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民本意识
民本思想源远流长，《尚书》中早有“民惟邦本”之说。民本思想要求为官者察民性、顺民情，知民、爱民、为民、利民、富民。以民为本，是为人民服务这一道德核心的重要体现，是评价领导干部道德意识的重要标准。是否视民为本，为民服务，是领导干部道德建设首要解决的问题。邓小平曾以人民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想问题办事情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以民为本思想的重要体现。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面向新世纪的党员领导干部加强和改进自身道德建设的总纲。胡锦涛同志提出科学发展观和以人为本。每位领导干部，都要始终践行科学发展观，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最本质的人格特征和政治素质，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时刻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坚持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深怀爱民之心，恪守为民之责，善谋富民之策，多办利民之事，脚踏实地，真抓实干，务求实效。作为领导干部，如果贪图虚名，不知民情、不顾民意、不惜民力、不解民难，就违背党的宗旨和科学发展观要求，就会导致决策失误、工作受损，危害党的形象，损害群众利益和党群干群关系。
（3）诚信意识
诚信作为一种道德评价标准，是一切道德的基础和根本，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也是对领导干部最基本的要求。古人言：“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一个信用缺失、道德沦丧的国度，不可能有快速、持续、健康发展的经济。诚信教育不只是对百姓进行教育的问题，更重要的是领导者要率先垂范，做好表率。要依法履行职责，在各自职权范围内，认真负责地做好工作，坚持恪尽职守，敢于说真话，说老实话，做老实事，当老实人，反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作表面文章。诚信是个人的立身之本，也是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德行。领导干部首先要做讲诚信的领导，如果急功近利，言而无信，就会失信于众。
（4）公正意识
公正理念，包括司法公正、待人公正和处事公道等内容。公正是对个人良好道德品质的基本要求。权力的行使是否公正、公平，是否指向公众利益，与领导干部的学识、能力、道德密切相关。而在这几个因素中，道德往往是第一位的和最关键的。人的德行的好坏，直接影响着权力运作的效果和结果。领导干部代表国家和人民行使权力，必须站在国家和人民的立场，坚持从严治政、依法办事，不能以个人的好恶来行使权力，反之就会违背权力道德，丧失公正原则，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因此，提高领导干部的道德能力和道德水平是保证权力运行公正的重要手段。
（5）尚廉意识
廉洁是“为政之本”，“为官之要”，是共产党人的基础性品德。
领导干部是全社会的表率，以身作则，廉洁自律，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具备的道德品格，也是人民对他们的起码要求。“廉洁奉公，勤政为民”是领导干部道德的主要内容。其中，廉洁是为民的前提，不讲廉洁，就做不到为民，做不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有可能失去民心。没有廉洁，也谈不上勤政、务实、高效。领导干部必须努力做到“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公正清廉，公道正派，不辜负人民群众的期待。自古百姓爱“清官”，只有清正廉洁，才能真正为民作主，为民办事，受到人民群众的拥戴，党的执政地位才牢靠。
作为领导干部切实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不被金钱所惑，不被美色所迷，不被人情所困，才能耐得住寂寞，抗得住诱惑，管得住小节，守得住清贫。
（6）自律意识
官德修养很重要的一条是看党员干部对自身言行有无约束力。有些人能够小心谨慎，用纪律和法律约束自己，成为遵纪守法、廉洁奉公的模范；有些人却视纪律和党规党法为儿戏，甚至以身试法。其中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有没有自律意识。领导干部应该自觉克己自律，在个人利益与人民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在制度不健全、政策有漏洞的时候，在无人监督、在各种不健康思想侵蚀和引诱的时候，必须时时刻刻注意提高警惕、约束自己，保持清廉本色。须知，保护自己的最好办法，就是自己管住自己。古人将自律分为“有见理明而不妄取者，有尚名节而不苟取者，有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者”这三种。尽管尚名保节的自律、害怕惩处的自律无可非议，但对于领导干部来讲，应该自觉做见理明而后行者，把廉洁自律建立在高度自觉的基础之上，做到慎权、慎欲、慎微、慎独、慎交、慎始、慎终。否则，道德修养不到家，思想道德防线一旦崩溃，无论有多好的制度、法律、条规，也难免逾矩，陷入腐败泥潭。
加强道德建设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要靠自身不懈的努力，以“君子检身，常若有过”的态度，反躬自省，时刻注意以德修身，以德立威，以德服众，在道德修养方面成为民众的表率。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先做；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坚决不做。
言必行，行必果，做到学和用、知和行的统一。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通过一点一滴、一时一事的改进，把自己修炼成有理想抱负和道德高尚的、纯粹的人。
周恩来同志在世时，一贯要求领导者始终保持一种“总觉得自己对革命有所欠缺，总觉得工作做得不很好，不能满意”的心理状态。这种心态，就是“为官”者的“敬畏”，是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事业心。
（7）忧患意识
古语说：“忧危启圣智，厄穷见人杰”；“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理应成为当今“为官”者的座右铭。事业越成功，越要谦虚谨慎，自省失误和过错；仕途越顺利，越要管好自己，礼贤下士，注重名节；权位越高，越要警钟长鸣，抵制诱惑，严格约束自己。忧患是最可宝贵的精神品质，时时激励人的志气，砥励人的信心，启发人的智力。我们应该时刻记住那句庄严的歌词：“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国家崛起应成为每一个官员首当其冲的责任，民生问题应成为每一个官员寝食不安的心头之虑和当务之急。然而，经济发展了，一些干部很容易头脑发热，忘掉居安思危，乐以忘忧起来。各级官员越是在取得成绩的时候，越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改革发展，锐意进取而未雨绸缪，为民执政，兢兢业业而如履薄冰。
忧患意识还包括“忧己”意识，“忧己”要比“忧国”、“忧民”更难些。鲁迅先生有句名言：“为官必须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要无情地解剖自己”。我们的一些官员不愿“忧己”，其实是认为自己没有什么可忧的。从表面上看，这些人前簇后拥，一呼百应，是没有什么可以“忧己”的，但近几年来大小贪官被绳之以法的教训告诉我们，越是自我感觉良好，大难也就越要临头了。尤其是那些认为自己是“你办事，我放心”式的干部，即使是出了差错，也是改革、发展中的问题，没必要大惊小怪的官员，更应该做到“吾日三省吾身”。常怀“忧己”之心，才能干出忧国、忧民的壮举，这是被很多事实证明的真理。
（8）公仆意识
公仆意识即是服务意识。领导干部是人民的公仆，是以为民服务为己任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必须尽到的道德义务。邓小平提出的“领导就是服务”，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治道德原则。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要求全党的政治观念和道德观念必须为发展社会生产力服务，为加快经济建设服务，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服务。所谓公仆，就是廉洁奉公，做官，就是要摆正自己的位置，确立与老百姓水乳交融的关系，“主仆关系”不能颠倒。而在现实生活中，某些官员高高在上，习惯于俯视别人，由人民的公仆变成了人民的主人，当官做起了老爷。有人时常以“公仆”自居，口口声声“民生疾苦”，而暗地里却在谋取私利，对老百姓最急切、最直接、最现实、最关心的利益不闻不问。强调公仆意识非常重要和迫切，必须通过制度予以保障。
（9）节俭意识
这应成为每个为官之人的优良品德。近年来，某些官员的奢侈浪费之风在群众中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一顿饭，一头牛；屁股下面一幢楼”，某些官员虚荣心与攀比欲，驱使他们在公务接待上的损耗相当惊人。党风、政风引导着民风，社会上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良风气，关键靠政府机关和各级官员来示范、来引领，节俭之风也是如此。因而，节俭不仅仅是一个官员的生活作风方面的品德，而是关系到建设和谐社会的一件大事。每一个官员都应以身作则，以节俭为天职，带动更多的人们体验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体验科学健康生活的意义，体验对环境生态的友好，持之以恒的坚持不吃祖宗饭、不夺子孙粮又好又快的发展观。各级官员的生活作风，体现党的宗旨，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
（10）责任意识
责任是什么？对于领导干部来说，责任就是对其履行职责的主观守诺和忠诚践约。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就是对一位领导干部最基本的责任要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具有高度责任感的领导干部，他具有强烈的“想干事”的责任意识，他具有真正的“能干事”的责任能力，他具有务实的“真干事”的责任行为，他具有突出的“干成事”的责任成果。一句话：领导干部责任重如泰山。责任是领导干部最基本的道德修养。恪尽职守，勤政为民，廉洁奉公，正直公道，是领导干部最重要的官德，是领导干部最基本的职业精神。责任感是一种精神，是一种潜在意识，是自我的担当，是自觉的付出，是衡量领导干部精神素质的重要尺度。对于领导干部来说，责任感就是对做好自身权限内工作的一种自我要求和鞭策，是一种必须干事和干成事的职业精神。有了这种职业精神，就能抢抓机遇，应对挑战；就能求实创新，锐意进取；就能拼抢争超，创造辉煌。
11.官德体现在干群关系之中
调整官民关系迫在眉睫。如何调整？说一千道一万，首要的一条是官员要打掉“当官做老爷”的思想，牢固树立“做人民的儿子”的观念。
官民矛盾是同贫富矛盾相联系的，是政府官员对待贫富矛盾态度的延伸和后果。比如拆迁矛盾的激化，十有八九是因为居民怀疑官方与开发商捆绑在一起所造成的。再比如官民矛盾中的一个大疙瘩是所谓“权贵经济”。有不少高干子女在金融、外贸、国土开发、大型工程、证券五大经济部门担任主要领导职务的。相反，夺取奥运金牌这么光彩的事业，获奖者中无一名高干子女。是不是因为金牌的投入产出比低于金融、外贸、国土开发呢？大家知道，旧中国有“四大家族”之说。有人说，如今少数权贵拥有的财富远大于“四大家族”中的某些家族，“四大家族”在今日之权贵经济面前是“小巫见大巫”。虽然这一点没法统计，也可能有夸大之嫌，但空穴不来风，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群众对官僚特权集团的不满。这种局面，群众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从而引发上下矛盾，破坏了党群关系。
改进党风是恢复干群血肉联系的关键。有的地方强调党组织“全覆盖”。究竟用什么来覆盖，值得从长计议。覆盖，应当是重质量，轻数量；应当是用党的优良作风覆盖，用公平正义覆盖，用共同富裕覆盖。作风是没有文字的教材，无形的覆盖胜过有形。
“润物细无声”，用无形的党风覆盖能够深入、持久。反之，如果官员与富人打得火热，为富人说话的代表、委员比重过高，就是一种“政治失衡”，到一定时候就积重难返。有人把韩国前总统卢武铉的跳崖自杀称作“悬崖平衡”。出身贫寒的卢武铉看到了社会失衡，在当政后企图搞点平衡，可惜在上层代表富人的权势人物太多，卢已无回天之力，落得如此下场。
从法的角度看，官民矛盾就是公权与私权的矛盾。官，是公权的代表者和实施者；民，是私权的拥有者和享受者。犯罪是双向的，而不是单向的——不只是公民破坏和危害国家和社会的利盖，还包括国家机关等公共部门对公民个人权益的侵犯。维权要维护公权、私权两种权。过去，我们忽视了后者，“欠账”太多。官告民十拿九稳胜诉，民告官的事十分罕见，即使有几宗，也是败诉的居多。在刑法从国家刑法向公民刑法转变的过程中，一方面是官员依然死抱住“公权超越私权”的理念不放；另一方面是百姓尚不善于正确地运用私权。于是，官民之间的磨擦便多了起来。
调整官民关系迫在眉睫。如何调整？说一千道一万，首要的一条是官员要打掉“当官做老爷”的思想，牢固树立“做人民的儿子”的观念。是“老爷”还是“儿子”，关系大不一样。邓小平以做人民的儿子而自豪。官员要做人民的儿子就要弯下腰来听人民的，勤快地为人民办事。可是，现在有些官儿酷似老爷，高高在上，动不动就骂百姓“刁民”。作为官员更应当看到：有些“刁民”是刁官逼出来的，是刁官带出来的，是先有刁官后有刁民，是刁官增多，再是刁民增多。刁官把自己头上的“刁”字摘掉了，刁民也会相应地把自己头上的“刁”字拿掉。官民的素质极大提高，官民之间就会是鱼水关系、血肉关系了。就这一点来说，革命战争年代的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实在令人怀念。
