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是的，我那一次到法庭去旁听，”马罗总是这样子开头，“一直到此刻我还是莫名其妙我为什么要去。我愿意承认我们每个人都有个保护神，可是要你们这班人先让步，肯承认我们每个人还有个随身的魔鬼。我要你们承认这一点，为的是我总不愿意觉得自己是个与众不同的古怪东西，明知道他—我指的是魔鬼—的确在我身旁。我当然没有亲眼见过他，但是从他的种种伎俩，我能够证明他真是死跟着我。他既是那样凶狠，当然要把我陷到那类事情里去了。你们会问，哪一类的事情呢？还有什么别的，就是那回审问的事情，那只黄狗闹的事情—你们决不会想到人们会让一只遍身长了癣疥的本地恶狗跑到法庭的凉廊上去把人摔倒，你们难道会想到吗？—魔鬼却总是用这种拐弯抹角的、预料不到的、十分鬼鬼祟祟的手段，使我碰到身里有腐化分子的、有僵化分子的、有看不见的瘟疫分子的人们。天呀！还叫这班人一瞧见我就滑了舌头，把他们心里的黑暗秘密全盘告诉我；好像我自己真的没有什么秘密事情—老天爷保佑我罢—好像我自己的秘密事情还不够使我的灵魂烦恼，一直烦恼到我注定命终的日子。我干了什么，配受人们这样另眼看待，我自己也不晓得。我敢说我的私事并不比街上任何人少，我的记忆力又不比人生这路程上一般行人强得多少，所以你看我并不什么特别合式做人们体己话的储藏室。那么，为什么单要拣出我呢？谁知道—除非是预备着做这类晚餐后的消遣材料。查利，我的好朋友，你的菜真不错，弄得这班人吃得太饱了，不想动弹，连静静地斗纸牌都觉得太费劲了。他们躺在你这几把舒服的椅子上，心里想：谁肯去卖力气。让马罗说故事罢。”
说故事！好罢。饱饱地吃了一顿，躺在离海面二百尺的地方，手边放了一匣上等的雪茄，谈起吉姆伙计来，这是件很容易的事。而且今夜满天的星，空气又新鲜，就是我们里面最明白的人也会忘记我们不过是暂时寄身在这个世界上，也会忘记我们此后还得在这所迷园里自己找出一条路子，每秒宝贵的时光都得当心，每走一步都不能退转去，也会相信我们居然会弄个好结果下台—其实，哪里能有这么大的把握呢—我们千万不要希冀能从跟我们肘碰肘的人们那里得到多少帮助呀。固然，世上有一班人无忧无虑过了一生，好像全是餐后衔一枝雪茄的情调。他们过个快乐的、空虚的舒服生活，也许找些奋斗的幻影来助兴，可是那个幻影早已忘却了，奋斗的结果还未实现—奋斗的结果还未实现—假使说偶然真有个结果的话。
审问时候，我第一次跟吉姆直目相视。你们一定知道，凡是跟大海有一点儿关系的人，那天都到场了，因为这几天人人都晓得这回事了，自从亚丁来了那封神秘的无线电报，叫我们大家都吱吱喳喳谈起来了。我说神秘，因为在某种意义之下，这回事的确有点神秘，虽然里面包含的事实是很明白的，天下事不能够比这再明白、再丑了。水边所有的人们不谈别的，光说这个。清早起来，我在官舱里穿衣服，就听见我的仆人帕栖人杜巴士在隔壁伙食房里一面喝人家给他的茶，一面用土话跟厨子说起帕特那。一走上岸，我碰到的熟人第一句话总是：‘你听见过比这更奇怪的事情吗？’那个人或者冷笑一声，或者露出悲哀的神情，或者咒骂一两句，这自然也得看那个人的心情是怎么样的。陌生人为着彼此要吐露对于这段新闻的意见，会亲切地攀谈起来。每个可恶的游手好闲的汉子跑到别人家里，报告了这个消息，就混到不少酒喝。你到处都可以听见人家谈论着，在港口海关，在每家船舶掮客的铺子里，在你的代办处，从白种人嘴里，从本地人嘴里，从杂种人嘴里，甚至于从你上岸时看见的半裸体、蹲在石阶上的船夫嘴里—天呀！你们知道，有些人因此生气，有不少人拿它来做开玩笑资料，大家都在胡猜那班航海人现在变得怎么样了，谈个不休。这样子有两星期光景，大家意见渐趋一致，以为不管里面的神秘成分是什么，这回事总免不了是很悲惨的。一天晴朗的早上，我正站在海关台阶阴影里，瞧见四个人顺着码头向我走来。我纳罕一下，这班怪头怪脑的人从哪里跑出来的呢，忽然间我明白了，可以说向自己喝一声：‘他们现在到了！’”
“他们的确到了，三个人身体平常，一个人的腰围却大得不堪，活在世上的人总不该有那么大的腰围罢。这四个人刚刚饱饱地用了一顿早餐，他们坐的那条得尔轮船公司走外洋的汽船是在太阳出来后一点钟进口的。他们必定是帕特那船船员，绝对不会错；我一眼看过去，立刻认出那个嘻嘻哈哈的帕特那船船主。他是我们这颗老地球上整个要不得的热带里最大的胖子。而且，大约九个月以前，我还在三宝垄遇见过他。他带的汽船那时泊在码头装货，他老是痛骂德国的专制制度，天天从早到晚在得准几酒店后面把整个人浸在啤酒里；得准几连眼都不一，每瓶要他一块荷兰国币，可是他也弄得不耐烦极了，曾经招我到一边，他那副好像是皮革制的小脸孔全皱了起来，很亲热地对我说：‘船主，生意管生意，但是这个人，他真叫我恶心极了。啐！’”
我从阴影里看他。他匆匆忙忙地走着，赶在别人前头，太阳光射到他身上，把他的躯干照得特别吓人。他使我想起一只驯熟了的小象用后脚站起来走路。他一身打扮辉煌得出奇—披一件有鲜绿色同深橘色直条的腌臜睡衣，赤脚上拖一双破碎的草鞋，戴一顶别人不要的拿破仑式帽子，全是油垢，比他的头小两号，用麻绳扎在他的大头上。你们知道一个人处他这样地位，要向人们借衣服，总是不会成功的。好罢，他火急走来，也不向左右看，跟我只隔三尺，从我面前走过去了。他很天真地哗喇哗喇走上楼梯，到港口办事处去受开除处分，去报告经过情形，你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罢。
后来我们才知道他开头就向船务主任说话。船务主任亚基·剌司汾鲁刚走进来，据他自己说，正打算把他底下的秘书教训一番，算做那天勤谨工作的开始。你们也许认得他—一个很客气的杂种葡萄牙人，小身材，颈项光剩一层皮，真瘦得可怜，总在活动着，要各船船主给他一些吃的—一块腌猪肉，一袋饼干，几颗马铃薯，或者其他杂碎东西。我记得有一回航行后我赏他一只活羊，那是船上粮食剩下来的。我并不是要他帮我什么忙—你们知道，他没有这个本领—却是看到他那样天真地相信他有这个神圣特权，使我很为动心。他那种坚持到底的态度差不多含有一点伟大气味。这大概是由于他那个种族的民族性—其实该说，那两个种族的民族性合并起来—再加上那里的气候—不用说罢。我知道谁是我的终身朋友。
好罢，剌司汾鲁正在狠狠地教训他—我想是关于奉公守职这一点—抽过身子来看见—他是这样说—一个庞大的圆形东西，像个条子纹棉织法兰绒包着的、一千六百磅重的大糖桶，倒放在办事处大块地板中间。他说他大为错愕，有好多工夫不明白这个东西是活的，只是呆坐着，心里纳闷他们为什么要把这个糖桶运到他桌子面前来，而且怎么运来的呢。通到前屋去的拱门口黑压压地挤满了许多人，有拉风扇的人、扫地的人、法庭里的巡警、港口小汽船的艇长同水手，大家都伸长颈项，差不多都爬在彼此背上，真是一团纷乱。这时候那个胖子已经设法把帽子拉扯下来，稍微鞠躬，向剌司汾鲁走来。他告诉我看到这样子，他心里非常难受，有好些时候他完全不懂得这个鬼怪到底要什么，他只是静听着。那个胖子说话声音粗糙沉重，毫无畏惧的神气。亚基慢慢明白了，这是帕特那这件案子的新发展。他说，他一知道站在他面前的人是谁，心里就觉得很不舒服—亚基是极富于同情心的，一下子方寸就乱了—但是他只好下个猛劲，喊道：‘停住！我不能听你的话。你得去见总办。我真不能听你的话。你该去见厄力奥特船主。’他跳起来，跑过那张长柜台，拉着胖子望前推。那个胖船主起先很服从，听他调度，只是显得有点惊奇。到了厄力奥特的办公室门口，一种自卫的本能却使那胖子退后，像只阉牛那样喷出鼻气，喊道：‘听我说！什么事？放手！听我说！’亚基也不敲门，一下子把门打开。‘帕特那船主在这里，先生，’他大声喊，‘进去，船主。’他看见那个老头子正在写字，他的头抬得这么快，连夹鼻眼镜都掉下来了。他砰的一声将门关好，逃到自己的写字台边，那里还有几张纸等着他签字哩。但是那边吵闹得那么凶，他说有一会儿他简直糊涂得连自己的名字怎么拼都记不起来了。亚基是全球上神经最锐敏的船务主任。他说他好像把一个人活活地扔给了一只饿狮。那边的声响的确不小，连我在底下都听到了，我相信广场上全能听见，一直到那音乐棚子。厄力奥特这位老公公总有一大串话要说，又能够大声呼喊，而且不管在他面前的是谁，他连总督都敢当面骂。他常对我说：‘我的地位已经高到不能再高了，我的养老金是不成问题的，我也积下了几镑钱。假使他们不赞成我的责任观念，那么我率性回老家去罢。我是个老人，爱说实话。现在我唯一关心的事，是在我死去之前将我几个女儿嫁出去。’他在这一点上有些颠头颠脑。其实他那几位小姐都是怪好的，虽然像他像得出奇。有几个早上，他醒来对于她们婚姻的前途很抱悲观，那些办事处人员都可以从他眼神里看出来，他们就怕得发抖，据说他必定要抓一两个人痛骂一顿，算做他的早餐。但是那天早上，他却没有把这个逃到外国的德国人吃了，却是—假使我还可以用那个比喻的话—将他嚼成顶细的小块，然后—呀！又吐了出来。
所以过了一会儿，我看见他这个庞大躯体又匆匆忙忙走下，站在外头台阶上。他停在我身旁，为的是要默想一下子。他紫色的大脸盘颤动着，一面咬着他自己的大拇指，过些时候用焦急的眼光斜瞟我。跟他一同上岸的那三个汉子聚在一起，站在稍远的地方等着。一个脸带黄色，样子很卑鄙，一只手用吊腕带吊起；另一个穿件蓝法兰绒衣服，高身量儿，同木屑一样的干燥，并不比扫帚胖，有几根下垂的灰色胡子，他拿眼四望，显出逍遥自在的傻神气；第三个是个笔直站着的宽肩青年，手插在衣袋里，背朝着那两个人。他们大概正在专心谈话，他却望着这片空旷的广场。一辆斜欹的马车，到处都是百叶窗，浑身的灰尘，刚停在这一群人对面，赶车的把右脚搁在左腿上，一心一意细瞧自己的足趾。那个年青人分毫不动，连头也不摇一下，光是望着阳光，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吉姆。他这种不在乎的、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神气，只有年青人才做得出。他站在那儿，脸和手脚都很干净，稳稳地站着，太阳光真没有照到过一个比他更有望的青年了。我看见他，知道了他所知道的，而且还比他多晓得一点儿，心里非常生气，好像窥破他在掉什么枪花，想把我的什么东西弄到手。他不该显得这么自得的样子。我心里暗自忖度—假使像他这种人也会干私自逃生那个下流勾当，那还了得……我好像痛心得能够把我的帽子掷到地面，跳上去践踏。有一次我就看见一位意大利船主这样干过，因为他的饭桶大副在一个满是船只的码头上临时抛锚时，把锚弄得乱七八糟了。我看见他分明这么自在，就自问道—难道他是个傻子吗？是个麻木不仁的人吗？他好像快要撮唇吹出一个调子来。你们看，那两个人的行动我丝毫也没有留意，为的是他们卑鄙的样子有点儿跟大家都知道的、将来法庭要追究的那件丢脸的事相称。‘楼上那个疯子，那个老滑头，居然骂我是狗，’帕特那的船主说。我不知道他认得不认得我—我倒想他是认得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的视线碰着了。他圆睁眼睛—我微笑着，想起从那扇打开的窗子传到我耳鼓中的许多诅骂话里，狗可算是最轻的一种了。‘他真的这样骂了吗？’真古怪，我竟压不住我自己的舌头。他点点头，又咬着他的大拇指，放低声气咒骂。忽然间他抬起头来，一派悻悻的、凶猛的无礼神气—‘呸！太平洋大着哩，我的朋友。你们这班该死的英国人，让你们尽量凶狠罢；我知道像我这样的人有的是地方去；我又可以过得很好了，在亚比亚，在檀香山……’他想得远了，就住嘴不说。那时我心里很容易画出将来跟他一起的是哪一类人。我老实告诉你们，我也常跟那一类人在一起过。有时一个人迫不得已，只好装做跟谁一起都是有意思的。我尝过这个味道；我此刻也不拿出道学家的脸孔，埋怨这些不得已的情形，其实这班坏人有些因为没有道德—道德—我怎么说才好呢—道德架子，或者因为其他同样不容易看出的理由，反是双倍地叫人增广见识，二十倍地有趣，比起你们宴饮的那班体面的奸商—你们倒并不是非请他们不可，只是因为受习惯支配，因为怕得罪人，因为你们是好好先生，以及其他一百个下流的、不充足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