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诞辰190周年，是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也是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和政策因全球金融危机而破产的一年。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人们普遍认为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已经过时了。但是，随着美国次贷危机的全面爆发，马克思的《资本论》在西方发达国家又骤然热销。实践再次证明，150年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仍然具有不朽的价值。
而我自始至终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个人倾注50年心血的《马克思传》的出版（同时出版的还有《恩格斯传》第二版），便是我个人坚持学术信仰的成果体现，同时也是我对当下甚嚣尘上的“《资本论》过时论”的有力回击，更重要的是想借此向诞辰190周年的革命导师马克思致敬。这可以说是我出版此书的初衷。但是，本书的出版得到了政府、学界乃至社会大众的普遍关注，因此，应社会大众与各界同人的普遍要求，《马克思传》第二版如约与大家见面了。
从个人总结的角度来讲，我认为本书有以下四个特点：
第一，《马克思传》和《恩格斯传》这两部书，均是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本学术研究性的传记，可以说是我国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重大突破。由一个人独立完成两位革命导师的单独个人学术传记，这在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资料显示，以往只有苏联著名学者梁赞诺夫、法国学者科尔纽撰写过两部马克思、恩格斯合传，民主德国学者格列奇夫、前苏共中央党校校长虽然曾经主编过，但都是多人参加的集体编写。其他学者有的只写过马克思传，如德国的梅林、英国的麦克莱伦，有的只写过恩格斯传，如德国的迈耶尔、苏联的斯捷潘诺娃。因此，由我一个人独立撰写的学术研究性的《马克思传》和《恩格斯传》，这在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史上是第一次，可以说是填补了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史的空白。这两本书称得上是国内首创，国际罕见。
第二，《马克思传》和《恩格斯传》这两部书，在内容上各有重点并且互相补充，成为一个统一不可分割的整体。在《马克思传》中描写比较详细的内容，在《恩格斯传》中就相对简略；在《马克思传》中描写比较简略的内容，在《恩格斯传》中则有比较详细的记叙。两者互相参照、互相补充。例如，《马克思传》详细记述了马克思写作《资本论》三大手稿的整个过程，精练归纳了《资本论》四大卷的理论体系、核心内容等；《恩格斯传》则详细记述了恩格斯在整理《资本论》第二、三卷过程中所付出的辛勤劳动，以及为捍卫《资本论》的科学性等方面与敌人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
第三，《马克思传》和《恩格斯传》这两部书，每一部都是对两位革命导师全景式的描写。书中既讲述他们的革命活动，更描写他们的理论成果。在《马克思传》里，我重点突出了“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的形象，全面记述了革命的理论与革命的实践在伟大导师身上的完美结合。同时，我用了两大章的篇幅详细描述了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过程，对他的三部手稿进行了详细的比较分析，并对《资本论》的核心内容进行了精练的概括。在《恩格斯传》里，我重点讲述了恩格斯的理论成果，如《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等，同时着重描述了恩格斯全力协助马克思领导革命活动的过程，体现了革命导师恩格斯甘愿“拉第二小提琴”的谦虚品质与博大胸襟。
第四，《马克思传》和《恩格斯传》这两部书，在理论概括上进行了大胆的创新。例如在《马克思传》中，我对《资本论》创作史的分期提出了有别于其他学者的观点。根据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理论的成熟程度和《资本论》整个科学体系的完善程度，我把《资本论》创作史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843-1849）是创作《资本论》的准备阶段，马克思经济学说基本形成。这个阶段，马克思奠定了《资本论》的方法论基础，并且已经知道了剩余价值的存在以及如何产生的。第二阶段（1850-1866）是写作《资本论》手稿，马克思经济学说基本建立。这个阶段，马克思写了《资本论》的三部手稿，研究了《资本论》理论部分和剩余价值学说史部分的所有重要问题，建立了《资本论》的科学体系。第三阶段（1867-1883）。《资本论》第1卷于1867年出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广泛传播，随后继续修改《资本论》第2、3卷。本书的历史分期，既不同于苏联学者列昂捷耶夫的划分，也有别于国内孙开镛等学者的划分，可以说是一种新见解。
自从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以后，许多人都尝试写两位革命导师的传记，但是，正像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威廉·李卜克内西所说“写马克思这样的人必须承担重大的责任”，因此好多学者自知能力不够，难于承担这个责任，也就打消了这个念头。而我的两部作品——《马克思传》和《恩格斯传》，则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把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活动与其理论创造结合起来，这种写法在国内尚属首次，在国际上也不多见。这些都算是我本人对世界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的一点点贡献。在这里，我没有任何自夸的意思，相反，最终能够完成两位革命导师的学术传记，恰恰是在前人做出的许多有益尝试和探索的基础之上，在前人的启发和鼓舞之下，我吸收国内外诸多学者研究成果的结果。因此，这两部作品的出版，也可以说是我国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史的集体贡献，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在这里，我要感谢长期给予我关心、帮助的专家、学者。特别是要感谢宋涛教授、高放教授、王珏教授和顾锦屏局长，感谢他们对我两部作品的深刻、中肯、全面的评论，才使我的书能够有机会获得政府出版奖。同时，我要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责任编辑冯斌先生，感谢他给予我的鼓励与帮助，尤其是他不辞辛苦，积极安排本书适时再版。同时，也要感谢我的学生们，特别是要感谢董继华博士，在工作之余挤时间作了大量工作。
总之，这两部作品是集体力量的体现，衷心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帮助！
是为序！
萧灼基
2011年4月于中海紫金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