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英国人都是流氓。’我们这位爱国的、逃到法林斯堡或者斯德丁去的澳大利亚人往下说。我现在真记不清波罗的海哪个好好的小口岸做了这个宝贝的巢窝，给他玷污了。‘你们吵什么？呃？你们告诉我吗？你们并不比别人强，那个老滑头拼命跟我大闹一阵。’他那两条腿粗得像一对柱石，他那副大尸体就架在上面，索索发抖。‘你们英国人向来是这样，看到我不是生长在你们那个该倒霉的国家里，只要有一点儿小事，就闹个—闹个天翻地复。把我的证状拿去罢。拿去。我不要这证状了。像我这么一个人用不着你们这张废纸。我要拿来吐口水了。’他啐了一口。‘我要去做美国人了。’他喊起来，气冲冲的，两脚移来移去，好像不肯让个看不见的、莫名其妙的东西把他的踝骨抓住，弄得他不能离开那个地点。他气得发热，弹丸一般小的头顶真是冒烟了，其实并没有什么神秘东西叫我舍不得走开，只是出于那最显著的好奇心，要待在那儿看他的详细报告对于那个手插在衣袋里、背朝着人行道的年青人会有什么影响。他直着眼睛从广场草地望过去，看着那家马拉巴旅馆的黄门廊，那种闲暇神气，活像等朋友预备好了一块儿出去散步的样子。这是他的态度，的确有点碍眼。我等着要看他惊慌得不知所措了，像给长针戳穿心儿那样痛苦，像给人们用桩钉住的甲虫那样扭动—可是我又有点怕看他会这样，这种心境我说不出，只好让读者去体会罢。真的，天下最可怕的事，不是看一个人犯罪被人发觉了，却是看一个人有个比犯罪还下流的毛病给人窥破了。要避免当个法律上的罪人是很容易的，只要有最普通的毅力就行了；但是我们恐怕谁也不敢担保说自己不会犯那些虽然看不见，却也许已经疑虑到的毛病，好比世界上有些地方你总疑心每丛灌木里都藏有毒蛇—那些躲在你心坎里、半生以来你注意着的，或者绝没有留神过的、祈祷上帝把他压下去的，或者像个男子汉根本瞧不上眼的、暗地里遏制了的，或者不去理会的毛病。犯罪是不要紧的，我们受迷惑了，干出挨骂的勾当，干出上绞刑架的勾当，但是我们的精神不死—人们怒骂之后，我们的精神还是完好的，我敢说，上了绞刑架之后，我们的精神还是完好的。可是有些毛病—有时看起来好像是很细微的—却把我们整个人毁了，真是万劫不复。现在我看见那个年青人在那儿，我喜欢他的样子，从他的神气里我晓得他的性情是怎么样；他是打好地方来的，又是咱们这样的人。他真可以代表这样人的血统，可以代表世上一种男女，他们绝不是聪明的、有风趣的—可是他们生活的基础是筑在诚实的信仰同勇敢的本能上面。我并不是指战场上的勇敢、公务上的勇敢，或者任何一种特别勇敢。我只是指那种天生的胆量，敢睁大眼睛来看清诱惑—一种勇往直前的神气，说灵巧是够不上的，天晓得，但是一点装模作样的痕迹也没有—一种抵抗的能力，你们知道吗，要说不漂亮当然可以，却是极有价值的—那是对于外界和心里的恐吓，对于自然的威力和人们的诱惑都持着盲目的可是极可宝贵的强硬态度—还有个坚定的信仰来做后盾。这个信仰绝不屈服于现状，绝不屈服于坏榜样的传染，绝不屈服于抽象观念的恳求。抽象观念都死完罢！抽象观念都是流氓，都是无赖汉，敲你们心儿的后门，个个偷去一点儿你的生命力，个个拿去一小块你的单纯信仰。这几条单纯信仰你必得抓着不放手，假使你们想过着干净的一生，落个好好的收场的话！”
“这些话跟吉姆自然没有直接关系，我说出来为的是他的样子很可以代表那班有作为的傻家伙。我们总喜欢觉得一生里身边有这类人。他们绝不会因为自己太聪明了，或者—我们就说是因为神经错乱罢，反弄得糊涂了。他这种人，你只要一看到那副脸相，就肯全盘都交给他—船上的罗盘也好，其他的事情也好。我说我肯，我总该知道罢。我从前难道不是训练出许多年青人，去红旗底下服务，去海上干事情。那种职业的成功秘诀只要一句话就可以道破，可是你必得天天重新叫年青人牢牢记住，一直等到他们清醒时候没有一个想头不带上那个色彩—一直等到他们睡眠时候没有一个年青好梦不带上那个色彩！大海待我真不错，但是我一记起我手下训练出来的这许多孩子们，有的现在长大成人了，有的已经淹死了，不过都是海上的好脚色，我想我也对得住大海了。我敢打赌，假使明天我回国去，不出两天，一定有些脸给太阳晒黑了的年青大副在一两处船坞门口赶上我，用嘹亮的声音从我头上问我：‘您记得我吗，先生？哈哈！某某那个小孩子。某某那条船。那是我第一次的航行。’我就会记起一个失了魂魄也似的小么儿，跟这张椅子的背差不多高，有个母亲或者大姊站在码头上，看到大船从两旁码头里慢慢驶出去，虽然没有哭出声，已经心里难过得不能挥手帕了；也许有个都还体面的中年父亲清早同他儿子到船上去，说要亲自送他儿子走，可是他分明看上了绞车，整个早上舍不得离开舱面。待得太久了，末了只好爬上岸，连一声再见都来不及说了。船尾楼上的内港艄工拉长声气向我喊：‘用制缰把船拉住一会儿罢。大副。有一位先生要上岸去—你上去罢，先生。几乎把你带到塔尔卡瓦诺去了，是不是？现在可以爬上去了。慢慢的，不忙……好了。到前头就松手罢。’几条拖船冒着地狱烈火一股的烟，勾上大船了，把这条老河搅个浪花乱飞。那位先生到了岸上，揩去膝盖上的灰尘—仁爱的茶房追上，把他的伞扔下给他。什么事情都妥当了。他也有一点儿牺牲献给大海了，现在可以回转家去，假装作完全忘却那一回事了。那个自愿当水手的小孩子还不到第二天早晨已经晕船了。他渐渐学会了这行职业里种种小神秘同那个大秘诀，那时大海叫他活也好，叫他死也好，他总是合式的。人们跑到海上去，同大海赌个输赢，每掷一次骰子，总是大海胜利，这真是一场傻赌。可是当了赌徒的人却喜欢有只年青沉重的手，把他的背重重拍一下，听到年青水手的一种愉快声音：‘您记得我吗，先生？我就是某某小孩子。’”
我告诉你这是件好事；这使你知道你一生里至少有一次干得不错。我给人们这样拍过，我也向后退缩，那一拍可不轻呀。不过这个痛快的一掌却使我整天高兴，晚上睡觉，也觉得世界不再那么寂寞了。我难道不记得那个小某某吗！我告诉你我总该知道哪一种脸儿是对的。我一瞥眼看过去，就敢把舱面付托这个年青人，睡下的时候双眼都—哎呀！这可不十分安全。他不是曾经在破船时候私自逃生了吗？想到这里，我真是恐慌万分。看起来，他跟一块新银币同样的纯净，但是他性格上也许杂了顶下流的成分。杂了多少呢？极少的—极少的一滴稀淡的下流成分；极少的一滴！但是他使你—他站在那儿带着绞死也不在乎的神气—他使你怀疑也许他全是用铜假铸的罢。
“我真不能相信他就麻木到这样地步了。我那时真要看他为着海员的名誉难过得身子直扭。那两个可有可无的汉子瞧见他们的船主了，就慢慢地向我们走来。他们一面踱步，一面闲谈。我简直把他们当做肉眼看不见的东西。他们相对狞笑—也许正在说笑话哩，谁知道。我看出一个有一只手臂断了；至于那个有灰色上髭的高个儿，他是个机车长，在好几方面都可算个恶名昭彰的人物。在我眼里，他们等于没有人。他们走近来，船主的眼睛死板板地向自己两腿之间注视。他仿佛肿得不成样子了，好像害了什么可怕的毛病，或者身里有种莫名其妙的毒药发作了。他抬起头来，看见面前这两个人等候着，他就张开嘴，那副膨胀的脸盘歪成古怪的藐视样子了—我想他是打算向他们说话罢—那时好像忽然来了个新念头，他那双微紫色的厚嘴唇又合拢了，不发一声。他下了决心样子，摇摇摆摆走向马车，这么盲目凶狠、这么不耐烦地推着车门的把手，我心里想，恐怕整个东西连车带马都会翻倒了。赶马车的给他这一推，也不默想他的脚底了，登时恐慌万状，双手紧紧抓着缰，从他的座位转过头来看这个胖子要冲进他的车子。这辆小车颠簸震动得很厉害。船主低下的颈项的朱红颈背，一副使着劲的巨腿，龌龊的、有橘色绿色条纹的、隆起成一大团的背，一个油腻花包袱望里钻滚的神情，使人觉得这些事是天下不会有，觉得既可笑又可怕，好像热病时所见的那种既吓人又迷人的分明的怪诞幻象。他走了。我心里一半料定车顶会裂成两片，车轮上的车厢会像一颗熟棉荚那样爆开—但是只听见压扁的弹簧的搭一声，忽然间一扇百叶窗戛戛作响落下了。他的肩膀又呈现出来，堵住了这个小口；他的头探了出来，好像涨大了，像一个给人抓到的轻气球那样晃动着，他满头大汗，生气得乱吐口水。他凶狠地挥出一只像生肉的红胖拳头，去打那个马车夫。他吆喝他快点出发，快点前进。到哪里去呢？也许是到太平洋去。赶马车的鞭声一响，小马鼻子喷出气来，提起前脚，用后脚站一下子，立即溜蹄飞跑着去了。到哪里去呢？到亚比亚？到檀香山？六千哩的热带也够他耍一耍，我也再没有听到他的确实行踪。这只鼻子喷气的小马一霎眼攫他到‘永生’里去了，此后我再也没有看见他了；而且自从他坐上这辆旧马车，在一阵灰尘中从我面前拐个弯逃走后，我就不知道有谁再瞥见他过。他走了，不见了，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深深躲起来了。说也奇怪，看起来好像他将这辆马车也带走了，从他走后，我就绝没有再碰到过这么一匹耳朵裂了的黄褐色小马同这么一个害脚病的、无精打采的赶马车的塔木尔人。太平洋真够大呀；可是不管他在太平洋上有没有找个施展他本领的地方，我们总知道他已飞到空间去了，同一个女巫骑帚柄飞走一样。手臂吊起来的那个小鬼追赶着那辆马车，怪可怜地喊：‘船主！我说，船主！我—说！’—但是跑几步也就歇下了，垂下了头回转身慢慢走着。听到车轮辚辚地响，那个年青人扭过身来，还是站在那儿。他再也不动了，没有摆什么手势，也没有别的表示；马车摇摇摆摆走了，看不见了，他还是朝这个新方向望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