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仁为本，以义立身，仁之所在，天下归心。仁爱之道，爱人之心广博深远，忧天下之忧，乐天下之乐，淡泊名利，宠辱不惊，则人心尽归之，故言仁者无敌。所谓存仁于天下，便可以理天下；行仁于天下，便可以得天下。
仁者，无思而大思生，无威而大威至。怒言相向，盛气凌人，不但无助于树威，相反声名倒地，伤人不利己。所以说，庄重、宽厚用以待人，反能树威博信。
御人，施政，没有什么比仁更重要。没有仁来维系的人际关系，将最终分崩离析。博爱的施行，直指人心，感化人心，最终征服人心。
人生在世，当以仁为立身处世之本，在日常人际交往和工作中，要努力行仁义之道，从生活中的小事做起，日积月累，厚积薄发，必能广结善缘，成就崇高的人生境界。
一、大仁大义，高尚做人
1.仁，就是义
儒家思想，由上古圣贤相传的意旨中，演化出以“仁义”作为自己的中心思想。老子说的冲和，与孔子说的中和，仔细玩味，也都是仁。
《孟子》中说：“人之所以不同于禽兽”，这个说法却少有人能简捷地说得出来。仁，是孔门学说的中心，而义又是“行仁”的体现。我国历代的圣贤以死卫大道，以死殉真理，以死赴国难的精神，都是从这里产生的。孟子所揭示的浩然之气，与“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概，都是从这里培养出来的。
《易经·系辞》中说：“立天之道，叫做阴与阳；立地之道，叫做柔与刚；立人之道，叫做仁与义。”所以说仁义的精神，也就是人道精神。儒家以“讲仁义”称道于世，他们的仁义精神，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博爱的精神，正义的精神。仁里面含有“爱”和“生”的意思。《中庸》中说：“仁，就是人。”程伊川说：“人的形体可以叫做仁。”朱熹只以心之德、爱之理来解释仁的实质。因为他还没有领悟到“生生不息”的玄妙之处，而《易经》的玄奥、精要之处也就在这里。
《易经》中说明了乾开始于万物，以乾一统于天，而说乾为仁，则是汉代儒家继承古义的精微之处。后代人却是走马观花，致使最高尚的民族精神逐渐下降，而落于柔夷空寂没有作为的境地。义里面含有“宜”的意思，也通“至善”。《中庸》中说：“义就是宜。”孟子说：“仁，是人的心；义，是人的必经之路。”所以说义是人们必行必经的道路，陈淳称为“当然而然，无所作为而然”。当然而然，就是说道体；无所作为而然，就是说德行。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应该”，应该是这样做就这样做。
道的实质，也是正义的实质，即义不容辞；该进就进，该退就退；该做就做，该放手就放手；甚至该生就生，该死就死。看到的都是义，全不计较生死。这样，便能产生“如果是自己亏了理，即使对方是个很平凡的人，我也害怕他；如果自己是正确的，即使对方有千军万马，我也敢勇往直前”的大无畏精神。
人们的行为，如果是有条件的行为，有目的的行为，便是功利的行为；只有无条件的行为，无目的的行为，才是道德的行为，才是行道、行义的做法，这就是人与禽兽的不同之处。所以孔子说：“有杀身以成仁，不必求生来损害仁。”孟子说：“杀身成仁，舍身取义。”这就是人所以为人的地方，这就是人与禽兽不同的地方，它也可以说是“劲气”内敛的地方。
“养天地正气”，就要明白“正气”自“劲气”中来，禽兽只有自然的生死，却没有道德的生死，也就是“义”上的生死。人，只能是顺自然而生，顺自然而死。不了解当生时则生，该死时就死，不知道违逆了道德仁义而苟且偷生，这样与禽兽又有什么区别？
2.大仁大义真君子
提到人品，人们常常用“仁义”与否来衡量。可见“仁”、“义”二字在人生之中是何等的重要。
在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中，对仁、义的倡导，莫过于春秋时的孔子了。乃至现代判断“仁”与“义”的标准，运用的还是孔子的学说，只是打上了现代的烙印而已。
在孔子的学说中，论“仁”的占相当大的部分。
何谓仁？子贡曾就这个问题请教过孔子。孔子的回答是：“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恭、宽、信、敏、惠”。就是说：能在天下实施谦恭、宽厚、信诚、敏捷、施惠五种品德，就是仁了。
在孔子看来，仁比水与火更重要。他说：“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见蹈之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者也！”水和火，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但是，仁是比水与火更重要的，世界上没有仁来维系，那么，领导与被领导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将变得彼此冷漠甚至分崩离析而不可收拾。所以，仁是绝对重要的。水火可以让人烧菜做饭生活得好好的，但一不小心也可以被水淹没被火烧掉。可是被仁害死的，至今还未曾见过。
如果泛泛地讲，做人要讲“仁义”，把仁义当成道德范畴的一个词来理解也是可以的。但严格地说，“仁”和“义”在意义上是有区别的。“仁”是仁爱，仁慈。“义”是正义、道义、信义等等。
解扬是晋国的大夫。《左传》记载，宣公十五年，楚国围攻宋国，久久不肯退兵。宋国向晋告急，晋国派解扬到宋国去，告诉他们晋国将要出动全部军队来解救宋国。在路上遇到了郑国人，他们捉了解扬，把他送给了楚国。楚国贿赂解扬，给他很多钱，让他说晋国不来救宋国了。解扬不答应。最后被强迫了三次才答应下来。楚人让解扬登上楼台，向宋人喊话。结果，解扬没有听从楚人贿赂他所要说的话，却完成了要宋人知道晋君起兵救宋的命令。楚人要把他杀掉，他回答说：“君能够下达命令，这就是义；臣能够接受命令，这就是信。信能载义而行，就是利。行义就不能信别人的，要信就不能听从两种命令。你要买通我，这是不知命，我答应你，是为了完成晋君的命令。我死了但完成了任务，是尽了我的责任。你也有忠实的臣下，我能够死得其所，又有什么别的请求呢？”于是楚国人放他回到了晋国。
解扬对义有着他自己的理解。
古人很看重义。《列子·说符》中说：“人而无义，惟食而已，是鸡狗也。”人若没有信义，只知道吃饭，那只能算是鸡狗之类了。汉代贾谊《新书·阶级》中说：“利不苟就，害不苟去，惟义所在。”不随便接近利益，不随便离开祸害，关键在于是否符合正义。宋代邵雍《义利吟》中说：“君子尚义，小人尚利。尚利则乱，尚义则治。”意思是说：君子崇尚道义，小人崇尚私利。崇尚私利国家就混乱，崇尚道义国家就安定。清代李土恭在《颜习斋先生年谱》中说：“临财勿忘义，见义生可轻。”意思是说，见得钱财的时候，一定不要忘记正义；面临正义的事业，可以牺牲自己。总之，关于“义”字，可谓“前人之述备矣”。至于“桃园三结义”之类的故事，人们更是耳熟能详了。
人生在世，若是真的能够做到大仁大义，才能达到一种崇高的境界。
3.仁就是为人之道
孔子说：“仁人是安守仁道的，有智慧的人知道仁对自己有好处才去行仁。”又说：“如果立志于仁，就不会做坏事。”韩愈说：“天地的大德叫做生，圣人的大德叫做仁。仁是生命的根本，生命又是仁的作用。所以产生生命的叫做仁，博爱就是仁。”以博爱为仁，实不足以完全代表仁。孔子又解释：“仁就是为人之道。”仁是做人的道理，仁是人性的实质。放弃了人性的真情，又怎么能说是为人之道呢？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学说，进一步解释为：“仁就是人的心。”这不仅继承了孔子的意思，并进一步深入直指人心。说仁体现得足就可以入圣。所以说，天地只是仁的流行，圣人只是仁的体现。
英雄豪杰，除此也无可说立德立业。因为人充满在天地之间，所以说尽是一派生机浩然，一派生趣盎然，一派生意溥然。圣人与天地同仁，所以说圣人与天地同大。又可以说，圣人的德行与天地同高。
子贡向孔子问仁。孔子说：“能够处处实行五种品德的，就是仁人了。”子贡说：“请问哪五种是仁。”孔子说：“庄重、宽厚、诚实、勤勉、慈惠。庄重就不会遭受侮辱，宽厚就会得到大家的拥护，诚实信用就会得到人们的信任，勤勉就会提高工作效率，慈惠就能使唤他人。”
《易经》中说：“怎么能说土里土气的诚恳不是仁呢？所以能博爱。”这是说明仁为爱的本体，爱为仁的实用。这就是说，只有仁者才能爱人，爱人就得到人；只有仁者才能爱国，爱国就能得到国家；只有仁者才能爱天下，爱天下则得到天下。
《易经》中又说：“天地的大德叫做生，圣人的大德叫做位，圣人能守住位叫做仁。”周代说人必然说到仁。韦昭注解说：“博爱于人作为人。”庄子认为爱人利物就叫做仁，贾谊说心兼有爱人叫做仁，所以说仁者爱人。爱人就没有偏颇、没有遗弃，这样天下就归顺了。所以孔子说：“怀着仁的人自己想立而立人，自己想达而达人，这可以说是行仁的方法了。”
4.躬身力行，规范于礼
孔子说：“没有仁的人，不能长久地处在贫困之中，也不能长久地处在安乐之中。仁人是安守人道的，有智慧的人知道仁对自己有利，于是去行仁。”这就是说没有仁就不能达到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境界。
仁既作为天、人、物、我一体的大道，怎样才是为仁之道呢？孔子回答颜渊问仁时说：“抑制自己，一切都依从礼的规范去做，就是仁。一旦做到了，天下的一切都归向仁了。行仁完全在于自己，难道还在于他人吗？”颜渊问行仁的条目，孔子回答说：“不合乎礼的不去看，不合乎礼的不去听，不合乎礼的不去说，不合乎礼的不去做。”这就是说，做到这四条，就可以去行仁了。朱熹认为不是礼的就是私意，所以要尽量抑制自己的私意。尽量规范于礼，就是行仁。
怎样做才合乎仁，孔子说：“出门办事就像去接待贵宾，使唤百姓就像去进行重大的祭祀那样严肃认真。自己不想做的事，不要强加给别人。这样，在朝廷上没有人怨恨自己，在家族中办事也没人怨恨自己”这就是以敬恕之道来说明仁，自己不想做的，不要强加于人，就是以自己的仁心去推及他人。也就是说自己要首先立人，自己首先要达到做人之道。所以回答樊迟问仁是“爱人”。如果扩充它就是：把自己所想的，施给于人，这样自己的仁心就更厚实了。再者，就是：“刚毅、说话真诚的人也接近于仁”。又如：“有仁德的人，说话真诚。”“躬身力行也近于仁。”“有仁德的人无忧愁。”“有仁德的人清静恬淡。”“有仁德的人必然勇敢，勇敢的人必然有仁德。”这些所说的都是“行仁”的条目。也就是说，行仁的道理，从这些方面做起，也就能够达到仁的境界了。
仁能够爱人，所以广业，所以成仁。仁能存于心，所以能立德，所以成就自己。孔子的圣学，以仁为中心主旨，以行仁作为最高理想，以成仁作为最高境界，不能离开片刻。所以孔子说：“仁人志士不因为求得生存而损害仁的形象，他们能够牺牲自己来成就仁。”又说：“富贵是人人都想得到的，不是从正确光明的途径得到的，不强求。贫贱是人人都讨厌的，不是以正确的手段丢掉的，不舍弃。君子丢掉了仁，怎么能成名？君子不是每天吃饱了就算达到了仁。君子在任何时候都不违背仁，匆忙之时与仁同在，颠沛流离之时也与仁同在。”
成了圣人，成了仁人，这是内心的东西，而富贵功名是外表的东西。重视内心，轻视外表的人，就是君子；重视外表，轻视内心的人，就是小人。所以，君子安守于仁而达到仁，小人正好相反。
二、以仁为本，以仁处世
1.仁心即是人心
仁者与天地同在。仁心即是天心，也是人心。“以仁保持着做人的心”，也就是保存了天地之心，保存了人的本心。保存了人的本心，他的仁就不会丢失；扩充它，就会受用无穷。人的仁心仁性，本身就具备，不必到外面寻求。所以孔子说：“仁离我们遥远吗？只要我一想到仁，仁马上就来到了。”也就是说，仁不会远离我们的身边，求取就能得到仁，舍弃就会失去仁。反求于内，仁心自然存在，并且上合于天道。这样，天道也就在我的心中。
人性的真性真情之所以能保全与扩充，全在于能否守得住仁。所以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依于仁，也就是孟子所说的“行仁义”，“由仁义而行”的义。又说：“知道了它，却不能守住它，虽然得到了它，必然会失去它。知道了它，心中的仁能守住，不是庄严而谨慎地对待它，行动也就没有礼规，也就不是好的了。”这就是彻头彻尾的真话。
守住了仁，就能看到人的性情，人的心血；守住了仁，就能看到人的德行，人的威严，人的仪表。行动有礼节，就能看到人的规范与法道。三者结合起来，就可以看到圣人的风范与气象。
有宽宏的度量与宽厚的仁，就会得到老百姓的赞赏与信任。圣人以体行天地之道来作为自己的立人之道，体行天地之心作为自己的立人之心。天地之道就是仁道，天地之心就是仁心。
2.仁是百善之首
孟子说：“人人都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这才有不忍人之心的仁政。以不忍之心，施行不忍之心的仁政，治理天下就易如反掌。”又说：“恻隐之心，就是仁的开端。”“没有恻隐之心，就不是人。”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天地的大生命属于顺应天理的人。
怎样才能见到仁心？由好生之心见仁心，由爱人之心见仁心，由慈悲之心见仁心，由恻隐之心见仁心；由不忍人之心见仁心，由不忍物之心见仁心，由不忍天下之心见仁心。反之，没有好生之心不是人，没有爱人之心不是人，没有慈悲之心不是人，没有恻隐之心不是人，没有不忍人之心不是人，没有不忍物之心不是人，没有不忍天下之心不是人。引申说来，有仁心就足以入圣境，有仁心就足以保四海，有仁心就足以参天地！所以英雄豪杰、仁人志士，总是以“存仁心于一心，而行仁于天下”为己任，方可有持守有作为，方可高大而长久。
存仁于天下，便可以理天下；行仁于天下，便可以得天下。“庭草不除留生气”，这是何等的仁心！何等的生气！“为鼠常留饭，怜蛾不点灯”，这是何等的仁心！何等的生趣！在仁性中，我们应看到一片爱的流行，一片情的流行，一片生的流行。不这样，也难以看到天地。
古人云：“仁就是人性，爱就是情，仁是主体，爱是应用。”“仁就是道，乃是百善之首。”“仁是天下的公共之物，是善的根本。”又认为：“行仁以孝悌开始，孝悌是仁的引用之事。”“仁即是性，孝悌即是用。仁主要体现在爱人，爱还有什么大于爱亲，所以叫做孝悌，它就是做为仁的根本了！”这就说明了张横渠为什么把孝叫做仁的道理。推及行仁一事，扩充到国家、天下，于是仁的形体更明显了。
3.以仁为道，仁承天下
仁作为孔子的中心思想，也可以说是我国传统历史文化、传统道德的中心要旨。唐尧虞舜以仁治理天下，孔孟以仁教导天下。而孔孟之后，能够发扬光大以仁为道、以仁为教的人，就要算宋代儒者，而宋代儒人中又尤以张横渠的《西铭》为首要，二程又专以开示之，说他的仁“纯粹广大”“自从孟子之后，儒者都没有其他更高的见识”。又说：“极其纯正无杂物，意义极其完备，就是仁的整体”。
张横渠在《西铭》中说：“乾称为父，坤称为母，我这里不能轻视啊！天地给了我的形体，天地统帅着我的性格。百姓与我都是同胞，万物与我都是一体。”大意也就是以天下为一家，以四海为一人，以天地万物人我浑然一体而不分。
张横渠又说：“尊重年纪大的人，就能赡养他人的长辈，以及自己的长辈；慈悲孤儿，就能抚爱他人的小孩，也能爱护自己的小孩。圣人的合德，贤惠而清秀。凡是天下的残疾人，孤寡老人，都是我长辈兄弟一般。时时保护他们，时时帮助他们，使他们快乐而不忧愁，纯粹是一片孝心，一片兄弟之情。违背了仁就叫做逆德，损害了仁就叫做盗贼。做恶的人没有才能，这是他践踏了自己的形象。”这里所说的意思，就是以天地人类为一个大家庭，纯属于孝经中的孝子心境。扩大到全人类，以对待父母兄弟的真情，来对待天下，对待全人类，这是何等的仁心慈怀？何等的博大清明？
儒家的理想世界是大同，完全要求以仁来覆盖天下，以仁来承载天下。所以孟子说；“尊敬自己的长辈及他人的长辈，爱护自己的孩子及他人的孩子，天下就能运于手掌之上。”接着说：“懂得变化则能善于遵照事物规律，穷神则善于继承自己的志向，不惭愧房子漏雨而去添盖，存心养性而不松懈。憎恶美酒，崇拜伯子的颐养。培养才能，这是颖封人的锡类。不放松劳累的形体，这是虞舜的功绩。没有劳作而得到食物，就是申生也恭敬。体形能够保全的人，会这样吗？勇于顺从命令的人，伯奇是这样的。富贵福泽，将会厚待我的人生；贫贱忧患，平庸也会成全于你；我存心顺其事物，没有我也能成功。”这是全文的总结，勾划出一个圣人仁士修养的最高境地，作为人生存心养性、育德修行的最高指导原则。
借宗法社会孝顺父母的行为，扩充到天下，以完成一个仁德的实践，以天地万物我为一体。在这里我们能够看出，一个仁人的世界精神与宇宙精神的光辉伟大。
4.用恩威不如用仁礼
仁以立人，礼以待人，恩以怀人，威以服人。用仁礼可以达到恩威并济，用恩威也可以达到仁礼并行，这都是对待人们的大道。孔子说：“庄重、宽厚、诚实、勤勉、慈惠这五条，庄重就不至于遭受侮辱，宽厚就会得到大众的拥护，诚信就会得到他人的任用，勤勉就会得到工作效力，慈惠就会使唤他人。”
诸葛亮治理蜀国时，严刑峻法，没有半点虚假，恩威并用，国家达到了大治。孝直觉得过于刚猛，曾经对诸葛亮说：“从前汉高祖入关，规定了约法三章，秦国百姓知道他有德行。现在君主凭借你的威力，横跨一国，现在刚开始建立国家，还没有体现到恩惠安抚，而且客主的礼义，最好合适降下，愿请缓和刑罚松弛禁令，以安慰百姓的期望。”
诸葛亮说；“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秦国因无道、苛政搞得民不聊生，只要有个普通人振臂大呼，天下就会马上土崩瓦解。高祖就是因这样的条件，才施以宽济。刘璋软弱，自开始以来，有累世之恩。法度放松，就会相互奉承，政德施不下去，威刑达不到严紧。蜀国士人官员都专权自私，君臣之道，渐渐淹没。授你高位，越高就越空虚。顺着施恩，恩完了就出现散漫，弊端就慢慢滋生了。”
曾国藩认为用恩威不如用仁礼。他说：“统帅军队的道理用恩不如用仁，用威不如用礼。仁就是所谓想立而立人，想达而达人。对待士兵如同对待弟子的心理，希望他有成就，希望他发达，他就会知恩的。礼就是所谓的无众寡，无大小，无怠慢。泰然而不骄傲。着装严整，容貌尊严，使人一看就怕他，保持着敬意，面临着庄严，在无形无声之中，经常保持严肃不可侵犯的样子，人们就知道威了。守住了这两条，就是到不开化的地方，也能行得通。”
5.刘秀以柔为仁安天下
在中国历史上，能够从始至终地贯彻“柔道”的人，当数东汉的光武帝刘秀，他不仅在为人处世上以“柔”为主，在政治、军事诸方面也都体现出了这种精神，应该说他是以善玩“柔道”而取得巨大成功的开国皇帝。
刘秀生于公元前6年12月，是汉高祖刘邦的九世孙。其父刘钦是南顿县令，在刘秀九岁时病故，此后，刘秀与哥哥刘便被叔叔收养。据说刘秀身长七尺三寸，美髯目，大口隆准，生有帝王象。兄长刘独有大志，好养侠客，而刘秀却好稼穑佣耕，刘就经常讥笑他。一次到亲戚家做客，宾朋满座，贵客云集，其主人蔡少公精通图谶之学，在述及谶语时说道：“将来刘秀必为天子。”原来王莽的大臣刘歆精通谶文，故改名为刘秀，大家也以为是大臣刘秀。谁知座上忽起笑声：“怎见得不是仆呢？”大家回头一看，竟是刘的弟弟刘秀，不禁一阵哄堂大笑。
刘秀思虑谨密，言语不苟，与人相交，也不记小怨，喜怒哀乐不行于色，史书上曾称赞他为人“谨厚”。在他二十八岁的时候，王莽的“新政”很不得人心，加上天灾人祸，各地的农民纷纷起义，尤其是绿林、赤眉两支起义军，声势浩大，直可与王莽军一较高低。在这种风起云涌的形势下，刘秀借南阳一带谷物歉收，与兄刘谋划起义，得众七八千人。
刘秀起义后，逐渐与当地的其他起义军汇合，一度并入绿林军。公元23年二月，绿林军为了号召天下，立刘秀的族兄刘玄为帝，年号更始，绿林军的势力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以至王莽“一日三惊”。王莽纠集新朝主力约四十二万人，号称百万，派大司空王邑、大司徒王寻率领，直扑绿林军。刘秀等人放弃阳光，率部退守昆阳。
昆阳守军只有八、九千人，敌人则连营百里，势力太过悬殊，有些人主张分散撤出，刘秀坚决反对，认为如果并力御敌，尚有保全的希望，如果分散突围，必被包围消灭。他亲自率领十三骑趁夜突出南门求救，他说服了定陵、郾城等地的起义军，亲率精兵数千人偷渡昆水，突袭敌人，使敌人手忙脚乱，阵脚不稳，终至大败。昆阳之战是中国军事史上以少胜多的光辉范例，也为起义军推翻新莽政权奠定了基础。
但不久起义军内部发生了分裂，刘秀的哥哥刘被杀。因为自打败了王邑、王寻的军队以后，刘、刘秀的威名日盛，这就遭到另一派起义军将领的嫉妒，加上刘当初曾反对立刘玄为帝，正好借此进谗，说刘不除，终为后患。刘玄儒弱无能，并无主张，便听了人言，准备伺机发动。刘玄借犒军之机，大会群将，刘在列，刘秀领兵在外，未得参予。刘玄见刘腰佩宝剑，故意说有些奇异，要他献上来观看。刘并无防备，把宝剑呈了上去。刘的部下见事情不对，暗为刘着急，其实刘玄也是想借刘献剑之机，说他行刺，以便拘捕。但刘玄手里拿着宝剑，却犹豫起来，欲杀刘的诸将忙使人献上玉，与“决”同音，仿效范曾催促项羽杀刘邦的故事，是催刘玄快点决断的意思，但刘玄还是没有下令逮捕刘。回去以后，刘和诸将谈起这件事，觉得刘玄无能，不足为虑，也就一笑作罢。
不久，刘玄要杀曾不同意立他为帝的将军刘稷，刘知道后，跑到刘玄面前据理力争，刘玄理屈词穷，不能作声，但有些将领则鼓动刘玄拿下刘，刘玄的“拿”字刚一出口，刘即被人拿下，并立刻推出斩首。
刘秀当时正在父城，听到哥哥被杀，十分悲痛，大哭了一场，立即动身来到宛城，见了刘玄，并不多说话，只讲自己的过失。刘玄问起宛城的守城情况，刘秀归功于诸将，一点也不自夸自傲。回到住处，逢人吊问，也绝口不提哥哥被杀的事。既不穿孝，也照常吃饭，与平时一样，毫无改变。刘玄见他如此，反觉得有些惭愧，从此更加信任刘秀，并拜为破虏大将军，封武信侯。
其实刘秀因为兄长被杀而万分悲痛，此后数年想起此事还经常流泪汉息。但他知道当时尚无力与平林、新市两股起义军的力量抗衡，所以隐忍不发。刘秀的这次隐忍，既保全了自己，又在起义军中赢得了同情和信赖，为他日后自立创造了一定条件。
等到起义军杀了王莽，迎接刘玄进入洛阳，刘玄的其他官属都载着布做的帽子，形状滑稽可笑，洛阳沿途的人见了，莫不暗暗发笑。唯有司隶刘秀的僚属，都穿着汉朝装束，人们见了，都喜悦地说：“不图今日复见汉官威仪。”于是，人心皆归刘秀。
刘玄定都洛阳以后，便欲派一位亲近而又有能力的大臣去安抚河北一带，刘秀看到这是一个发展个人力量的大好机会，便托人往说刘玄。刘玄同意了这个请求，刘秀就以更始政权大司马的身份前往河北。开始了扩张个人势力，建立东汉政权的活动。
当时的河北有三股势力，最大的是王郎，他自称是刘邦的后代，号召力很大，其次是王莽的残余势力，再次是铜马、青犊等农民起义军。刘秀在河北每到一地，必接见官吏，平反冤狱，废除王莽的苛政，恢复汉朝的制度。释放囚犯，慰问饥民。所做之事，均都顺应民心，因而官民喜悦。
当时，有一个叫刘林的人向他献计说：“现在赤眉军在黄河以东，如果决河灌赤眉，那么百万人都会成为鱼鳖了。”刘秀认为这样太过残忍，定会失去民心，就没有这样做。
刘秀初到河北之时，兵少将寡，地方上各自为政，无人听他指挥，虽能“延揽英雄，务悦民心，立高祖立业”，但毕竟没有大量军队。他为王郎所追捕，曾多次陷入窘境。后来，他逐渐延揽了邓禹、冯异、寇恂、姚期、耿纯等人才，又假借当地起义军的名义招集人马，壮大声势，并联合信都、上谷、渔阳等地的官僚集团，才算站住了脚。由于他实行“柔道”政策，服人以德不以威，众人一旦归心，就较为稳定。
刘秀认为“柔能制刚，弱能制强”，他多以宽柔的“德政”去收揽军心，很少以刑杀立威，这一点，在收编铜马起义军将士时表现得最为突出。当时，铜马起义军投降了刘秀，刘秀就“封其渠帅为列侯”，但刘秀的汉军将士对起义军很不放心，认为他们既属当地军众，又遭攻打杀掠，恐怕不易归心。铜马义军的将士也很不自安，恐怕不能得到汉军的信任而被杀害。在这种情况下，刘秀竟令汉军各自归营，自己一个人骑马来到铜马军营，帮他们一起操练军士。铜马将士议论说：“肖王（刘秀）如此推心置腹地相信我们，我们怎能不为他效命呢？”刘秀直到把军士操练好，才把他们分到各营。铜马义军受到刘秀的如此信任，都亲切地称他为“铜马帝”。
在消灭王郎以后，军士从王郎处收得了许多议论刘秀的书信，如果究查起来，会引起一大批人逃跑或者造反。刘秀根本连看都不看，命令当众烧掉，真正起到了“令反侧子自安”的效果，使那些惴惴不安的人下定决心跟刘秀到底。
公元25年，刘秀势力十分强大，又有同学自关中捧赤伏符来见，说刘秀称帝是“上天之命”，刘秀便在诸将的一再请求下称帝，年号建武，称帝之后，便是和原来的农民起义军争夺天下，此时，他仍贯彻以柔道治天下的思想，这对他迅速取得胜利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刘秀轻取洛阳就是运用这一思想的成功范例。当时，洛阳城池坚固，李轶、朱鲔拥兵三十万，刘秀先用离间计，让朱鲔刺杀了李轶，后又派人劝说朱鲔投降。但朱鲔因参与过谋杀刘，害怕刘秀复仇，犹豫不决。刘秀知道后，立即派人告诉他说：“举大事者不忌小怨”，朱鲔若能投降，不仅决不加诛，还会保其现在的爵位，并对河盟誓，决不食言。朱鲔投降后，刘秀果然亲为解缚，以礼相待。
公元前27年，赤眉军的樊崇、刘盆子投降，刘秀对他们说：“你们过去大行无道，所过之处，老人弱者都被屠杀，国家被破坏，水井炉灶被填平。然而你们还做了三件好事：攻破城市、遍行全国，但没有抛弃故土的妻子；第二件是以刘氏宗室为君主；第三件事尤为值得称道，其他贼寇虽然也立了君主，但在危机时刻都是拿着君主的头颅来投降，唯独你们保全了刘盆子的性命并交给了我。”于是，刘秀下令他们与妻儿一起住在洛阳，每人赐给一区宅屋，二顷田地。就这样，刘秀总是善于找出别人的优点，加以褒扬。
刘秀极善于调解将领之间的不和情绪，绝不让他们相互斗争，更不偏袒。贾复与寇徇有仇，大有不共戴天之势，刘秀则把他们叫到一起，居间调和，善言相劝，使他们结友而去。对待功臣，他决不遗忘，而是待遇如初。征虏将军祭遵去世，刘秀悼念尤勤，甚至其灵车到达河南，他还“望哭哀恸”。中郎将来歙征蜀时被刺身死，他竟乘着车子，带着白布，前往吊唁。刘秀的这种发自内心的真诚，确实赢得人心。
刘秀实行轻法缓刑，重赏轻罚，以结民心。他一反功臣封地最多不过百里的古制，认为“古之亡国，皆以无道，未尝闻功臣地多灭亡者。”他分封的食邑最多的竟达六县之多。至于罚，非到不罚不足以毖后时候才罚，即便罚，也尽量从轻，绝不轻易杀戮将士。邓禹称赞刘秀“军政齐肃，赏罚严明”，不为过誉。在中国历史上，往往是“高鸟尽，良弓藏；狡兔尽，走狗烹；敌国灭，谋臣亡”，但唯独东汉的开国功臣皆得善终，就这一点，就足以说明刘秀“柔道”治国的可取性。
刘秀在称帝之前就告诫群臣，要“在上不骄”做事要兢兢业业，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日慎一日，等等。在后来的岁月里，刘秀一直始终如一地自戒戒人，这种用心良苦的告诫，虽不能根本上扭转封建官场的习气，但毕竟起了一定的作用。当时军中武将多好儒家经典，就是很好的证明。
莫说“洪洞县里无好人”，封建官场虽是一片漆黑，但毕竟还会偶而闪现出一两个良心未泯的人物，就是这些凤毛鳞角的人物，已足以使我们兴奋不已。
“柔道”也属治人之术，但毕竟和虚伪、狡诈有本质的区别，因为后者已不是“术”，而是个人的道德品质问题了。如果连这样的“术”也否定了，那就陷入“文革”期间的“清官比赃官还坏”的荒谬逻辑。
刘秀“柔道”兴汉，少杀多仁，不论是军事，政治还是外交等方面都治理得很好。曹操以奸诈成功，刘秀以“柔道”而有天下，这难道不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启示吗？看来，儒、道理论并非迂腐之学，只要运用得当，完全可以比别的方法更有效，更好。只是千百年来，儒、道之学在这方面的光辉，已被凶残狡诈的人性给掩盖涂篡得不成样子了！
或许，即使对照一下今天，看看刘秀的治身、治国、治民之道，仍不无启示。
三、施以怀柔，以威德服人
1.恩威并施，不战而屈人之兵
政治战的含义，主要是指自己首先在政治、经济、军事、思想、组织等各个方面做好工作，“先为不可胜”，然后以强大的国力尤其是军事力量为后盾，对敌国展开强大的政治攻势，软硬兼施，刚柔并举，以“不战”达到“战”之目的。例如宣传自己力量多么强大，宣扬自己的社会制度多么优越，君主多么贤明，人民生活多么富裕幸福，揭露对方君主的暴虐，政治的黑暗，吏治的腐败，说明自己出兵是为了除暴安民，拯民于水火之中，自己的军队是为正义而战的正义之师，是战无不胜的无敌之军，同时在物质上给对方以诱惑，给敌国人民以实惠，诱使他们同其君主离心离德，对他们的祖国不忠不爱，倾心投奔于我。总之，一方面施以“威慑”，另方面又施以“怀柔”以威德服人，不战而胜。正如荀子讲的，“仁眇天下，义眇天下，威眇天下。仁眇天下，故天下莫不亲也。义眇天下，故天下莫不贵也。威眇天下，故天下莫敢敌也。以不敌之威，辅服之道，故不战而胜，不攻而得，甲兵不劳而天下服。”（《荀子·王制》）这时讲的“眇”字，是“尽”的意思。“仁眇天下，义眇天下，威眇天下”指的是尽天下之仁，尽天下之义，尽天下之威之意。
以国家实力为后盾，辅以“服人之道”的“威行制人”战略策略，由于在使用时强调的侧重面不同，又可分为“战威”、“战德”、“战富”三种形式。
（1）“战威”。这是以军事上强大的压力为“威慑”，辅以政治攻势，以“威慑”为主、“怀柔”为辅的战略策略。如《尉缭子》讲的“高之以廊庙之论，重之以受命之论，锐之以逾垠之论，则敌国可不战而服”“讲武料敌，使敌之气失而师丧，虽形全而不为用”；张预讲的“明赏罚，信号令，完器械，练士卒，暴其所长，使敌从风而糜”，就是“战威”。从战略或策略上讲，大军压境，兵临城下，但不立即付诸武力，而是施之“怀柔”，令敌全师归降，也是“战威”。
（2）战德。这是以自己国家政治清明、社会安定、人民生活幸福、国家军力强大为后盾，以政治攻势为主、不以势压人的“以德兼人”为战略。“以德兼人”的核心是与敌国君主争夺“民心”。它的老祖宗是孔子。孔子说：“柔远人，则四方归之；归诸侯，则天下畏之。”“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荀子讲的“彼贵我名声，美我德行，欲为我民，故辟门除涂以迎吾入。因其民，袭其处，而百姓皆安。立法施令，莫不顺比。”（《兵略训》）《淮南子》说的“修政于境内而远方慕其德，制胜于未战而诸侯服其威”等等，都属于“越德”。
历史上有些学者把孔子的“战德”思想单纯地理解为“以德服人”，忽视国力尤其是军事实力为后盾，这是与儒家始祖的意愿相悖的。孔子一贯主张文事必有武备，武事必有文备，文武合璧，宽猛相济。想通过单方面的实行“仁义道德”而无国家实力作依托，“柔远人、怀诸侯”就成了一句空话。正如商鞅曾经说过的那样，“仁者能仁于人，而不能使人仁；义者能爱于人，而不能使人相爱。是以知仁义之不足以治天下也。”（《商子·划策》）孔子的“战德”战略实际上是一种以实力为后盾同敌国君主争“民”的战略，是一种以文夺心、不动干戈、不用多鼓、和平演变的政治攻心战略。荀子把这一战略列入《议兵篇》范围就是此意。不是“不战”，而是“德战、心战”，打“政治战”。
中国历史上对“战德”战略设计得最具体精彩的当数西汉的名臣贾谊（公元前200年—前168年）。他给汉文帝出主意，对匈奴应采取“建三表”、“设五饵”的“战德”战略同单于“争其民”。
所谓“建三表”，第一是取信于匈奴之民，表明汉家天子说话是算数的，即使“梦中许人”，醒来后也决不食言，使匈奴人“信陛下之诺，若日出之灼灼”。第二是使匈奴之民确信陛下之爱，表明汉家天子是厚爱匈奴人民的，使他们感到见到陛下就像“弱子之遇慈母”一样。第三是使匈奴之民确信陛下会用他们之才，表明汉家天子是爱惜人才的，只要有一技之长，就一定可以得到陛下的赞赏与重用，即“苟有技之所长与其所工，一可以当天子之意”。有此“三表”，就为争取匈奴之民在思想政治上打开了通道。他说：“爱人之状，好人之技，人道也；信为大操，帝义也。爱好有实，己诺可期，十死一生，彼此必至。”（《新书·匈奴》）
所谓“设五饵”，总起来说是要凭借汉朝经济文化发达的优势，以物质利益为诱饵，有重点、有选择地重金收买和笼络一部分匈奴人，扩大其影响，达到“倾一国之心”的目的。具体地说，一是用衣锦车马坏其目：给前来的匈奴人赐与锦绣衣服、银车宝马，使“一国闻之者、见之者，希心而相告”，人人都冀望得到这样的赏赐。二是用丰盛筵席坏其口：给匈奴的来使大摆“酒肉阵”，使“一国闻之者、见之者，垂涎而相告”，人人都冀望得到这样的美食。三是用声色娱乐坏其耳：给匈奴来归降中有影响的人以隆重的礼待，歌舞作乐，使“一国闻之者、见之者希盱相告”，人人唯恐来得太晚。四是用高堂阔宇坏其腹：给前来归降的匈奴人赐以高楼大厦、车马奴婢，使生活远超过匈奴故土。五是用高官厚禄坏其心：给已归顺汉朝的来降者赐以官爵，并特别注意感化与笼络他们的子女。在贾谊看来，“夫胡大人难亲也”，应在“胡婴儿”身上下工夫，争取他们年轻的一代。总之，所谓“五饵”，就是要用诱饵“牵其耳、牵其目、牵其口、牵其腹、引其心”，把匈奴人从单于的手中“牵”出来，“引”过来。
贾谊认为，“三表”、“五饵”政策施行的结果，必将引起并加剧匈奴统治者同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统治者内部单于同群臣之间的矛盾，“使单于寝不得聊寐，食不甘口，挥剑挟弓，而蹲穹庐之隅，左视右视，以为尽仇也。”这样，匈奴的群臣和群众势必像流水似地南下归汉，使“单于无臣之使，无民可守”。民众都争取过来了，单于也就不得不归顺了。
贾谊这套战略当时没有被汉文帝采纳。后人对贾谊的“三表”、“五饵”所见不同，各有褒贬。由于该战略没有付诸实践，当然无法判断其正误。但他这套设想却给我们理解“战德”战略提供了一个绝好的“范例”。
（3）战富。就是“以富兼人”。它主要是凭借自己国家雄厚的经济实力，用经济手段把别的国家的人民招引过来。同样是“争民”，但主要是以“富”争人，以经济搞政治。如荀子说的：“非贵我名声也，非美我德行也，因贫求富，因饥求饱。虚腹张口，来归我食。”（《议兵篇》）这也可说是以“怀柔”为主的“不战而胜”战略。
“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策略思想是在实践中不断地拓宽与深化的。开始时有的侧重于军争，有的侧重于政治，有的侧重于外交，有的侧重于经济，有的侧重于心战，但越到后来越重视双管齐下与多方面多手段的综合运用。所以系统地总结我国古代兵家、兵学家与政治家们关于“不战而胜”的战略与策略的具体表现，对深入了解这一战略与策略很有必要。
2.杀身成仁，做仁人志士
中国有句名言：“杀身成仁”。对于这段话，南怀瑾先生发挥为：“所谓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譬如有许多宗教家，有时碰到与他信仰抵触的事，他宁可舍掉生命，所谓以身殉道。为王道而死的，宗教徒中特别多，历史上的忠臣孝子，也就是这个观念，宁可牺牲，绝不为生命而妨碍了自己心中的理想或信仰，宁可杀身以成仁。这就关系到个人的修养，以及对生命价值的看法了。”
当然，倡导仁义，并不是非得去慷慨就义。而恰恰应该到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去求仁义。樊迟曾向孔子请教仁，孔子答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意思是说：仁在平居谦恭之中，仁在做事认真之中，仁在与人交往忠诚之中。不管你在堂堂中原，还是夷狄之邦，都不可丢掉这些品质。
仁，不在天边，就在你周围，就在你眼前，就在平平淡淡的日常生活工作当中。由此，你要求仁，就要从眼前做起，从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做起。如此求仁，仁也在其中了。比如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是仁的一种体现。再比如送别，真的是生活当中司空见惯的一件小事，但“徐晦送别”的故事，却充分体现了“仁”、“义”二字以及施仁求义的回报。
唐代杨凭，作京兆尹。犯了错误被贬为临贺尉。亲友们没有人敢来送他，只有栎阳尉徐晦一个人到蓝田来送别。权德舆对他说：“你送杨凭，确实厚道，难道你就不怕被连累吗？”他说道：“我徐晦自从做百姓而得到杨凭的赏识而提升，他如今降职调到远方，怎能不来同他告别？假使您有一天被谗言而遭放逐，我还是要将您看作同路人！”权德舆很受感动，在朝中称赞他。过了不久，李夷简上奏提升徐晦做监察御史。且对他说：“你不肯背弃杨凭，难道会背弃国家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