈论之，拔其须眉为宦者，遂得侍太后。太后私与通，绝爱之。有身，太后恐人知之，诈卜，当避。时徙宫居雍，嫪毐常从，赏赐甚厚，事皆决于嫪毐。嫪毐家僮数千人，诸客求宦，为嫪毐舍人千余人。……
始皇九年，有告嫪毐实非宦者，常与太后私乱，生子二人，皆匿之，与太后谋曰：“王即薨，以子为后”。于是秦王下吏治，具得情实。事连相国吕不韦。九月，夷嫪毐三族，杀太后所生两子，而遂迁太后于雍。诸嫪毐舍人皆没其家而迁之蜀。王欲诛相国，为其奉先王功大及宾客辩士为游说者众，王不忍致法。秦王十年十月免相国吕不韦。
及齐人茅焦说秦王，秦王乃迎太后于雍，复归咸阳，而出文信侯就国河南。岁余，诸侯宾客使者相望于道，请文信侯。秦王恐其为变，乃赐文信侯书曰：“君何功于秦，秦封君河南，食十万户？君何亲于秦，号称仲父？其与家属徙处蜀”。吕不韦自度稍侵，恐诛，乃饮酖而死。秦王所加怒吕不韦、嫪毐皆已死，乃皆复归嫪毐舍人迁蜀者。（《史记·吕不韦传》）
这故事也仅见于《史记》。吕不韦在这里所演的节目也同样可疑。首段介绍嫪毐的一节，完全像《金瓶梅》一样的小说。我看，这可能是出于嫪毐的捏诬反噬。
嫪毐和庄襄王后，看来很像清末的西太后与李莲英。吕不韦演的是李鸿章的节目，秦始皇却比光绪皇帝能干得多，所以结果是他占了胜利。你看嫪毐的气焰不够十足吗？赐封长信侯，家僮数千人，无聊的说客甘愿做宦官的舍人的也有千余人（和明末向魏忠贤称干儿的一样）。而且“事无大小皆决于毐”，这不是比吕不韦的势力还要来得专擅吗？照情势上看来，他和吕不韦一定是有斗争的，而《战国策·魏策》上有一段文字也恰好可以作为这一个推测的证明。
秦攻魏急。或谓魏王曰……秦自四境之内，执法以下至于长者，故毕曰“与嫪氏乎？与吕氏乎？”虽至于门闾之下、廊庙之上，犹之如是也。今王割地以赂秦，以为嫪毐功，卑体以尊秦，以因嫪毐。王以国赞嫪毐，则嫪毐胜矣。王以国赞嫪氏，太后之德王也，深于骨髓，王之交最为天下上矣。秦、魏百相交也，百相欺也。今由嫪氏善秦而交为天下上，天下孰不弃吕氏而从嫪氏？天下必（毕）舍吕氏而从嫪氏，则王之怨报矣。
这或人的说法正明明指出吕氏与嫪氏的对立，太后与始皇的对立。嫪毐与太后通谋，明明有纂夺王位的野心，故当他被人告发了之后，他就首先发乱，“矫王御玺及太后玺以发县卒及卫卒官骑戎翟君公舍人，将欲攻蕲年宫为乱”。秦始皇乃“令相国昌平君、昌文君发卒攻毐”。据司马贞《史记索隐》，“昌平君、楚之公子，立以为相，后徙于郢，项燕立为荆王。史失其名。昌文君名亦不知也”。考秦只有左右二相国，于时吕不韦为相尚未废免，则昌文君应该就是文信侯的别号，或即“吕不韦”三字的讹误[3]。照道理上讲来文信侯也是应该辅助秦始皇诛锄嫪毐的。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战咸阳，斩首数百”，嫪毐被生擒，除掉被处死了的人数之外，迁蜀的舍人也有“四千余家”。嫪毐的势力算被全灭。但当嫪被生擒时，他当然尽可以栽诬文信侯，极尽他的反噬的能事了。
我们看，假使吕氏和嫪氏果真是同党，在嫪氏诛戮之后，秦始皇为什么还能那么容忍，在一年之后才免吕不韦的相（九年九月诛嫪，十年十月免吕），而且仅仅免他的相？等到齐人茅焦替太后游说，让秦始皇把太后迎回之后，而同时便出文信侯就国。又再隔“岁余”，秦始皇要文信侯与其家属徙蜀，便是充军实边，而在前充军的嫪氏舍人等文信侯一死即被由蜀诏回。这儿对立着的嫪、吕二势力之一消一涨，或递消递涨，不是很明白的吗？茅焦，无疑的是中伤了吕氏。他对秦始皇所说的话，照《始皇本纪》，仅有“秦方以天下为事，而大王有迁母太后之名，恐诸侯闻之，由此倍（背）秦也”的这样几句，这样并不足以说动秦始皇。《说苑·正谏篇》有下列一段比较详细的纪录：
秦始皇帝太后不谨，幸郎嫪毐，封以为长信侯，为生两子。毐专国事，浸益骄奢。与侍中左右贵臣博饮，酒醉，争言而斗，瞋目大叱曰：“吾乃皇帝（案于时尚未称皇帝）之假父也，人子何敢乃与吾亢（抗）！”所与斗者走行白皇帝。皇帝大怒。毐惧诛，因作乱。战咸阳宫。毐败。始皇乃取毐四肢车裂之，取其两弟囊扑杀之，取皇太后迁之于萯阳宫。……齐客茅焦乃往上谒曰：“……陛下车裂假父，有嫉妒之心；囊扑两弟，有不慈之名；迁母萯阳宫，有不孝之行；纵蒺藜于谏士，有桀、纣之治；令天下闻之，尽瓦解无向秦者。臣窃恐秦亡，为陛下危之。”……皇帝……乃立焦为仲父，爵之为上卿。皇帝立驾千乘万骑，空左方，自行迎太后萯阳宫，归于咸阳。太后大喜，乃大置酒待茅焦。及饮，太后曰：“抗枉令直，使败更成，安秦之社稷，使妾母子复得相会者，尽茅君之力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