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美的祈盼，多大的奢望！尽管此一愿景实现极难，可它竟能在人们的思想里旗帜般高高飘扬；灯塔似的在人生旅途上烁烁引航；力腕一样帮人在艰难困苦中越过沟沟坎坎……
日常里，我爱把《十三劝》的结尾给唱成：“为人学会十三劝，平安快乐万万年！”
每每哼唱，眼前总会浮出母亲与保嫂的笑容。
想起二姐就滚泪
2004年9月25日中午，一进文登市的米山路，我即双眼跑泪。外甥王胜利把车停在街口，我俩脚一落地，撒腿就往二姐所居住的大楼里跑。看见了、听见了，已过古稀之年的二姐正冲我招手，冲我喊：“亮子，亮子……”
我一头扑到二姐的怀里，她使劲地抱着我：“你真的回来了吗，亮子？大老远地从美国回来，就因老家有你二姐……”
“知道你今天来，你二姐一宿没睡，不到10点就跑出来等你。”姐夫抢话。
我仰脸给二姐擦泪：“电话里不告诉你，我12点左右到嘛！”
“在屋里坐不住，要不是姐腿不好早跑到城外去等你了。”
我本能地弯腰背起二姐：“走，咱进屋去！”
二姐舍不得压我，立马出溜下去：“跨江跨海地跑回来，快进屋歇会儿，快！”
屋里，屋里的圆桌上已是盘扣盘、碗盖碗地摆满了一圈菜。掀开一看，低头一闻，全是我儿时的最爱。
“做早了，该脆的都不脆了！”二姐感叹。
姐呀……
那一天，那一夜，我和二姐寸步不离；那一天，那一夜，我和二姐泪眼相睹、泪水交流；那一天，那一夜，我和二姐谁都没睡；那一天，那一夜，也是我和二姐最后的团聚日。
公元2006年4月26日，二姐驾鹤西去了。噩耗传来，我有着失母般的悲痛。
二姐天资聪明，悟性极高，用家乡人的话说：宋雪敲着头，脚儿动弹。然而，她生不逢时，吃苦遭罪犹如天生。二姐风趣幽默，颇具写作才能，随便一件事一经其笔尖流出，常令人哭笑无端。二姐画得一手好画，可伏案作画的梦想早已破碎在少年的黎明前。
“雪当家的”是二姐的外号。人们常说：有错叫的名字，没有错起的外号。这个外号，对一个十来岁的小姑娘来说，实在是太沉重了！
乡亲们把二姐“封为”当家的，那是担当与责任；那是对她为家人付出的见证，奉献的肯定。
二姐能获此“殊荣”，原因有二：父亲身体不好；二姐对家人家事有着强烈的责任感。也就是这个外号，封住了二姐的才华，挤走了她的时间和精力，让她彻底地没了她自己。
母亲生前曾跟我说：“日本鬼子扫荡时把你爹的身子弄垮了。当他拖着半条命回来时，又得了瘟病。为了治好他，家里能卖的东西都卖了，弄到最后，连那头大灰驴也没能留住啊。那时，你大姐在妇救会里忙着抗日，整天不着家，庄稼地里的活儿就全撂在了你二姐的肩膀头子上。好心的岁爷爷看不过去了，就扛着犁具来帮忙。岁爷爷在后面扶着犁，在前面拉犁的不是驴，是你的二姐呀！那时她才十几岁，哪儿来的力气？”
母亲说：“你爹的病刚一见好就爬起来纺麻匹，然后由你二姐帮忙合成有粗有细的麻绳，再帮你爹挑到集上去卖。每挑一趟，你爹就给你二姐两毛钱，让她买碗面条吃。谁料想，到了年底，你二姐用你爹给她的钱为家里买了一车大白菜。敢情她从没舍得花过一分哪！”
也就在那年龄段，一次，二姐一头栽进了十米多深的南井里，没被淹死是因天旱井水少。
那年间，每逢苍天无雨时，挑水人须用一块黄油布、一个厚铁圈、几串铁环和一根又粗又长的麻绳制作而成的“蹲篓”到井底取水。弄满一桶水，至少也要三四十次地顺下去，拔上来。就在那反反复复、上上下下中，二姐头朝下，脚朝上地跌至井底，奇怪的是她头部无伤，只是左小腿血流不止。
生活的重负把她压出了超龄的胆量，敢于担当的性格给了她临危不惧的勇气。十来岁的小姑娘身陷深井，她竟能不哭不闹地抓着井壁上那些里出外进的石头向上攀爬。
幸好，她刚爬到两尺，就被前去挑水的金华爷给发现了。老爷爷让她慢慢地退到井底，等接到爷爷顺下的绳子，死死抓住之后，爷爷再双手攥着井绳，一下一下地把我二姐给拔了出来。
写婚前的二姐，若一一记述，怕是要百万字以上了。
婚后的二姐因嫁给了一个出身不好的会计师，便一头扎进了“人工苦海”里，沉浮在那深不见底的“咸水”中，被“大西洋”的狂风横扫着，被“好望角”的恶浪痛击着，被“百慕大”的水泡吸食着，又将其灵与肉一起抛进了“潘塔纳尔沼泽地”里。
在那“非常的岁月”里，二姐所遭受的凌辱与欺压、悲苦与磨难，我不必再用横平竖直的汉字去排列，因为她的“正常生活”已有太多的文人将其凿在了历史的心版上。
走出苦难的二姐已是白发苍苍，浑身是病。所幸的是，自此之后，她与一直分居两地的老伴能天天在一个桌上吃饭了。
改革开放后，二姐夫入党了。1992年他所在单位又分了一套三居室的单元楼给他。两位饱经凄风苦雨的老人，总算过上了好日子。
回想二姐的一生，最幸福的是：她为姐夫生了两个大儿子。姐夫是她自己挑中的意中人，尽管他出身不好，工资不高，但能跟自己心爱的男人同赴苦难，牵手一生，也算是一种美好的归宿了。
其实，当年追求二姐的人很多，大都是团级军官，所给出的条件几乎全是带她到江南去过安逸的生活。她拒绝的理由除了爱恋富农的儿子王明龙，再就是舍不得扔下体弱的爹、裹着两只小脚的娘和年幼的我。
二姐与我感情极深，她是看着我长大的。当年在老家时，我穿什么衣服，留什么头，全由二姐说了算。
二姐有着创造时尚、领导新潮流的天赋与能力。常常，我穿套新款式的裤褂，留个新发型，立刻就被小伙伴们效仿追随。
记忆中，我尚弄不懂刷牙是怎么回事时，“雪当家的”就给我买来牙刷，帮我蘸上金鸡牌牙粉教我学着刷牙。二姐说：“长得再俊，穿得再好，若不把牙齿给弄干净，张嘴说话或笑起来，都不好看。”
与此同时，我一洗完脸，二姐就赶紧给我抹友谊牌雪花膏。这一开蒙，使得后来已移民美国的我，还必须回大陆去买友谊牌雪花膏，因那是二姐的“品牌”。
二姐跟母亲一样特别知道我爱吃什么。在日子好过时，她一赶集总是按季为我买回：国光苹果、莱阳梨、大柿子、水蜜桃、羊角甜瓜和大杏梅。
二姐对我的爱与呵护怎是26个字母拼出的汉字所能说完道尽？
二姐呀，你知道此刻亮子最想吃什么吗？是你从一捆韭菜里抽出几根最胖的，用水洗净后，拿起一根缠个麻花，蘸一下母亲做的面酱，捅进我的嘴里……
天国里的二姐呀，你最想让小妹为你做什么呢？想听在那一天的那一夜，我为你多次哼唱的电视剧《至爱亲朋》的主题曲吗？
走笔至此，我凑到了二姐的照片前：“我不想说再见，相见时难别亦难。我不想说再见，泪光中看到你的笑脸。我不想说再见，心里还有多少话没说完。我不想说再见，要把时光留住在今天。一生能有几个这样的夜晚，一辈子能有几次不想说再见……”
简报我姐宋老三
宋老三，年龄：古稀有余；体重：一百来斤儿；身高：年轻时1米60以上；爱好：侃政治、闹养生、追求低碳生活。
三姐，15岁只身赴京闯天下，幸遇贵人提携，在中国盲文出版社编了一辈子的盲文中医药类书籍。
三姐是宋家的顶梁柱，也是五姐和我能进京求职谋生的奠基人。为给家人寄钱不遭限制，三姐不但晚婚晚育，还在交男友时一定要提出自己的特殊条件：“我的家庭负担很重。”
多少年如一日，三姐省吃俭用，把积攒下来的几个钱寄回家孝顺父母，供妹妹们买衣服、买文具。上学时，我的穿着在班里不出头三名。我用的橡皮是粉色蝴蝶式；铅笔是红绿交叉的彩条样；笔记本皮上永远都印着美丽的花花与可爱的小鸟。这一切都是三姐从北京给我寄回的。
从懂事起，我就想长大后要像三姐那样对父母好、对家人好，尤其要特别孝敬我们的老母亲。
难忘灾荒肆虐神州大地的1961年春天，三姐担心母亲会把自己分得的口粮省给家人而被活活饿死。于是，她把母亲接到北京，去分吃她那每月仅有的27斤粮。那年春天，三姐水肿了，两条腿一按一个坑。
1968年的晚秋时节，母亲患重病须到北京治疗。闻此，三姐急红了眼。一个月落霜满地的清晨，三姐雇了一辆三轮车，从北京火车站把母亲和我接回了家。她把母亲抱到床上，用一张掩着悲痛的笑脸挤着母亲那枯瘦的腮：“妈，明天我和亮子就带您去医院做个彻底的检查。妈行了一辈子的好，老天爷是不会让您这样的善心人得病的！”
然而，上天可能是太忙了，他忘了关照我们的老母亲。母亲的病不是一般地重，光医院收取的押金就有380元！而那时，三姐的月工资只有48块5！
说来，还要感谢我的三姐夫。他二话没说，扭头跑到银行把仅有的400元存款全部取了出来，一把交给了日坛肿瘤医院。自此，一周五天，我便陪着母亲去医院烤电，一个疗程仨月整。在母亲治病养病的两年里，三姐每月给我30元钱过日子，外带三张月票，她一张，我和母亲各一张，三张月票总计是10.5元。掐指细算，三姐每月只剩下8块钱啦！
眼湿了。可怜的三姐，你让小妹怎能不想你，念你呀！
我拿起电话直拨三姐家：“姐……”
“是亮子！姐挺好的，甭老花钱给我打电话。”
那次通话，我知道三姐的女儿、女婿领着孩子去上海世博会了，两周后才能返回北京。
我当即允诺：在那半月里，我每天必打一次电话，听姐报平安。这是我的责任，因早在2007年11月初，三姐夫就撒手人寰了。
每天晚上，北京时间9点30分左右，我就把电话打过去。一连四天。不料，当我第五次再拨，三姐“销声匿迹”了。我恐慌，我害怕。因昨晚上，三姐告诉我她胃疼。我答应她放下电话就上网帮她查找原因，并在明晚的同一时间把原因告诉她。
这个“约会”是不见不散的承诺！
三姐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我滚着豆大的泪滴，一次次，一回回，手指都拨酸了，所反馈的依然是无声无息。焦急难耐时，我把电话打给了铁哥们儿杨力强。
他接过电话就哈哈：“宋老三可真够幸福的了！我怎么就没有这么好的妹妹挂着……”
“我急得都快跳墙了，你还跑这儿瞎逗哏！”我喊。
“你姐没事儿，前几天我还在双秀公园里碰到她，丫倍儿精神！”
“我说的是现在，她没啦！真的没啦！”
“别急，我拨一电话试试。”
我在线上，什么都听得见。强子跟我一样，连拨几次，全都白费。那一刻，我特想说：“强子，你这就开车去看我姐一眼，看她到底怎么了？”然而，墙上的挂钟已敲过11响，我怎好意思麻烦一人掌管两家医院，整日劳碌不堪的强子深更半夜再往三姐那里奔？更何况，强子住在城里，三姐已于三年前就搬到京郊的香山了！
强子安慰我：“甭慌，明天一大早我就开车去看看宋老三。放心，她铁定没事儿！”
我仍跳不出三姐可能遇险的恐惧。我不相信她会在急需听到自己病因的时刻突然“爽约”。我猜，她不是因胃疼而窝哪儿动不了啦，就是被溜进她家的坏人给捆绑了，杀害了！
那一刻，我恨不得生双翅飞进姐家，急得我浑身冒火，不知所措！
二老双亲早已过世，大姐和二姐也先后离开了人间。“山高水远他乡留”的我，早把对故园的思念与寄托全都搁在了三姐身上。相形之下，三姐已变成了我的根！我的根哪！
我什么都做不下去了，大脑的所有功能全都立在了那点儿撕心的怀念上，怀念我三姐！
三姐离家时，我小到什么都记不得。我进京后，三姐的家就是“父母”的家。在三姐面前爱吃什么敞开塞，想干什么没人管，躺着、歪着、倚着、靠着，就看你个高兴劲儿了。
记忆尤为深刻的是：动乱年间，当北京京剧院的琴师、那时已被打成“黑帮”的吴博洲想跟我谈恋爱的迹象刚一暴露，即遭到了“全人类”的强烈反对与誓死抵制。唯有三姐，她毅然决然地领着我俩到西单长征照相馆去拍了订婚照。
改革开放后，丈夫萌生出要闯荡美国的欲望。1981年元月1日，我回山东老家去开证明办理护照时，我的三姐为给她这个苦难如影随形的小妹造成衣锦还乡的“真相”，愣把自己新做的咖啡色的毛料大衣给我穿上，她套件洗得发白的蓝布棉袄同我乘火车去面见家乡父老……
三姐呀，三姐！电话里，你我曾发下誓愿：等亮子再回北京，咱俩将穿着嫩绿色的唐装去山东，到那片收下母亲遗骨的地方，给她老人家烧纸焚香。
母亲！我把全部的希望都交给了母亲。娘啊，您一定要保佑我三姐平安无灾！
一会儿往好里想，一会儿又往坏里瞎琢磨，我心沉眼酸地熬到了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拿起电话一拨即通。刚响两声，三姐就说话了：“……我没事儿。”
我火了，一口气喊出了“十万个什么”，为什么不接电话呀！
她的解释是这样的：昨晚9点32分没接到我的电话，就把电话插头给拔了。8分钟后又插上，等了一会儿见我没打过去，便二次开拔。之后每10分钟插一次，拔一次。这样的“活动”她老人家一直进行到晚上10点30分，索性拔掉插头上床睡觉去了。至于胃疼，人家编了一辈子的医药书籍，已经找到原因了：把本该扔了的蒸山药，愣给塞进自己的胃里了。
闻此言，我焖了。
她在那头喊：“亮子，你怎么不说话呀？亮子，你没事儿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